奉诏辅政，打击异己
清朝大将鳌拜作为“先帝”顺治的“忠臣”，在奉诏辅政之后，却不自觉地发生了转变，弄权成了他的第一要务。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39岁的睿亲王多尔衮病死，顺治帝福临以14岁幼龄开始亲政。在顺治帝亲政期间，原来遭受睿亲王多尔衮打击的豪格派得势，鳌拜因屡受多尔衮贬抑，颇得郑亲王济尔哈朗喜爱。多尔衮一死，鳌拜即被晋爵三等侯。顺治八年（1651年），鳌拜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并晋爵一等侯兼一等骑尉。
不久，鳌拜与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四人被授领侍卫内大臣，参预朝政。这样，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贵族，掌握了朝中大权，鳌拜从此平步青云，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顺治十三年（1656年），鳌拜上奏顺治帝说：“请陛下三年进行一次大阅兵，以讲武事。”鳌拜的奏请得到顺治帝的认可，顺治帝遂命大臣、侍卫等在御前较射，以鳌拜为令，统领其事。这一年的十一月，鳌拜在以前征战中所受的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帝亲临其府第视疾，这使鳌拜觉着荣幸之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深得顺治帝器重的鳌拜，被授以少保，并兼太子太保。很快，又升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专门教习武进士。
鳌拜与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四人，对顺治帝忠心耿耿，深得顺治帝与孝庄皇太后的赏识与信任。他们被委任掌握宫廷宿卫的同时，又掌握上三旗实权。他们经常守卫在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身边，参政议政。太后有事，即通过索尼、遏必隆、鳌拜、苏克萨哈传谕；太后有病，鳌拜、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四名近侍护卫，昼夜轮流护卫，食息不暇，从而受到顺治帝的嘉奖。
就在鳌拜深受宠信之时，顺治帝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不幸病死，年仅24岁。在他弥留之际，遗诏指定年仅八岁的三儿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正月初九日，玄烨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下，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同时，顺治帝在遗诏中说：“特命内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告示中外，咸使闻知。”
在四大辅臣之中，居于首位的索尼是四朝元老，并深得孝庄皇太后的信任与赏识，鳌拜虽然有大功在身，也不敢与之针锋相对。居于第三位的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遇事无什么主见，总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鳌拜对其根本不放在心上。居于第二位的苏克萨哈，爵位较低，仅为一等男，但地位仅次于索尼。如果索尼死去，苏克萨哈即有替补其位的可能。这使得鳌拜心存芥蒂，两人遇事总争吵不休，以致于成为仇敌。加之黄旗与白旗之间宿怨较深，鳌拜便利用黄、白旗之间的积怨，在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之间制造事端，借以打击苏克萨哈。
黄、白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清太宗皇太极之时，主要是由于皇太极改旗和圈地所致。皇太极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一日即汗位，不久便将自己掌握的正白旗、镶白旗改为正黄旗和镶黄旗，分别为左、右翼之首，使其地位日益高升。同时，皇太极又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幼子的正黄旗、镶黄旗改为正白旗、镶白旗，使其居于左翼之中，地位每况愈下。从此，黄、白两旗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顺治初年，清王朝占领北京城的第二天，便下令北京城内的汉人居民一律迁到城外居住，内城由满洲八旗驻防。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顺治帝下诏说：“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指汉人）无主荒田，及明朝国舅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着户部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上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来诸王各官兵丁及现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这一上谕明确规定了分配田地的办法，近京各府州县由此全面展开了对民间田地的争夺，称之为“圈地”。
在圈地过程中，按照规定，依左、右翼次序分配。但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凭借自己的便利条件，擅自将本应属于镶黄旗应得的水平府（今河北卢龙）之地给了自己的正白旗，而于保定府（今河北保定）河间府（今河北河间）、涿州（今河北涿县）等处别拨土地给镶黄旗。多尔衮的所作所为，当时在黄旗中引起了不满，但由于当时情势，并未有人提出异议。
鳌拜为了笼络黄旗大臣，孤立、打击苏克萨哈，又旧事重提，立即引起正黄、镶黄两旗大臣的共鸣。加之索尼一向与苏克萨哈不和，鳌拜遂于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指使两黄旗旗民上诉，要求更换圈地，造成八旗纷纷要求重新更换圈地的形势，给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带来极大困扰。孝庄皇太后只好把两黄旗旗民的上诉让户部处理。
户部尚书、正白旗大臣苏纳海认为不妥，他说：“旗人安业已久，且康熙三年（1664年）已下诏不许再行圈地，请罢议此事。”
苏纳海的阻止，使整拜大为不悦，他竟然假托圣旨让贝子温齐等人私自勘地，并于康熙五年（1666年）三月声称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支持镶黄旗圈换土地，移回左翼之首。这时鳌拜的行径都是偷偷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造成已迁回左翼之首的事实。鳌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将北京东北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四县之地立即圈拨给镶黄旗。照这样一来，户部复议苏纳海、鳌拜二人的建议时，所议的已不是镶黄旗是否应该迁回左翼之首，而是如何圈拨土地安置迁回的人口了。
康熙五年（公元166年）秋天，户部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等人，依照第一种主张率人前往正白旗所占之地进行丈量，为圈换土地作铺垫。但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20余年的正白旗旗人坚决反对，怨声载道；镶黄旗旗人则坚持非换不可，这样一来双方相持不下，以至于土地荒芜。消息传至京城，年幼的康熙帝向祖母孝庄皇太后奏报了圈换土地造成良田荒芜之事，要求孝庄皇太后切责鳌拜等人，中止圈换土地。
就在这时，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交章上疏。朱昌祚在上疏中说：“臣等履亩圈丈将及一月，而两旗官丁较量肥瘠，相持不决。且旧拨房地垂二十年，今换给新地，未必尽胜于旧，口虽不言，实不无安土重迁之意。至被圈夹空民地，百姓环诉失业，尤有不忍见闻者。若果出自庙谟，臣何敢越职陈奏？但目睹旗民交困之状，不敢不据实上闻。仰祈断自宸衷，即谕停止。”
王登联上疏说：“旗民皆不愿圈地。自闻命后，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弃不耕，荒凉极目，亟请停止。”
朱昌祚、王登联二人的奏疏，对鳌拜胆大妄为，随意圈换土地，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如实奏报，并预以抵制，要求中止其事。同时，户部尚书苏纳海也认为：“屯地难于丈量，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不肯指出地界，宜候明诏中止其事。”并建议撤回有关官员，停止大量换地。
鳌拜闻知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的奏疏，及苏纳海的决定，惊慌失措，他感到自己处心积虑筹划的圈换土地之事随时有被迫中断的可能，那时自己将会一败涂地。于是，鳌拜决心先下手为强。
鳌拜以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及户部尚书苏纳海办事不力，迟误圈换土地为由，将他们三人逮捕，交付刑部审理。他还以朱昌祚、王登联二人上疏之时，曾将奏疏让苏纳海看过为由，诬陷他们结党营私，违背祖制，以激怒孝庄皇太后，置三人于死地。同时，鳌拜还处罚了三名不肯受地的镶黄旗副都统，将他们撤职查办。
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被交付刑部之后，刑部认为律无正条，只对他们鞭一百，籍没家产。年仅13岁的康熙帝接到刑部的奏疏之后，知道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三人本无罪过，只是因阻挠鳌拜进行圈换土地，将鳌拜惹怒而招致祸端。康熙帝觉着事体重大，便亲自出面，特召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辅臣，并赐坐询问案情。鳌拜极言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三人罪大恶极，要求康熙帝对他们处以重罪。索尼、遏必隆二人则随声附和，唯独苏克萨哈沉默不语。因为他明白，自己在四大辅臣中，只占少数，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只好以缄默表示反抗。
康熙帝虽然年仅13岁，但他却是非分明，并没有听信鳌拜等人的话，仍然以刑部所议对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进行处罚，婉拒了鳌拜的请求。但鳌拜的权力欲已极度膨胀，他仰仗自己的权势，竟然矫旨将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三人处以绞刑。并株连已故的苏纳海族人原户部尚书英武尔代，将赠与苏武尔代的官职尽行削去，定罪处罚。鳌拜杀了朱昌祚、王登联、苏纳海三人之后，强行圈换土地。据拨地侍郎巴格统计，在鳌拜强行圈换土地过程中，镶黄旗迁移壮丁共40600名，圈换土地123000垧；正白旗迁移壮丁22361名，圈换土地111850垧。
侵凌皇权，终致败局
当初顺治没有选择宗室亲王担当辅政大任，而是选择了异姓大臣。这也许跟他幼年时期多尔衮专权的经历有关，他不想再出现一位“多尔衮”来操控子孙的天下。不过，权力这个魔杖，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鳌拜功臣、忠臣的形象开始渐渐变形，他再也不像从前忠心扶持皇太极的儿子福临那样对待福临的儿子玄烨了。结果，康熙初年，虽然没有了多尔衮，但却出现了专权的鳌拜。并且，比起多尔衮来，鳌拜有过之而无不及。
圈换土地事件结束后，鳌拜的权力欲望极度膨胀，企图取得启奏权和批理奏疏大权，使自己超过遏必隆和苏克萨哈，成为仅次于索尼的二号人物，但鳌拜的胆大妄为引起了孝庄皇太后和年幼的康熙帝的高度警惕，对鳌拜开始产生戒备之心，处处小心谨慎。同时，孝庄皇太后和康熙帝也开始对鳌拜严加防范起来。
鳌拜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私下培养了一大批党羽，形成了一个集团，随时准备把持朝政。在鳌拜的私党中，其弟穆里玛受命为靖西将军，因镇压农民起义军李来亨有功，被超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袭二品爵号），执掌兵权。除此而外，成为鳌拜私党的还有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及鳌拜的子侄等，涉及到朝中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私党的参与，鳌拜的党羽势力日见膨胀，在朝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鳌拜授意自己的党羽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二人，提议给每省派遣大臣二人，设衙门于总督、巡抚衙门之旁，以稽察、监视总督、巡抚。鳌拜的意图很明显，他不仅要控制朝中大权，还试图将自己的亲信之人派往地方，凌驾于总督、巡抚之上，从而操纵地方大政。此议由于康熙和诸大臣的坚决反对，才不得不作罢。
自从鳌拜挑起事端，重新圈换土地之后，朝内百官惴惴不安，对四大臣辅政产生了恐惧和不安的想法，要求康熙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百官大臣的支持下，辅臣索尼等也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三月奏请康熙帝，要求他亲政。索尼在奏疏中说：“世祖章皇帝亦于十岁亲政，今主上年德相符，天下事务，总揽裕如，恳切奏请。”索尼上奏不久，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六月死去。索尼的死，使鳌拜想入非非，他想乘机越过遏必隆和苏克萨哈，成为首席辅臣。
康熙帝见鳌拜更加目中无人，觉着辅政之制已不能发挥它原来的作用，反而对朝廷构成威胁。于是，在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七月初三，康熙帝以辅臣屡行陈奏为由，往奏其祖母孝庄皇太后，要求亲政，取得了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定于七月初七日举行亲政大典。
鳌拜为了使自己的阴谋得逞，在同意康熙帝亲政的同时，他绞尽脑汁企图主持起草皇帝亲政大赦诏书，借以捞取政治资本。但康熙帝早已看清了鳌拜的用心，对其不置可否，而是让他人密拟赦诏，临期颁行。这使得鳌拜的欲想破灭了，但鳌拜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以商议启奏应行事宜为名，试图将苏克萨哈拉入自己的阵营，一起把握政权，并且耸人听闻地声称：“恐御前有奸恶之人暗害忠良，我等应将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敷陈。”苏克萨哈已诚心归政于康熙帝，对鳌拜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他斥责鳌拜说：“教导主子之处，谁有意见各行陈奏，保必共列姓名？”鳌拜见苏克萨哈不听从自己，对其怀恨在心，转而进行陷害。
在康熙帝亲政前夕，鳌拜等人随同康熙帝向孝庄皇太后奏请亲政事宜，鳌拜还假意要求谢政。孝庄皇太后客气地说：“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理·缓一二年再奏。”
鳌拜的本意只是试探而已，并非真要归政，见孝庄皇太后一客气，他便乘机说道：“主上躬亲万机，臣等仍行佐理事宜。”为自己继续拖延谢政时间、把持朝政找借口。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七月初七，康熙帝举行亲政大典。这一天，14岁的康熙帝身着龙袍，头戴皇冠，御太和殿，躬亲大政，诸王以下文武百官，上表行庆贺之礼，宣诏天下。从此，康熙帝开始执掌政权，成为真正的君主。康熙帝在亲政前后，任用他人密拟赦诏，表明辅政大臣的权势已经今不如昔，但在朝班位次上辅政大臣仍然排在亲王之上，继续掌握批理章疏大权。特别是鳌拜拥有一大批身居高官的私党，就连敬谨亲王兰布、安郡王岳东、镇国公哈尔萨等人，也先后设法谄附鳌拜。尤其在上三旗中，鳌拜已居绝对优势，不仅镶黄旗完全听他指挥，而且使得正黄旗也随声附和，苏克萨哈为首的正白旗则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削弱。这样，鳌拜更加嚣张。当时宫廷宿卫的任务完全由上三旗承担，侍卫以鳌拜势大，对其十分惧怕，甚至盲目崇拜，竟有人进奏时吹捧他为圣人。鳌拜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竟然在录用官员之时降低要求，笼络人心。鳌拜的专权跋扈，得到了遏必隆的依附。这不仅使康熙帝难以实际亲政，而且也对整个爱新觉罗氏皇族受到了威胁。
对鳌拜一向鄙视的正白旗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不甘心与之同流合污，但又见其势大，自己势单力薄，便产生退隐之念，在皇帝亲政之后第六天便上奏请求致仕，但同时，他又在自己的奏疏中隐约道出鳌拜把持政局蛮横无理，自己只好隐退。另外，他也试图以自己隐退的行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相应辞取辅政之职，交出权力。但康熙帝对苏克萨哈的困境及其一片苦心一无所知，见他奏请要去守陵，颇为疑惑，便派米斯斡等人前往查问。
鳌拜本来对苏克萨哈以怀怨恨，时常找机会进行陷害，他便借此对苏克萨哈大作文章，矫旨指责苏克萨哈说：“兹苏克萨哈奏请守陵，如线余生得以生全。不识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朕所不解。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
当时，国史院大学士巴泰极力抵制鳌拜专权。鳌拜为了将苏克萨哈处死，在议政王大臣会议议论苏克萨哈之事以前，把可能持异议的大学士巴泰等人拒之门外，自己完全控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议论苏克萨哈的所谓罪行时，鳌拜的私党班布尔善不问青红皂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24项罪状，要求把奸诈欺饰，存蓄异心的苏克萨哈，以大逆罪论处，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均处以磔刑，其余六个儿子、一个孙子、两个侄子皆处斩立决。并将苏克萨哈的家产籍没，妻孥皆交付内务府。正白旗旗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也处斩立决。
鳌拜将议政王大臣会议议论的结果上奏康熙帝之后，康熙帝这才醒悟，知道鳌拜挟怨构罪，不答应鳌拜的奏请。鳌拜骄纵蛮横，竟然在康熙帝面前攘臂上前，累日强行奏请。最后，康熙帝只好将苏克萨哈的磔刑改为绞刑，其他均按鳌拜的奏请执行。
苏克萨哈一家大小冤死之后，四大辅臣之中仅剩下鳌拜和遏必隆两人，而遏必隆又是个老好人，遇事没有主见，处处依附鳌拜，这就使得鳌拜真正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鳌拜矫旨杀死苏克萨哈之后，更加放纵。凡起坐班行，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以首辅自居。对于朝中政事必先于私家议定，然后上奏施行。常常把启奏官员带往私门酌商，如果有人自行启奏，事先不同鳌拜商讨，他便嗔怒不已。在康熙帝面前，凡事不按常理进奏，多以过去的疏稿呈上，逼其依允。更过分的是，鳌拜常常当着康熙帝的面，呵叱大臣，拦截章奏。在康熙帝的眼里，鳌拜的作威作福的卑劣行径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在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六月初一，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四事给康熙帝。他在奏疏里说：“我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暗伏于其中。请将国家制度详慎会议，勒咸会典，颁示天下。”
鳌拜得知熊赐履的奏疏之后，大为恼怒道：“是劾我也！”于是，他时时要求康熙帝以妄言治熊赐履的罪，并且请申禁言官，不许他们上书陈奏。
康熙拒绝道：“他自陈国家大事，与尔何干？”但在当时，康熙帝仍希望鳌拜重新改过，克保功名，特意命鳌拜于二等公外加一等公，并以其子那摩佛袭二等公爵位。到了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又加鳌拜太师，其子那摩佛为太子少师。康熙帝所希望的感恩悔罪的目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鳌拜反而更加骄横，毫无悔过之意，甚至出现公然抗旨的事情。在朝贺新年时，鳌拜竟也身穿黄袍，仅帽结与康熙帝不同。
鳌拜的私党玛尔赛死后，部臣请求赐予谥号，康熙帝不允许，并降旨说：“有何显功，不准行。”但鳌拜根本不把康熙帝的旨意当一回事，竟然擅自赐玛尔赛谥号。在鳌拜的怂恿下，其私党大学士班布尔善也敢怠慢康熙帝，奏事时，谕旨稍有不合意之处，便忿然而出。当时，参与议政的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宣理布等人不肯依附鳌拜，鳌拜便擅自裁止蒙古都统，不许他们再行议政。当喀尔喀蒙克毕什克图之子来归时，康熙帝准备封其为公，但鳌拜的私党班布尔善竟然以为过分，嘱令理蕃院，说以后蒙古不必照此例优封。
鳌拜及其私党的抗旨专断，使康熙帝彻底明白了他们结党乱政的丑恶面目，对鳌拜原有的一点幻想也破灭了，开始和鳌拜展开斗争。有一次，康熙帝听政之时，得知有一位大臣援引恩诏误赦一人，便问大学士李爵如何处理此事，李爵说：“既已误赦，宜听之便。”康熙帝别有深意地说：“宥人可听其误，若杀人亦可听其误乎？”暗里表明自己对鳌拜抗旨冤杀苏克萨哈等人的事情，他是不会就此甘休的。
年轻的康熙帝对鳌拜的警告和不满，使朝中的正直大臣感到了希望所在。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九月，已升迁为秘书院侍读学士的熊赐履又一次上奏说：“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并引用宋代理学家程颐“天上治乱系宰相”一语，提醒康熙帝要使朝政有序，必须除掉鳌拜。康熙帝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为了不让鳌拜发觉，便斥责熊赐履妄行冒奏，以沽虚名。鳌拜便乘机以妄行冒奏之罪，拟将熊赐履降二级调用。康熙帝实际上并没有怪罪熊赐履的意思，其目的是为掩盖鳌拜的耳目，虽然康熙帝处处声称要处罚熊赐履，却始没有采取行动。实际上，康熙帝已在悄悄部署各项工作，准备铲除鳌拜这个权奸。
康熙帝特意精选了一些少年侍卫、拜唐阿（即执事人），平日里专为扑击之戏，并成立了善扑营。后来在召见鳌拜之时，趁其不备，令善扑营的侍卫拿下了鳌拜。
接着，康熙命议政王大臣等审讯鳌拜。大臣们审实后，宣布鳌拜30条罪状，应处以革职、立斩。当时鳌拜请求觐见康熙，让康熙看他为救康熙祖父皇太极而留下的伤疤。结果，累累伤痕和对上两代皇帝的功绩，终于使他保住了性命。康熙也确实是念及鳌拜资深处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遂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其党羽或死或革。不久，鳌拜就在禁所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