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严苛的雍正皇帝
清朝雍正皇帝的才能、性格，对于他的政治表现具有重大影响，政治像人，也有鲜明的个性，雍正如果不是那样的性格，他的时代的面貌也将不完全是那个样子。
雍正处理事务，非常仔细认真。即使是细微之处，雍正也明察秋毫，屡屡发现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从事或掩饰过愆之处。雍正元年，年羹尧上一奏折，大学士已经议论回复；后蔡珽有同样内容的折子上奏，大学士没有察觉，呈交雍正，雍正注意到了，批评他们“漫不经心”。
雍正六年，署理浙江总督蔡桂上奏折说明侦稽甘风池之事，雍正阅后批示：“前既奏过，今又照样抄誊渎奏，是何意耶？”具体上奏人忘了这是重复奏报，但日理万机的皇帝对其前折倒是印象很深。
雍正办事之小心处处可见。
他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惮细密，非过为搜求也。”
可见，他不是挑大臣们的刺，而是他本身办事认真精细的习惯使然，并不断因此要臣下和他一样紧张忙碌。
雍正不许官员设立戏班，原因是多方面的。怕他们贪污腐化，耽于朝政，败坏风俗；担心“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弛”。
由于官员们办事拖沓，因循迟延，加上个别怠惰早退，使雍正极为恼火，于是命令他们每天到圆明园值班，日未出时就要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下班。他们都住在城里，如此往返疲惫不堪。
雍正每日召见大臣，议决事情。当西北两路用兵时，一日面见军机大臣数次，晚上也要召见，他看官员的本章、奏折，认真而外，处理及时。今天的事今天了结是雍正的风格。
如在河南巡抚田文镜雍正三年四月十七日奏折上朱批，询问年羹尧向河南运送资财的去向和河北镇总兵纪成斌的为人。五月初七日田文镜回奏报告说已派人了解年的问题，并谈了对纪的印象。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初六日，头尾算上才20天，他们君臣的笔谈，就进行了一个来回。
五月二十六日，田文镜进一步上奏说明年、纪二人的情况。雍正阅后，在朱批中又问及道员佟世鏻的为人。同一天，田文镜还进呈了一谢恩折，雍正也写了朱批，到六月十三日，田文镜就见到这份朱批了。田文镜随后于二十一日向雍正奏报了佟世鏻的问题。这其中总共16天。
开封到北京的路程是1600里，来回3200里。这些奏折，都由田文镜家人呈递，不可能像驿站传送公文那样，可以日行达三四百里、四五百里，所以这16天，主要是路上来回占用了。
雍正一收到奏折马上批阅，随即发出。他常以不过夜的态度看臣下的折子，因而很快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因为是些平常的事情而拖延，可见行政效率之高。
对雍正事无巨细均亲自处理的作风，有些大臣不以为然。认为雍正胡子眉毛一把抓，太“烦苛琐细”，希望人君不要亲理庶务。
雍正对此辩解说，他是效法康熙60余年的勤政精神，并且强调自己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不可稍图暇逸。
他说：“如果大家都效忠为国，努力做事。奏章再多，我个人也乐于浏览，并不觉得是一件辛苦的事。如果众人都苟且颓唐，导致政务废弛，一天没有一份奏章，我心里倒是忐忑不安。”
雍正二年七月，在《御制朋党论》中，雍正把反对他躬理细务的人归之朋党，认为他们担心当今君主英明，只是想方设法蒙蔽君主来谋取个人的私利，实在可恶。
话都这么说了，谁还敢非议雍正亲理庶务？朝乾夕惕，励精图治，雍正是当之无愧的。
雍正的性格刚毅果断，他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做出裁决，力求达到目的。
雍正五年，雍正朱批指出浙闽总督高其倬办事优柔寡断，于是写了一段话来训勉他，现在来看，这个批示不仅道理讲得极透彻，比喻用得很好。且文字很是优美顺畅，逻辑性强。不妨全文录下，与读者诸君共赏：
“观汝办理诸务，必先将两边情理论一精详，周围弊效讲一透彻，方欲兴此一利，而又虑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弃此一利，辗转游移，毫无定见。若是则天下无可办之事矣。夫人之处世如行路，然断不能自始至终尽遇坦途顺境，既无风雨困顿，又无山川险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难，盖大有寓意存焉。凡举一事，他人之扰乱阻挠已不可当，何堪自复犹豫疑难，百端交集，如蚕吐丝，以缚其身耶！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摇动，操此坚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及事成后，害者利矣，非者是矣。无知阻挠之辈，不屏自息矣。今汝则不然。一味优柔不断，依违莫决，朕甚忧汝不克胜任，有关国家用人之得失，奈何！奈何！”
与其说雍正在教导部下，不如说是雍正在勉励自己。教训手下不要优柔寡断，其意是在说明自己刚毅果断。
雍正性格的刚毅果断，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如果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做出裁决。
如实行摊丁入亩，又如倡议耗羡归公，最先都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但正是雍正的极力坚持，才全面推行。
雍正在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期间，大批地罢黜不称职官员，同时破格提升了不少人才，别人批评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但雍正对此毫无顾忌，坚持到底。正是雍正的坚毅果断，才使得他的许多重大的社会政策能延续下来。
所谓物极必反，刚毅果断过头，不免要急躁匆忙。
雍正少年时代就有性格不定的倾向，忽喜忽怒，性格暴躁难以控制。康熙对这四王爷的性格不敢恭维，说他喜怒不定，并教训他要“戒急用忍”，后雍正把父亲的教诲置于床前，每日揣摩思考，以“动心忍性”。
后来，雍正认为自己已过而立之年，居心行事，性格已经稳定，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怒无常，特向父亲说明，并请求不要把当时的谕旨记载在档案里。康熙同意了雍正的请求，说这十几年来四阿哥确实没有这种情况了，可以免于记载。
至于雍正是否已经彻底改变，或者仅仅是迫于父亲威严而动心忍性，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其后来的执政倾向，不难看到年轻时雍正的影子。
当然，雍正是在努力改变他的急脾气，如在储位斗争时，雍正大搞佛学研究，大概也有动心忍性的意思。在当上皇帝以后，在给李绂的朱批中雍正写道：“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
可见，雍正还是留心不犯老毛病。并且表示：“朕不甘为轻举妄动之人主。”
看来，经多年磨砺，雍正的自控能力还是很强的。
然而，雍正的许多政策现在来看，往往有一时冲动的嫌疑。如强迫福建和广东人学习官话，坚持到处宣讲他的《圣谕广训》，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等等，都是一时发怒的结果。并没有通盘考虑。
对待官员，雍正更是喜怒不定，让手下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伴君如伴虎”，此话不假，更不要说天性暴躁的雍正了。
如雍正对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原是赏识提拔，后因小事遭到雍正的破口大骂，过了十几天，雍正又重新夸奖起他来。雍正喜怒无常的性格由此可见。
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如此概括雍正的性格：雍正的自信心有助于他的坚强果敢，但是自信太过，作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响了政治的改良。
雍正的刚愎自用，当时朝中颇有微词，说他“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群臣莫能矫其非”，“为人自圣”等等。
有人说雍正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这有一定依据，但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雍正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还是常常勇于承认的。
如雍正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为了禁绝私钱，建议在甘肃开炉铸钱。雍正最初朱批不允。但不久，雍正就改变了态度。
他写道：“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
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对于一向圣明的皇帝来讲，殊为难得。这样，雍正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
雍正标榜说：“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
雍正是个为政务实的君主，不可能事事都文过饰非、刚愎自用。但是他确实有许多过于自信而匆忙行动的措施。大概是由于改革心切而又未能动员各方力量所致，他的勇于认错也多少弥补了这点不足。
总之，雍正时代因为雍正鲜明的个性而打上强势改革的印记，这是后人无法否认的事实。
雍正是个不折不扣的改革皇帝
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是一代政治家们政治主张成功的标志。当时，由于吏治改革直接与现有官僚阶层及众多既得利益阶层直接产生尖锐的冲突，一方不愿放弃，顽抗到底是情理之中，一方雄心勃勃，箭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并且，改革不会因为调整之中没有武力破坏性因素，其激烈动荡程度就会降低。相反，一场成功的改革往往就是和平状态下的一场革命。雍正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实施变革，以强硬的手段让所有的障碍清除掉。
雍正改革的两大措施一是改土归流，一是耗羡归公。
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奉命对贵州府广顺州长寨用兵，不久又亲至贵州，到长寨等地巡视。事定之后，在那里设立了长寨厅（今长顺县）。长寨用兵，成为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
同年十月，雍正实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以利于他在辖区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因广西与贵州接壤，改土归流的事务也较多，雍正于是将它从两广总督辖下划出，归云贵总督管理。雍正六年十二月，又特授鄂尔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受命后，奏称广西情形与云南稍异，请容他酌实情去料理，办事的速度可能迟缓一些。雍正对鄂尔泰无限信任，对鄂尔泰所奏一一照准，并说：“卿自有次第料理措置之道，实不烦朕南顾之怀也。”正是这种君臣间的充分信赖，西南改土归流事业才能得以大力的推行。
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滇沅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是一伙势重地广的积恶土官，他们视人命为儿戏，私占横征，任其苛索，从而成严惩对象。雍正四年六月，鄂尔泰发兵擒拿刀瀚和安于蕃二人，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同年冬天，鄂尔泰因乌蒙土司禄万钟攻掠东川府，镇雄土司陇庆侯帮助禄万钟作歹施虐，于是命游击（清军官职的一种）哈元生率军讨伐，在四川清军一部配合下获得全胜，即将其地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这次乌蒙之役，哈元生立下战功，雍正随即命鄂尔泰具奏，即打报告，将哈元生提拔为副将。就是这样，雍正对有功者必奖励，及时提拔，使得哈元生再立新功，几年间升至云南提督。
雍正五年，广西泗城土司岑映良的力量较强大，聚兵4000，耀武于南盘江以北地区。直到闻知乌蒙改土归流的消息后，才撤兵敛迹。鄂尔泰巡察到贵州南部安笼镇，准备对他进剿，岑映良害怕战死，只好投降。鄂尔泰就此又把南盘江以北划归贵州省管辖，设立永丰州（后改称贞丰州，今贞丰布衣族、苗族自治县），又改泗城为府（今凌云县）。到此，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土民，为反对土舍的酷虐压迫而竞相备粮请兵，推动了广西苗族地区改土归流工作的进展。从雍正六年八月至雍正八年，清军先后在思陵州、思明等地进剿，节节胜利，远近土司、土舍于是呈缴军械，纷纷投降，广西局势至此终于稳定了下来。
雍正六年，鄂尔泰认为清理黔东南土民的诸种问题，重点应放在都匀府，其次是黎平府，再次为镇沅，要分别轻重缓急，次第解决。于是鄂尔泰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黎平府古州（今榕江县）地区的古州江（今都柳江）流域、都匀府丹江（今雷山县）地区小丹江（九股河上游）流域和八寨（今丹寨县），在坚决有力地镇压了这些地区的土舍后，顺利将这些地区改土归流。
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深入进行，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交界地区土司、土舍在声势浩大的改土归流运动的猛烈冲击下产生社会震荡，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这一地区的土民纷纷投奔官府，请求改流。连土司、土舍也在内外强大的压力下，相继呈请交出世袭印信，让出了领地。雍正七年，六省交界地区改土归流完成，设立了永顺府，并设桑植、保靖二县。
当永顺府建立之时，邻近的湖北容美土司田曼如心怀疑惧，先是表示自己要改恶从善，但仍恃远自恣，依旧私征，土民怨恨，相继逃亡。雍正命田土司进京询问，但他拒不应召。于是雍正下令湖广、四川总督做好进军准备。不久，鄂尔泰奏请将容美改归贵州，奏准后下令湖南按察使王柔、总兵刘策各赴苗疆宣谕，当地土民也投交印信令箭，催促田曼如自首。田曼如畏罪自缢死。于是清政府将田曼如家属分别安插到别省居住。将其地改置为鹤峰州（今湖北鹤峰县）。不久，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湖北施南土司被觉悟起来的土民押交官府；忠峒土司与其他15个土司畏惧于政策，相继赶赴武昌城，恳请归流，于是在施南改设宣恩县。
与此同时，四川也实行了改土归流，将天全土司领地改为天全州、黎大所改为清溪县，在酉阳土司领地改置县制。
至此，作为雍正时期的一项重大举措，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基本完成，改流后的土司远离原来的领地，安插到别处，而改流后的土民负担减轻，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土民自报田产，然后计亩征银，革去了“有田无粮，无粮输赋”的弊病。改流后的原土司、土舍地区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密切了，文化也相应得到了发展。
雍正八年，鄂尔泰在云、贵边界筑桥，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雍正皇帝于是将其命名为“庚戌桥”，以纪念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功绩。雍正大帝对鄂尔泰给予高度信任，君臣相合，是改土归流能够顺利完成的因素。这种信任，从雍正皇帝对鄂尔泰所说的那句“有何可谕”，即可看得出来，君对臣如此信赖，成为盛传一时的佳话，如此，改土归流之事能办不好吗？
在改土归流中，发挥作用的命官首推鄂尔泰，次为哈元生、张广泗等。九年，雍正皇帝颁诏说：鄂尔泰为军机大臣、大学士，赏赐伯爵。对哈元生不秩拔擢，召见时解衣赐之，命其为军机大臣。把张广泗由知府重用为巡抚。
耗羡是一种附加税。清初，官吏薪俸低，不足以养家饣胡口，办公费不足，督抚索取节礼，而囊中羞涩拿不出钱，地方官吏便通过增加田赋来增加收入。这种收入就叫“耗羡”或“火耗”。这种任意加赋的做法，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助长官吏的腐化。康熙帝认可这种做法，于是耗羡问题没能解决。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全省一年所得耗银提解司库，耗羡归公，以20万两留补无着，其余分给官员。六年七月，雍正帝令各省全面办理养廉，一面又严辞禁止各种陋规。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雍正的两项举措把中央集权推向高峰
似乎可以这样说，雍正在顺治以后的所有皇帝中是采取有效的改革创新措施最多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并不少，但是由帝王亲自设计、主导的改革却不多见，因为有改革的意识未必有改革的勇气，有改革的勇气未必有主导改革的见识。雍正有意识、有勇气、有见识，所以，他主导的两项极富创新意义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先说一说军机处的设立。
清代的中央机构大致可分为中枢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特殊机构4部分。中枢机构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政，包括议政王会议、内阁和军机处。军机处是清代最重要、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央最高辅弼机构，然而在成立时间上，学术界尚有分歧，有雍正四年、七年、八年、十年说。大部分学者认为，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对西北准噶尔用兵，为方便皇帝随时召见大臣研究军政大事并能保守军事机密，在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作为临时军事指挥机构。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军机房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准噶尔叛乱平定后，本应裁撤军机处，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承旨办理机务，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剥夺了诸王议政的权力，结果不但未被撤销，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军机处的权力，使其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成为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国家真正的政务中心。
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议大政，议后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谳大狱，参与重大案件审拟；参与对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核；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等。
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的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为首者称为“领班”，亦称“首枢”。凡被选入军机处的，都是皇帝的亲信，完全听命于皇帝。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为“廷寄”；各地督抚也将重大问题径寄军机处交皇帝审批，称为“奏折”。中间既不再经过内阁这道手续（“明发上谕”仍通过内阁下达），对军国大政的处理更无需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决。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3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11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16人，共32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8人。军机章京的任命，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大臣须每天值班，等候皇帝随时召见。当天必须处理完毕下面送达的奏章，以保证军机处处理政务的极高效率。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被撤销。
雍正设立军机处，是为了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己手，因此，在设立军机处的同时，他又制定了一些制度限制军机处的权力。如把“办理军机处”银印收贮内廷，凡需钤印的文件，须由值班章京亲到内奏事处“请印”，用毕缴回。又如实行“廷寄”的办法，即“凡机事虑漏泄不便抄发者，则军机大臣面承撰拟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这样做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皇帝直接指挥地方官吏。可以说，军机处的设立是皇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雍正又在太和门外设立了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稽查、督促皇帝交各部院、八旗办理的事情。其管理大臣仍由满汉大学士兼任。这个机构的设立有助于各项上谕的落实。自此之后，各部院衙门，凡有钦奉上谕特交事件，当天就要交稽查处查核，每月还要检查存案，年终再行汇奏。这样，皇权的运用和发挥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另一项举措是密折制的创新与完善。
告密，向来为君子所不齿，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属下官员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浙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杨名时突然遭到雍正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那么，他们是为何事获罪的呢？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密折。
古代时，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密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14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不得外传，否则治罪。臣工缮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
在密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它商讨政务。雍正皇帝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做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前述的摊丁入亩政策，就是在雍正与黄炳、李维钧等疆吏、中央九卿间通过密折反复筹商而最后定下来的。
自雍正把密折制度化以后，地方官有机要事务都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做正式报告。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密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官员上密折的也越来越多，使它成为主要的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1100多名，并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是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力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洋洋得意于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于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要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雍正对官员的选用、罢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到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藉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密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