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文化思想上的大创举
当汉朝经过60余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出于集权中央的需要，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选择比较进取的儒学来代替黄老思想。为此，他在中央办太学，在地方郡国建学校，把儒学变为士人进入仕途的进身阶梯，把人才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达到以思想上统一巩固政治上统一的目的。
汉武帝这种以官位引导的做法，使儒家思想成为日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知识分子均把儒学作为学问主流，其他学派因冷漠而衰微。思想统一的必然结果是思想的僵化，桎梏新生事物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得中国在数千年在思想领域上缺乏朝气和创新，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苦难艰辛的两千多年。
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后做的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尊崇儒学。这是武帝为实现政治抱负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其实质是对政治指导思想作出新的选择和确定。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直经历近两千年而不衰。
秦朝灭亡之后，诸子百家学派非常活跃。汉初六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为特点的黄老之说盛行全国，汉初统治者“反秦之弊”，希望以黄老的“无为”、“好静”作为手段，收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的效果。
汉初统治者为了寻求一条可靠的治国之道，实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在当时国力比较虚弱，亟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情况下是极为适宜的。国家经过60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逐步繁荣昌盛，国力也已相当强大。到汉武帝继位，刘姓皇朝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不仅给诸侯王和富贾豪强以扩张势力、为非作恶的机会，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学术出现，作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应运而出。
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曾被重创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初又逐渐抬头，到了景帝在位时期，已成为社会上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和政治力量。汉武帝继位后，为了强化皇权，需要有一种进取精神较强的统治思想，来代替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而博大精深的儒学理论恰恰迎合了这种需求。儒学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以及具有包含政治、哲学、教育、文学、伦理各方面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使得这一学说便于被统治阶级全面利用，尤其在升平时代控制人民，更具适应性。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140年），汉武帝招贤良对策，儒家学说代表人物董仲舒被召见，接受武帝策问。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主要为：第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系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就不利于统一。为巩固汉王朝的统一，应当尊崇儒家学术为惟一的指导理论，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天下之人的思想统一在儒家思想范畴之内，才能使法纪统一，人心统一，行动统一。
第二，强调大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他认为，统一是国家的首要大事，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议。并说“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天子至尊，一统天下找到了理论根据。
第三，提倡“君权神授”。董仲舒在解释儒家学说时认为，皇权出于天命，神圣不可侵犯，因而皇帝的一切行动都体现了天的意志，各诸侯国不能各自为政，应该一切服从朝廷。这样，用神秘的色彩把皇权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固定下来，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
第四，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时强调法制，反对用严刑对待人民。主张“以教化为大务”的同时，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强调利用法律维护专制统治。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维护专制统治的长远利益而谋略的，这不仅有利于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且为汉武帝统一思想，集权中央，一统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因而被汉武帝采纳。从汉武帝以后，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汉武帝为独尊儒术，使这种思想推而广之，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可能在建元对策的当年就建立了太学，到了建元五年（前136年）春，又置《五经》博士，将博士制度与太学制度结合起来，进而确立以经术造士的教育制度。太学完全采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
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劝学诏》，命礼官劝学，把举遗风、兴礼学视为天下的首要任务。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推广蜀守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样，儒学成为士人进身阶梯，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用儒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最得力的拥护者。
汉武帝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未完全实施。尊儒兴学，他做了，而禁灭百家的极端主张，他没有采纳。在保证儒学的官方学术、政治主导思想的前提下，武帝在学术、思想领域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路子。除了学官独用儒家外，武帝没有排斥百家，禁止学术活动。前朝好其他学说的许多大臣，大都留任朝廷，有的还被重用。朝廷中有些公卿即使是以儒术见用的，也可兼治其他学说。对郡国及民间的其他学说活动，武帝并未明令取缔、禁止，任由其存在。
“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武帝继位后实行的学术文化政策，它表明了武帝并不动用皇权强行推行和追求学术思想的大一统，而是在确定了儒家为主流、主导思想之后，不断按实际需要吸取诸子百家学为辅导，作为对自己政治主导思想的必要补充。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举措
人们对历史上的帝王常以“明君”、“昏君”名之，汉武帝应该算一个明君，因为他能选拔、重用能人，能解决父祖辈长期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汉武帝即位后，年龄虽小，但颇有胆识，卓有才干。他为实现安邦定国的伟大抱负，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发现人才，选拔人才，重用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怀着“任大而守重”的使命，下诏全国荐举“贤良方正”之士到朝廷接受策问，一次就由各地推荐上来100多位人才。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前140年～前106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就有六次之多。这些人才，经过汉武帝面试或笔试，对那些确具真才实学的“贤良”、“文学”之士，不论出身贵贱，资历深浅，破格任命为将、相和其他重要职务。
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从容以对，提出了颇有见解的治国安邦之策，轰动了朝野，深得武帝之心，使得儒家思想被确立为西汉中央集权王朝的正统思想。董仲舒亦被重用，先后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的国相，一直备受武帝的尊重。
主父偃出身贫寒，长期怀才不遇，到长安后直接向汉武帝上书九条，大显才能，使武帝颇有相见恨晚之感，遂任其为中大夫，一年连升四级。主父偃是后来“推恩令”政策的主要筹划者，为加强中央集权做出了贡献。西汉大臣公孙弘，少时家境贫寒，以牧为生。武帝召试贤良文学之士，他被选拔为博士，时年已60岁。后又升为御史大夫，封平津侯。当时的吴人朱买臣，家贫好学，妻子嫌他穷而改嫁了。后来他主动上书武帝言政，受到赏识，被破格录用，任中大夫，升主爵都尉，列为九卿之一。西汉将领韩安国，在平定吴楚之乱中表现出极大的才干，被武帝召为当地都尉兼大司农，后升为御史大夫，在抗击匈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出使西南边陲安抚少数民族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主爵都尉汲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开拓东南、西北立下战功的唐蒙、庄助，从牧羊人中提拔的卜式，从商贾中提拔的桑弘羊等，都是汉武帝通过召贤选能、广开仕途涌现出来的西汉重要治国人才。由于武装立国等历史原因，武帝继位时，汉朝的显赫重官要职大都仍是军人贵族担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武帝通过一系列法令、措施，建立、健全了由察举、太学、征召以及公车上书等组成的以选拔文官为主的用人制度。
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全国范围召贤选能的基础上，于元光五年（前130年）、元封五年（前106年）多次诏郡国推举孝廉、贤良方正、秀才，明确规定凡各郡不举孝廉者罪。还下诏允许官民上书言政，凡属“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均可破格任用。察举选官制在汉初已有贤良和孝廉二科，武帝增设了德行、学术和儒学、明习法令的法律人才、行政人员五科，元封五年（前106年）又增加茂材异国科。
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汉武帝还建立了征召制，把那些具有才能不愿出仕的社会贤者、隐居高士、学者名流征召入朝，为朝廷服务。文学家枚乘、儒学大师申培等均在此列。“贤良对策”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把教育与选官有机结合，定期向朝廷输送文官。
为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汉景帝时，经过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各地封国受到很大削弱。但到汉武帝时，有些封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势力仍然不小。为继续削弱这些封国的权力，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前127年）颁布“推恩令”，清除分封制。按“推恩令”规定，把原来只有长子袭爵的诸王国，改为可以分封其他子弟做侯国。新封的侯国不再受原王国管辖，直接由各地的郡县来管理。“推恩令”名义上是皇帝施以恩德，实际上是剥夺诸侯王的政治军事权力，缩小诸侯王的地盘，使之无法割据一方，对抗朝廷。经过一番推恩削藩，诸侯势力进一步衰弱，中央的集权统治得到加强。
此外，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还利用种种借口剥夺诸侯王国的爵位。
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于八月在高祖庙会见诸侯王时，因各诸侯王必须出资的助祭酬金成色不好，被武帝一次削去侯爵的就有106人。到了武帝太初年间，只剩下5人的侯爵。武帝末年，汉初以来所有的侯王，都被削除殆尽。
汉武帝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还着手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汉初以来，地方豪强势力发展很快，武帝时，各地都出现了一批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横行乡里的强宗豪右。为了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汉武帝继续推行迁徙豪强的政策，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同时，允许严厉刚强、严格执法的官吏，杀戮豪强及党徒。河内太守王温舒就曾先后诛杀郡中豪强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没收全部家产，使得“郡中无犬吠之盗”。
设置十三部刺史也是汉武帝时政治上强干弱枝的重要制度。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部（州），每部（州）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秋天巡行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陡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刺史不处理一般事务，而是按“六条”查问郡县，专职检查部属郡县里的豪强、郡守、国相等的违法和营私舞弊行为，经考察后向中央推荐优秀的地方长官，建议罢免恶劣的官吏。刺史位不高，秩六百石，但因出巡时代表朝廷，故“位卑而权重”。这一措施的施行，使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了遏制，社会趋于安定。
西汉初年所分封的诸王国国大民众，随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财富日增，势力日强逐步形成割据状态。汉景帝时，诸王国势力发展到了同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由此，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对待王国问题没有像景帝那样直接削藩，而是以“推恩令”的形式将王国再分封，以大化小。再次分封的王国数目虽然增加，但每个王国的直属领地却大大缩小，无力对抗中央。诸侯势力因此削弱。此后，武帝又以酬金成色为由大力剥夺王爵，终于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纵观汉武帝强干弱枝的过程，目标明确、注重方法，名正理端，形成舆论，把握时机、强力推力。重决策、有措施，行事预谋而磊落、成就大事业者当如此。
好大喜功生弊端
汉武帝在内外政策上与秦始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内兴功利，征四夷，在完成文治武功伟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的府库积蓄，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数成为地主豪强的佃客和佣工，受到残酷的剥削。因此，在汉武帝晚年，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达到了空前尖锐的地步。
由于社会动乱迹象的频乃，迫使汉武帝晚年在施政上有所转变，重新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加上汉武帝征发民工所兴建的是利于民生的水利工程，不同于秦始皇满足个人欲望的享乐建筑。所以避免了汉家王朝的危亡。
武帝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元光六年（前129年），他起用著名水利工程家徐伯主持渭渠的工程；同时，又征发万余民工修建龙首渠。在兴修水利中，我国的劳动人民发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法，使得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成为我国第一条地下水渠。
元鼎六年（前111年）在郑国渠上游修建了六条辅助渠，称六辅渠。太始二年（前95年）汉武帝又征发民工修建白渠。武帝时期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还包括灵轵渠、成国渠、糟渠等渠道。这些水利工程对关中地区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武帝也非常重视治理黄河。元封二年（前109年），他征调了数万民工修治瓠子决口，亲自巡视工地检查工程，堵住了20多年堵不住的黄河决口。此后的80年间，黄河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由于汉武帝加强了皇权，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体制，促进全国政令统一，经济繁荣，西汉国力空前强大。
元光六年（前129年）武帝开始派军进攻匈奴，从此30年间，先后对匈奴发动了大小十多次反击，其中元朔二年（前127年）的年青将领卫青率军反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的霍去病率骑远征和元狩四年（前119年）爆发的汉北战役为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经过这些反击，特别是经过三次大的反击，使匈奴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力量对中原进行骚扰了。
由于汉军的英勇杀敌，西汉王朝取得了反击匈奴战争的巨大胜利，汉武帝的抗击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汉建国以来百年的匈奴边患基本得以解除。匈奴被迫北迁，出现了“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制止了匈奴贵族的野蛮掠夺和侵袭，维护了汉朝边郡先进的农业生产，使中国北部地区继续得到开发，边境得到安定，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汉武帝在位期间，还平定了闽越和南越的叛乱，稳定了对西南蛮夷地区的统治；开拓了东北和西北边疆，使今新疆、甘肃西部开始进入中国的版图，东北地区的疆域则从今辽东半岛一直扩大到浑江、鸭绿江流域；通过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新疆一带少数民族和内地的联系。历时三年的西征大宛，使汉威震悍西域诸国，纷纷对汉称臣，确立了西汉对西域的宗主地位；通过和亲，建立了和西域大国乌孙的联盟，开辟了西汉与康居、月氏、大夏等国的交通。
汉武帝推行抗击和“征抚”的民族政策，广开三边，拓植四方，巩固和发展了庞大的帝国，使我国的版图初具规模，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统一，加速了民族大融合，从而实现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伟大抱负，把西汉王朝推上了全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