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之威以令诸侯
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懂得“借一种旗号”来号令天下。众人皆知的春秋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的。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
汉献帝从永汉元年当皇帝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傀儡，先后为董卓、王允、李傕和郭汜等挟持。但献帝毕竟是名义上的共主，凉州军阀虽无政治头脑，还是知道挟持献帝，利用其名义。因此，兴平二年，李傕和郭汜内讧，杨奉、董承等劫持献帝东逃时，李，郭又联合起来紧紧追夺。十二月，献帝在杨奉等拥持下到达陕县（今属河南），在河东军阀韩遏等接应下连夜渡过黄河，驻跸大阳（山西平陆东北）。这时公卿大臣已大都死亡流散，跟随而来的仅数十人。献帝居住无门的棘篱民屋中，公卿朝会，士兵们伏在篱笆上嬉笑打闹。将领们专横跋扈，随意鞭打或杀戮尚书，往往自带酒菜，找献帝嬉乐。皇帝尊严扫地以尽。该年蝗虫大起，加上大旱，颗粒无收。迫于饥荒，这批人不得不渡河南下，赖屯驻野王（河南沁阳）的另一军阀张杨接济了一些粮食，才于建安元年回到了洛阳。此时的洛阳，已是一片焦土，宫室烧尽，荆棘满道，官员们只能在断垣残壁间搭起帐篷办公。饥饿如影随形，始终紧紧追逼着他们。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得自出采挖野菜草根充饥，有的饿死于颓垣断壁之侧。
两汉以来，忠君思想已经形成，士大夫中有不少人为献帝的处境痛心疾首，盼献帝东归。早在曹操初得兖州时，谋士毛玠就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操并无忠于汉室之心，但深知个中利弊，因为力量薄弱，兖州长安，关山遥遥，所以只是派遣使者虚致殷勤而已。献帝回转洛阳途中，荀彧立刻建议迎献帝都许（河南许昌）。告诫曹操，若不及早下手，他人捷足先登，就悔之晚矣。荀彧并非虚声恫吓，当献帝还在关中时，幽州牧刘虞就想派兵迎接。由于公孙瓒和袁术的破坏，没有成功。献帝辗转河东，田丰和沮授相继劝告袁绍把献帝接到邺城来，但袁绍过去反对过册立献帝，企图拥立刘虞，更顾忌献帝来后，碍于君臣名义，就得事事奏请，处处受制；许多谋士武将也竭力反对，没有接受。曹操属下也颇多争议，武将们反对尤烈。荀彧指出，奉迎献帝至少有三大好处：一、可以顺应民心。二、可以招致大批人才。三、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讨伐异己。程昱也竭力赞成。曹操乃于建安元年遣曹洪西迎，遭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的阻击，未成。七月，献帝到洛阳，曹操亲自出动。议郎董昭利用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间的矛盾，假借曹操名义，致书兵力最强的杨奉，诱以接济粮草、生死与共的好处，劝杨奉不要阻挠。杨奉上当，曹操顺利进入洛阳，借口洛阳残破，立刻把献帝接到了许昌。自此，献帝成了曹操的傀儡，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大政治优势。
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
如果说，曹操在创业之初，地位未显时，多用招降纳叛等手段网罗人才，那么，在他有了显赫地位之后，便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不拘微贱，不看身世，只要有才便吸收录用的原则。由于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拥进曹营，造成了曹魏政权鼎盛时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的局面。正是他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才能在19年的时间内，将长江以北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了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统一。
更难能可贵的是曹操创行九品中正制，把“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制度化，从而使魏晋以后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对曹操至隋唐的官僚制度，乃至官宦、士子心态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拥有人才的协助，对事业兴亡至关重要。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政权都被消灭了？缺乏人才助力是个重要的原因。
东汉时期，最初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是德行与才干，由州、郡以茂才、孝廉的名义向朝廷推荐官吏候选人，由朝廷考核后予以任用。但到东汉后期，朝政腐败，贿赂风行，而士大夫中又崇尚虚名，讲究门第，使得有意仕进者不是依靠行贿钻营，就是想法沽名钓誉，以致推荐上来的人大多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并无德行。因此，当时人流传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种现象一直到汉献帝建安（196年—220年）初曹操当政后才开始得以改变。
曹操祖父曹腾是汉末著名的宦官首领之一，权倾一时。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曾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太尉等要职。由于曹操出身宦官之家，尽管父亲身居高位，本人也才智过人，但在社会上仍受到许多人的鄙视。他从自身经历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中认识到东汉选举制度的弊端，为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能将有用之才都招揽到自己周围，他对东汉选拔官吏的标准进行改革，曾连续下达三道求贤令，对社会传统观念进行强烈冲击。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达第一道《求贤令》，在这道命令申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不仅为了改变东汉后期选举制度的弊病，而且是为矫正自己政权中前一阶段在选拔官员标准上的偏差。曹操在统掌朝政大权后，委任崔琰、毛玠主持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崔琰与毛玠以清廉正直著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人莫不以廉节自励”。朝廷之中，廉俭之风大行，贪秽浮华之人都被贬退。但他们过于看重廉洁俭朴，从而使许多官员矫情作伪，假意旧衣破车，以求升迁。同时，用这单一标准来进行选拔，就会将一些确有才干的人排除在外。因此，当有人向曹操提出这一问题后，曹操就下达这道命令，特别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并以齐桓公任用管仲而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的事例说明选拔官吏的首要条件是才干，只要确有才干，无论他是地位低下还是有某一方面的缺陷，都要推荐上来。
建安十九年，刘备入据益州，三国鼎立的局势已基本形成，曹操并未因自己占据中原，在政治、经济上都有明显优势而稍有松懈，仍以召揽贤才作为首要任务，在这年的十二月下达《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人，未必能进取，进取之人，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家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明确指出德行与才干并不是统一的，而且再次提到上次《求贤令》中已谈到的“盗嫂受金”的陈平，认为陈平虽然品行不正，但他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基业，功不可没。因此，曹操命令有关部门不能求全责备，不要埋没那些有缺点的贤才。在看到曹操求贤是扩大自己统治力量的同时，也应看到这是他削弱并控制反对力量的方法，将那些有才干的人用官爵羁縻在朝廷中，就可减少反对自己的隐患。这比单纯用打击的方法来消灭敌对势力，显然要高出一筹。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已是63岁，在前一年已被进爵为魏王，这年四月，献帝又命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但他仍壮心不已，志在统一天下，连年出师征讨，同时，也更迫切地需求贤才，于这年八月，下达《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欲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牛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再次重申自己“唯才是举”的方针，并指出无论是伊挚、傅说那样出身贫贱之人，管仲那样的旧敌，萧何、曹参那样的小吏，韩信、陈平那样身遭污辱并受人耻笑的人，甚至像吴起那样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干，就要加以任用。充分表现出他的雍容大度以及不拘一格，求贤若渴的心情，同时，也反映出他与东汉时期用人传统的完全决裂。
曹操不仅用命令形式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实践中也确实贯彻了这一方针。他不仅任用荀彧、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何夔而等大族名士，也同样信任地有“负俗之讥”的郭嘉，简傲少文的杜畿等人。而且曹操能以大业为重，不念旧恶，如张绣在归降后又起兵突袭，杀死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爱将典韦，但以后张绣来降时，曹操捐弃前嫌，对他的宠遇优于诸将。陈琳曾为袁绍撰写檄文，痛斥曹操的罪行，并辱及曹操的父亲和祖父，可陈琳归降后，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未加惩处，还委派他掌管文书往来。史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死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曹操晚年，为了使“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制度化，便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创行九品中正制。规定：在州设大中正（都中正），在郡县设小中正，中正官由贤德之人担任，负责品评举荐本地区的人才，并将所辖之域的士人，无论仕否，悉论才德或政绩具列品状，然后呈送朝廷吏部，按所定品格高下任命相应官职。九品中正制在最初实行时，由于不分世族高下尊卑，以“唯才是举”为原则，能够从毫末之中发现并启用一批人才，因此对于刷新曹魏政治，扭转汉世的恶风陋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曹魏时期，士子们对此甚有好评：“其始选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曹操死后，九品中正制仍得到切实贯彻，并为晋朝所承袭。九品中正制成为魏晋之际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另外，曹操还广开言路，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建安十一年，他下《求言令》，要求丞相府及州郡属官，“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由于曹操在政治上重视选拔人才，当时各地远道而来投奔的人很多，在他的周围，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