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华举世瞩目的代表作：《活着》
《活着》发表于 1993年《收获》第 6期。《活着》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的是地主阔少福贵吃喝嫖赌，使徐家倾家荡产，气死了他的父亲，穷困之中为生病的母亲前去求医，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俘虏，回到家乡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从福贵手里赌得家产的龙二在土改时被枪毙，成了福贵的替死鬼。单纯活泼的儿子有庆为救县长春生夫人的命被医院抽血活活抽死；和福贵从战场死里逃生的春生在“文革”中上吊自尽；女儿凤霞嫁给残障搬运工万二喜，不料生孩子大出血丧命；二喜干活被水泥板砸死；妻子家珍病死；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最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与一头老牛形影相吊，默默劳作，依然活着，并在阳光下回忆。
《活着》是一部具有现代寓言特点的小说，道出了中国人乃至世界许多民族共有的人生哲学和生命哲学。《活着》可以看做是作者用“世俗”的方法表达的“哲学”思想。“活着”正是余华的“存在哲学”的核心。《活着》比《呼喊与细雨》更加放松，即使是一次次地面对死亡，也不再采取“以暴还暴”的方式，只是“逆来顺受”。《活着》最后，作者采用让主人公福贵以自己的名字给陪伴自己一生的牛“命名”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作者余华曾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余华还说“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
《活着》 1993年 1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单行本， 1998年 5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发行很快就达到几十万册。余华 1996年在《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里谈到他写作《活着》时不曾考虑过市场因素，后来《活着》大受国内外读者欢迎，他才意识到读者的力量。其实每位作家都渴望写出被时代所接受所认可的经典作品。
《活着》曾获意大利文学大奖——格林扎纳。卡佛奖，获得台湾地区《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等多个国内外好书奖。《活着》曾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该片曾获中国电影百花奖，法国戛纳电影奖。韩国《东亚日报》评价说：“这是非常生动的人生记录，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经验，也是我们活下去的自画像。”法国《目光》杂志评价说：“我们读到了独一无二的，不可缺少的和卓越的想象力。”
二、福贵“活着”的内涵
在《活着》韩文版的序言中余华说过，这部小说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活着》中的福贵是一个曾拥有富贵又失去富贵的不幸“活着”的幸存者。
他的生命像草芥一样卑微，在历史的跌宕中，他独自置身于命运的无常与叵测之中，独自置身于不可胜数的劫难之间，坚忍，无奈，一路磕磕绊绊，满身疲倦而又面带微笑地走来。他看惯了亲人的死亡，尝遍了人间的辛酸。福贵在历史的起起落落中，孤独无助，命运多劫，但又毫无怨言，默默承受着命运的摆布，磨难不断，却依然没有放弃“活着”，依然平静地面对着生活。福贵的对苦难的承受力以及历经沧桑仍对活着拥有的强烈渴望与憧憬，使人不得不深思“活着”的意义。
福贵，名字有福有贵，实则其名字与其坎坷经历形成鲜明对照，福贵二字蕴含的全部是苦难。败家之前的福贵不懂得伤心，而破败沦为佃农的福贵又毫无资格伤心。福贵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福贵从物质富有到物质赤贫，再从物质赤贫到精神肉体的彻底的丧失，其生命被一次次击打，撕裂，一次次被逼到死角，然而他却毅然决然地活着，也许活着本身就是胜利，就是生命最大的意义。福贵认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无论荣华富贵，还是大苦大难，所有的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都将归于平平淡淡的消亡，只有活着才是实实在在的，活着便是一切。
福贵是历史的见证人，他身上熔铸的是中国半个世纪国民性中最普遍的东西，福贵也是一种符号，是那些年代心酸苦难的代名词。福贵的故事讲述了我们中国老百姓那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对于苦难，福贵只有“忍耐”二字。
历经沧桑，最终苦难消失于无形，福贵心中只有柔韧的超然与平静。余华通过福贵的故事寄寓了自己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考。福贵用苦难参破了人的生死意义，提出了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哲学命题。生相对于死而言，生，是一种永恒的强大，是一种生命的坚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屈服的精神，也是历史不断涌动演进的动力。
三、平静而真实的民间叙述
《活着》的叙述较之余华之前的先锋小说有了较大变化，叙述风格从暴躁变为平静，描写的内容从虚拟的现实逼近生活的真实，以随和的民间姿态呈现出一种淡泊而坚毅的内在力量。余华经历了对生命价值的怀疑与批判到认同和尊重渺小平凡个体生命的变化，叙述风格由冷漠而暴躁转为平静而超然。 1992年以后，余华让《现实一种》似的荒谬、冷酷、残忍，悄然从作品中引退，代之以《活着》般的宽容、同情与悲悯。余华自己说：“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而到写《活着》时，“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开始认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种高尚是对于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具体而言，《活着》的叙述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第一人称回忆。《活着》以“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我”开头和结尾，中间的主体部分是“名叫福贵的老人”以第一人称的“我”回忆“我”
的故事。“我”“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的叙述时间与故事发生先后的几十年时间之间有一个距离，“我”当下以“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讲述的情绪与事件发生的悲欢离合时的心情有一定的差异，因而“我”一家人一个个死去的故事被以一种超然的口吻叙述出来，“我”活着的故事似乎平静而逼真。
其次，民间叙述视角。《活着》以民间的叙述视角，写出了最底层百姓活着的最本真的状态。所谓民间视角，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来自于民间形态的文化叙述视界和价值取向。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视角，来表达一种存在于人民之间，而非官方的对时代的认识。这是一种不同于教科书记载的本真状态。《活着》借助福贵的民间话语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通过福贵坚韧活着的故事讲述了中国人这几十年来是如何熬过来的，探讨了中国民间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
第三，反复叙述的策略。《活着》采用了反复叙述的叙事策略。余华的小说偏爱死亡，对于死亡的反复叙述是《活着》叙述的一大特点。福贵的亲人们一个个死去：父母、妻子、儿女、女婿、外孙，除了妻子家珍是自然死亡，其余都是意外死亡。死亡的重复发生既给人物以沉重巨大的打击，也给读者出乎意料的心灵震撼。这也是一种简单而丰富的艺术震撼。小说把反复发生的死亡事件放到日常琐屑的生活里，使如草芥一般渺小的人物面对死亡的挤压形成巨大的力量悬殊，无形中放大了苦难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放大了人物身上的闪光精神。一件件死亡事件谱写成一曲复调的死亡悲歌。读者一次次被触动反思“活着”与“死亡”的关系，慨叹命运的无常，体味并想象丰富的现实人生。
第四，简朴的叙述风格。余华说：对作家来说，生活越平淡，作品越绚烂；生活越丰富，作品越平淡。《活着》的语言简单朴素，直白单纯。以来自于民间的农民福贵的口吻叙述，似乎使用这种最简朴的叙述语气给人以更加亲切平和的感受，实际上这种叙述是作家由丰富而走向丰富之极的简单与质朴。有人说：要说这部小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在于它太简洁了，许多可以发挥、细写之处都匆匆一笔带过。其实这正是作家所要追求的简朴风格。通过简易的人物对话，简洁的细节行动来叙述故事，人物的内心情感隐藏在文字的字里行间，给读者以简而不简的深思空间。
四、精彩赏析
1.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这十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十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的，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
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宗耀祖，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这是《活着》中福贵老人关于“我在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感悟生死的一段自述。
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福贵独自承受着死亡的打击，苦难的磨砺。他平淡地谈到自己的死亡，“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是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是给为他收尸的那个人的。最后在他心里只有亲情的慰藉，死后是要和亲人们埋在一起的。一切荣华富贵以及可以炫耀的风光，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经历了大苦大难的人，看透了世间纷繁复杂的人才会有如此平静超然的心境。“我还活着”，是历经沧桑的福贵不向外界寻求拯救和安慰，精神获得超越，生命自尊的宣言。
2.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
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这是小说《活着》全文的结尾。这里作家用黄昏的逝去象征生命的终结，黑夜的降临象征死亡的必然。这段描写与小说前面有呼应之处，福贵述说家珍之死时的傍晚情景：“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上，不再那么耀眼，变成了通红一轮，涂在一片红光闪闪的云层上。”福贵的生命就像黄昏的太阳，福贵对于生死已然拥有超然的态度，家珍之死是黑夜的必然来临。由黄昏而到黑夜的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也正是人类从活着走向死亡的必然规律。福贵微笑着说“家珍死得很好”，“西落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显得格外精神。 ”“我”也从福贵的故事中悟出了许多。夕阳的美丽正象征着“活着”的意义。
附：相关评论
1.写《活着》时，我有一种想法，想写一写我所了解的一个中国人，也可以狂妄地说是所有的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不是“活”过来，而是“熬”过来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还不够，还有人是“活”过来的，所以我写了《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是“活”过来的，他的日子比“福贵”好多了。
说到“苦难”，这可能是人本质上的一种东西，它其实在我的祖先那里已经开始产生，而且我的子孙们还将不断继续下去。陈村说我的作品中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其实我在阅读他人作品的时候也同样会感受到，甚至在巴赫的音乐中也同样能感受到这样的东西。我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苦难，但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了解比他自己更远的人；叙述者应该富有同情心，他应该去全心理解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
余华：载《环球时报》，1999年 3月 12日。
2.《活着》的乡土叙事，超越了现实，超越了历史，超越了生活，也超越了福贵生活的情景，而进入到自我存在的哲学境遇。也许正因为如此《活着》，作为乡土叙事，才更具有现代文化精神意味。《活着》开拓出当代中国乡土叙事一种新的路径。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当代中国的乡土叙事真正走向了多元化艺术建构的道路。
韩鲁华：《中国当代近 30年文学创作的乡土叙事——以〈陈焕生上城〉〈活着〉〈秦腔〉为例》，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3期。
3.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是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它们有相同的人物和类似的情节，但二者的精神旨趣、内涵意蕴已迥然相异。小说《活着》试图阐释的是形而上的存在之思，电影《活着》致力于揭示形而下的现实之痛。它们已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本。
沈文慧：《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载《电影评介》，2008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