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对孔子说：“先生您如此多才多艺，为什么不从政当官呢？”孔子说：“《尚书》上说：‘竭力孝顺父母，兄弟相亲相敬，为政之道即在于此。’由此可见，遵行孝悌之道也就是从事政务，不必非要当官不可，而且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算是政务呢？”
孔子的话让我们深深地领悟到，要想从政为官，首先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也就是先做好人，才能把官做好。
《礼记·大学》曾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做好人、打理好家政才能逐步拓展到治理好国家，乃至平定天下。如果一个人做人不行，家庭问题处理不好，那怎么会治理好国家，平定天下呢？所以说，做人、持家乃是为官、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孔子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他干脆说“家事即是国事”。这体现了古人一种“见微知著”的人生智慧。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人、持好家呢？《四书》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庸》，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做。这篇文章提到，人生在世需要处理好五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上司与下属）。除去后面朋友和君臣关系，前三者都属家庭关系范畴。处理好这三方面关系，便是做人与治家的根本了。
关于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曾子以为关键在于“孝”，“孝”即是指孝顺父母。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做到“悌”。所谓“悌”即是指尊从兄长。曾子以为做好这两点，可谓是把握住做人与持家的根本。由此即可打理好家庭伦理关系、实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家庭和睦。而曾子所提倡的孝悌亦不过是人之常情的自然表现。至于夫妇之道，古人则有“相敬如宾”的说法，所渭“相敬如宾”即是指夫妇之间也要持之以礼，不能因为常日里厮熟而彼此慢怠。在三种家庭关系中，孝悌之道是最根本的，这主要因为它有血缘之亲。故孝悌乃成为做人持家的根本，不孝悌不足以称之为人。孝悌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一直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尊奉。并成为历史上人们衡量自身修养、选拔人才、任用贤良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标准。在古人眼里，一个人如果自身不能做到孝悌，则他也就算不上一个健康的人，更谈不上能成为一个好的官员，乃至治理好天下了。
古时候关于孝子当官的故事举不胜举，虽然仅仅是一则小小的故事，但它却往往能揭示出深刻而富有意义的人伦之理来。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的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3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20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
朱寿昌，宋代天长人，7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50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70多岁了。
舜，中国古代圣王的一个重要典范。《史记》记载说，舜的父亲、舜的后母及后母所生的小弟这三个人都很仇视舜，屡次想致其死地而未果。但舜本人对此一直不加计较，反而愈发善待他们。《孟子》一书还记载说舜在称王后曾册封要害他性命的小弟，并表示假如父亲犯罪，那么他自愿放弃王位，背着父亲逃命。
虽然古人也讲一视同仁、大义灭亲，这颇似于现代人所说的民主、公正的观念。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切都不能背离人之常情。背离基本的人情而去抽象地谈论民主、公正，则民主与公正只能是为空中楼阁。情、理、法三者间，情是核心。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充分实现人情，其法理要么不完备，要么不合理。而一个不重亲情、友情的官员要么人情味很差，要么是大奸大恶之徒。只有顺应人情事理，才可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从这个角度说，一个人只有明白了人伦之道、处理好了家庭关系，他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即有爱人之心，方可行爱人之道。如此一来，自然是孝子最宜做好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