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任庆泰10岁。他出生于辽宁法库，祖上是缙绅。据说清朝末年，肃王耆善来到沈阳时，曾经住在他家。也就是说，他的家庭曾经是殷实的，有头有脸。他完全可以继承祖业，走一条稳妥的人生路。可是，他偏不。他的人生观很“洋务”，他说：“愤志士多趋学、仕两途，乃锐意经营实业。”很显然，在动荡屈辱的晚清，任庆泰已经决定放弃高于万般的“读书”入仕途之路，而选择“实业”。这真的很有勇气。干实业，或许也只是他后来给予自己人生的一个“解释”，因为他的起点并不高。他从私塾辍学，投身的“实业”，并非洋务派看重的军事工业，也非与军工相关的邮电、铁路、矿务等行业，而是中国传统木匠行业。
1865年，任庆泰15岁，还只是一个初入木匠行不久的毛头小子。他像一只刚刚入海的小船，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会朝哪个方向漂去。对于当时的任庆泰来说，世界也不过就木匠房那么大，他显然没有加官晋爵或是战死沙场的兴趣。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世界乱了，天翻地覆地乱了。大清国内，太平军、捻军的起义加上英法联军的侵略，已经让清政府疲惫不堪。在连年的战乱中，一个叫僧格林沁的蒙古贵族清军大将，曾经依靠力克北伐的太平军而功晋亲王，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对抗时，痛失大沽和天津，后来又在剿杀捻军的过程中，于山东菏泽西北的吴家店的一处麦田里，被一个十几岁的小捻军张皮绠斩杀。民间有歌唱：张皮绠，真正强，麦稞地里杀僧王！雄霸一世的亲王，最终死于一个不起眼的小捻军之手，这固然是另一段传奇的历史故事，但对于任庆泰来说，这些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这些故事，也许仅仅是他茶余饭后从长辈那里听来的谈资，他真正醉心的，是他选择的木工事业。
任庆泰根本想不到一个蒙古族大将的死，会对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民产生什么影响。不过，同治帝却可以。僧格林沁是为国捐躯的皇亲国戚，理应大大表彰。为了纪念勇猛的僧格林沁，同治帝下了一道圣旨，要给他建陵园、修牌楼。相应的，能工巧匠的征集，也就成了必须。朝廷选人才，千载难逢，任庆泰偏偏有这个命，跟在大工匠后头，成了一名修陵园的小伙子。
谦虚、刻苦、好学，这几乎是每一个手艺人成功的基本素质。任庆泰很有心，他看到北京来的师傅们个个身怀绝技，不禁暗叹，特别是金福堂的师傅，那手艺真不是盖的，用巧夺天工四个字形容毫不为过。任庆泰有了学艺之心。想学艺，很好，可人家凭什么教你？同行是冤家，人家吃饭的本事，当然不能外传，而且说白了，你不过就是一起修陵的一个小同事，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两不相欠，完全没有倾囊相授的理由。任庆泰为此苦恼不堪。
1865年的秋天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季节，金福堂的师傅不幸染上了痢疾。这可急坏了任庆泰。人在他乡最怕的就是生病，何况那又是个相对缺医少药的年头，得个痢疾就一命呜呼不是没有可能的。金福堂的师傅病着，一天又一天，任庆泰呢就忙着，端茶倒水，煎药端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遍访名医。终于，巧手师傅病好了，任庆泰和师傅的情感距离拉近了。作为报答，师傅主动收任庆泰为徒。金福堂师傅的危机，成了任庆泰的转机。
有高人指点，任庆泰学得很快。没过几年，他在法库一带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手艺人。搞工艺，得出名才行。因为出了名，活儿自然就来了。法库县有个纨绔子弟叫于子扬，家里很有两个钱。一有钱，虚荣心上来了，他索性捐了个官，长住在北京城。当了官，发了财，哪能锦衣夜行？为了炫富，他又在法库县老家盖了豪宅，等到要装潢的时候，他把任庆泰请了过来。这对任庆泰来说，当然是手到擒来。于家举家欢喜，不提。
1870年，任庆泰20岁。他来到沈阳，在一家照相馆中当伙计。很快，他又跳槽去上海，给一家外国人开的照相馆做镜框，偷学了一些照相的技术。毫无疑问，照相这个西洋玩意儿紧紧地抓住了任庆泰的好奇心。任庆泰敏锐地觉得，这门“实业”日后在中国一定大有可为。为了早日学到技术，1874年，他远渡日本，自费学习照相。而后，在京城，他继续服务于家，从于家搞到了一台德国照相机，代价是用做工抵偿。有了属于自己相机，任庆泰摩之挲之，反复研习。他深深知道，这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