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张石川进入电影界，好像是丝线过针眼，刚卡在肯綮上。那种运气，真是冥冥之中有天定。洋人带来了新玩意，但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制作的电影，就好像一个厨师端上一盘菜，看着是中餐，扒开一看，尝一口，却是西餐的味道。中国的观众不乐意了。张石川却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而且他还充满活力与市井气。？张石川是一眼活水，漫肆横流，他需要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路径，他小心地探索着。
张石川找来了郑正秋，他有经验，做过文明戏，在编剧方面是老手，那一种对中国世俗社会认清的洞察，无人能及。张石川不是专业性的人才，但他是商人，他有一双慧眼，懂得用人。他天生的商业上的敏锐，让他总能够找到对的人做事，而他自己则适合坐镇军中，运筹帷幄。张石川是悬崖上的一棵老松，俯首望下去，很有些运筹帷幄的意思。张石川找到郑正秋，是天意，也是绝配，他们一个文，一个武，以一种相反相成大开大合的姿态，对撞出中国电影最初的精彩。张石川管技术上的事，郑正秋则负责内容的创意，再直白一点说，张石川就是现在所说的导演，郑正秋则更像是编剧。《难夫难妻》这部电影，光就题材上说，一下就搔到了市井观众的痒处。
《难夫难妻》有好几个吸引点。第一，它是剧情长片。观众需要看故事。第二，它是现实的婚恋题材。这一题材最贴近时下百姓的生活，它不是远在天边的，而是近在眼前的，它是与人皮贴皮肉贴肉的，再平凡的家庭，再普通的人，在人世活着，也见过几出婚恋的闹剧。第二，它抓住了一个时下的有趣味的热点——反对包办婚姻。一对素不相识从未蒙面的男女，在媒婆的巧舌之下，像傀儡一样拜了天地成了亲，然后，便过起了“难夫难妻”的生活。当自由恋爱的风潮席卷清民之交的中国大地的时候，《难夫难妻》踩着云头，稳稳落在了上海这片新旧交替的土地上。《难夫难妻》的故事是旧时代的故事，可传达的精神，却是新的。它是旧土壤上开出的新花，是老树干上发出的新芽，有那么点新的味道，但还没壮大，也那么点旧的气息，但又不陈腐。它刚刚好对了上海赶时髦的小市民那种半新不旧的口味。
写这个剧本，郑正秋煞费苦心。他是现实主义的，他从老家广东潮州的婚恋闹剧故事里摘出一点来，吹一口气，变成了一个喜剧故事，略带点嘲讽，又有点无奈，一半笑一半泪地看这个荒诞的世界。几乎是触手成春，他一上场，就奠定了中国主流电影的两个重要质素：剧情和现实。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里，女演员是不见的。即便是故事里的那个“难妻”，也是由一位男演员女扮男装，强行出演。郑正秋搞过文明戏，文明戏的演员一律启用男子，女子是不登台的。张郑二人来拍电影，用的就是文明戏的演员，所以，即便是女性角色，也只好用男演员来强行演出。那一种不伦不类，多少有些可笑。文明戏是在舞台上表演，男扮女装，在舞台艺术中，自古就有，现在也还流行，但到了电影中就不一样了，电影是胶片拍摄，在镜头追踪下，演员的优点和缺点都会放大。虽然《难夫难妻》全戏采用远景拍摄，没有特写，远远地拍着，似乎是看不真切，但那种混淆性别的做作，还是让人觉得别扭。就好比一个粗壮的男人身体，却穿了女子的衣裙，其不合适之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不是那一点的不合适，而是整体气质上的不同。更何况，电影与戏曲又不同，电影的写实与戏曲红的绿的虚构性的浓妆，大异其趣，？让男演员怎么躲呢？于是，中国电影的女演员们，在现实需要的引力之下，呼之欲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