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国民党之政局若风霜槁木，不可收拾。高官大贾纷纷执起细软逃出大陆。
其时，胡适之曾经跟老友邵洵美讨论过去留的问题。胡说，如果邵愿意走，他可以为他预留两张飞赴台北的机票。只是，邵洵美拖儿带女的有一大家子人口，单纯走了邵洵美、盛佩玉这一对半老的夫妻，无甚意趣，便婉言谢绝了。另外，令邵洵美难以割舍的，还有那个经营了十数年的时代印刷厂，以及那台德国造影写版印刷机。没有了这些家当，他即使跑到了宝岛台湾，只怕也只能捱穷日子。
叶公超听说了邵洵美的为难，竟然很有本事地说服海军部的一个熟人，用军舰将邵家全家以及邵洵美的那台宝贝影写版印刷机一并运抵台湾。不过，其时邵洵美已经跟过去新月社的另一员骁将罗隆基做过一番长谈，他的想法又有了重大的改变。
其实，罗隆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积极地投身于政治，他是坚决的抗日救亡派。1941年，罗隆基与著名文人梁漱溟、章伯钧、储安平等人，创立了“中国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他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得到他们的许多鼓励和帮助，在重大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斗争。罗隆基与中共高层的关系，邵洵美心里是有底的。罗隆基一番深谈，给邵洵美仔细解释了中共与知识分子广泛合作之政策，使得邵洵美颇为坦然。他开始平静地等待上海的解放。
1949年5月24日，上海终于解放。初次划定成分时，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属于政府大力团结的对象，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下半年，夏衍来访。夏衍跟邵洵美旧情前面已述。当年，夏衍自日本游学归来穷困，邵洵美曾出500元买下夏衍无人问津的书稿，助其走出困境。1949年时夏衍已贵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一则因公，为邵洵美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英译本一事，代表政府感谢他；二则也是怀念旧情，拜访故人的意思。
故友闲聊中，夏衍了解到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开工不足，生产难以为继。正好当时的新华出版社新进入北京城不久，旗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画报《人民画报》，筹办人就是当年在《时代漫画》编辑部做过的胡考、丁聪二人。胡考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具体人员的招聘与技术设备的选购，则由丁聪一手负责。夏衍把邵洵美的情况向胡、丁二人谈了。丁聪对于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岂有不满意的？当下，丁聪即代表《人民画报》南下与老东家邵洵美洽商收购事宜。
后来，邵绡红在《漫画搭桥》一文把丁聪回忆的收购过程写了出来：“解放后我回到北京，那时共和国还没成立。国家缺少人才，也缺少设备。文化事业要办，廖承志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要在北京成立新华印刷厂，办《人民画报》。他知道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的影写版印刷设备非常好，就决定收购那工厂，派我去上海和你爸爸谈。我住在上海大厦。你舅舅盛毓贤是时代印刷厂的经理，他很精明，代表你爸爸和我谈判，提出的要求是，那套设备的售价按当时买进的美金原价，并且要以美金折算。我们不同意。眼看美金汇价天天上涨，最后只好同意。我拎着两只装满现钞的箱子到上海。……为了编《人民画报》，找了胡考。胡考当年也是常在‘时代’各种刊物发表作品的，他画漫画，也写文章，他可是正式美术学校毕业的。……后来你们家搬来北京，住在景山东大街，我和胡考一起来拜访你爸爸。你爸爸这部印刷机为印《人民画报》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的。”
如果是按美金来结算，即便是算上折旧费用，邵洵美那台德国印刷机也绝对不止外面传言的5万人民币，而应该是比这个数字翻很多倍的一笔巨款。
邵洵美有了这么一大笔款项，又做起了他的出版梦。1950年元旦，邵洵美全家移居北京。邵洵美与顾苍生以及两位浙江第一银行的副理四人一起斥资开办了时代书局，社长陈仁炳，总编辑孙斯鸣，书店门市部经理孙汝梅。时代书局于生存的一年间，出版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书籍，例如数十种苏联的政治译著和文学译著，如《列宁给高尔基的信》、《法捷耶夫》、《苏联儿女英雄传》等书。此外，还出版了一批专门介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苏联生活、近代历史、通俗经济讲话、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文艺与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的书籍。
但不久，时代书局的出版物，却出现了一些与当年的舆论导向格格不入的东西。《人民日报》一连七天以每天半个版面的篇幅，严正批判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严重错误，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新华书店的大量退货。这一回，作为第一大股东的邵洵美本儿就蚀大了，从此以后再也无力做图书出版的清梦。
邵洵美待在北京百无聊赖，1951年夏，便又举家回迁上海。
1952年，邵洵美再度与内弟盛毓贤一起尝试开一间化工厂——立德化工社。可是却因技术不行，再度亏损。至此，邵洵美的老本钱大致已淘空，往后的日子，他便过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1954年，邵洵美的密友秦鹤皋新春拜访。当时，秦鹤皋在上海出版公司做编辑。他见邵洵美一副坐吃山空的窘迫模样，便鼓励邵洵美捡回自己在文学翻译方面的特长，试着为一些大出版社翻译一些国外的名著。秦鹤皋还把自己任职的上海出版公司旗下一套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英国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白登：曼彻斯特的故事》交给了邵洵美翻译。上海出版公司对于邵洵美的翻译功底大为欣赏，后来，这两本书都再版了。这期间，邵洵美曾经为上海的青年翻译家王科一校订过《傲慢与偏见》一书，两代翻译家相处得如鱼得水。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中见载：“此人中等身材，略胖，相貌一般，却大有不拘小节的魏晋名士风度。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撞见他，他正和我爸爸谈得起劲，一只脚脱去了鞋袜，踏在凳边，一边在搔脚丫里的痒痒。爸爸十分赞赏他，说他是不可多得之才。”斯人入佳境处，放任自如，神色自若。这样的嘉士，到哪里找去！
邵洵美的情况，夏衍很快便听说了。夏衍觉得邵洵美既然下半生打算靠译书为生，光靠秦鹤皋介绍几件散活，也解决不了根本的生计。便特意向北京的出版部门打招呼，有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活儿尽量照顾给邵洵美做，稿酬嘛，不管活计多寡，先按每月200元预付着。这样，邵洵美接着又为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了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印度文豪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等长篇力著。后来，贾植芳在谈起这件事情时说，邵洵美在被抓之前，国家曾照顾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编辑，每月有200元的薪水。这在解放初期，已经是共产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了。
至此，邵洵美的个人际遇，算不上太坏。他的脸上有了“野老苍颜一笑温”的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