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虽然罗家伦、傅斯年的柏林留学生活，在杨步伟女士的《杂忆赵家》中成为了一种红尘旧事，可是，当年，他们真实的留学生活却是贫寒到令人心酸的。
罗家伦在柏林时曾经遇上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那是1923年冬，窃贼光顾了罗家伦的寝室，把罗家伦的随身衣物一扫而空。罗家伦当时沦落到了“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可是，那促狭的傅胖子却仍然用三分调侃的语气劝慰罗家伦：“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此事如在小生当死矣。失色犹可，尽失色则不提色。失书则从此不念书。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投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好在傅斯年为急难中的弟兄奉献了一件半旧的上衣外套、一个小号的帽子，不管傅斯年如何取笑，罗家伦我自从容。
当时，所有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都穷到了出世涅槃的境地。罗家伦本来是学业资助人穆藕初破产，失去了国内经济来源，方跑到美元大幅升值的柏林来规避风险的。他哪里晓得在最初的阳光灿烂之后，接下来，竟然会是那样久长的风刀霜剑。
好在罗家伦的运气，从来都是“吉人自有天相”的。
其时，恰值罗家伦的恩师、老校长蔡元培再次辞去了北大校长的位子，携继娶的妻子周峻，以及长女威廉、三子柏龄等一干人，第五次游学到了欧洲。罗家伦向蔡元培大吐苦经。蔡元培绝对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便向自己的挚友、此番自己欧洲游历的实际赞助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监理张元济先生去信询问：能否伸出手来，再拉自己的得意弟子罗家伦君一把？蔡元培老先生的面子无人肯驳。如此，张元济便很大方地给罗家伦寄去了1500国币。这件事被穷极潦倒的傅斯年等留学生侦知，大家便像吸血的蚂蟥般朝着罗家伦一拥而上。所以，这一大笔款子，确实帮助罗家伦、傅斯年等后来国家的栋梁之才，渡过了留学柏林时那一段最困苦的岁月。
其实，张元济对于罗家伦的经济帮助，并不是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1926年底，罗家伦已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南昌老家中因事急需一笔现款。罗家伦再次向张元济求援。张元济二话不说，即按罗家伦之要求，将500元现金分寄南京、南昌二地。
罗家伦于初次借款的十年后，经济上方大有起色。于是，罗家伦便于1935年11月，给张元济寄还了1000元，张元济很生气：“朋友通财，万不能认为债项。”罗家伦则十分固执：老先生不收下，即陷晚辈于不义。张元济的收款属于义不容辞。1936年6月，借为张元济预祝70大寿，罗家伦寄去祝寿金1000元。1937年2月，罗家伦再次寄去还款1000元。张元济的两次借款，与罗家伦的三次借款，实际上反映出了民国年间的、一种清真的书生本色。
张元济先生早期参加过前清光绪帝的维新运动，因此，自称为“戊戌党锢孑遗”，他的思想倾向于温和的改良派。罗家伦为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精英，后来加入了国民党，缠身于一些无聊的政治活动，可是他的本质始终是书生意气的。罗家伦小张元济30岁，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因此这两人的忘年之交着实令人羡慕。
1948年8月，国家处于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夜。张元济写信给罗家伦，对于窳败的国民党政府信心俱失：“国内事无可言。财政败坏，一至于此。翁先生束手无策，王云翁亦踵决肘见。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美，近甫归国，云去时美币一枚值我国币四万，今逾千万矣。试闭目凝思，再过十月，不知是何景象。吾辈岂真将见亡国之惨乎？”而罗家伦身为国民党党员，人仍在江湖中，必须强迫自己对于国民党的未来抱有希望。后来，罗家伦选择了去台湾。留在大陆的张元济则兴奋地咏哦“及身已见太平来”。罗家伦永远不可能成为张元济老先生所期望的，“纯粹”的文人。
当年，罗家伦第一次向张元济寻求经济援助时，在一时冲动之下，与爱人张维桢断去了联系，跑去跟张幼仪表白又感情受挫，其时，罗家伦的人生色彩可谓一片灰白。
说起来，蔡元培新婚的妻子周峻，以及当时陪蔡元培来到法国的长女蔡威廉，俱是民国名扬于一时的才情女子。据说，蔡威廉曾经惹动罗家伦的英雄柔肠，罗家伦便跑去向恩师蔡元培请示：可否将自己升级为东床娇婿？蔡元培答应替罗家伦去试探蔡威廉的口风。蔡威廉则表示，罗家伦固然有相当敏捷的头脑，可是他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她理想中的爱侣应该是倾向于浪漫的艺术气质的。对于儿女婚姻大事，蔡元培先生的作风相当民主，女儿蔡威廉和罗家伦擦不起爱情的火花，做父亲的蔡元培也不能勉强。可是后来，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北大校园中传开了，便有人编撰了一份蔡先生给罗家伦的婉拒信：“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蔡威廉久已有闺中女子的一份嫣红，且在本次游学欧洲时，终于与留法学生林文铮萌动了爱情的幼苗。不过，这件事情，却颇令蔡元培为罗家伦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之情境而觉得憾然。
当时，罗家伦处于窘迫之中，蔡元培先生之所以一开口就想到了向老友张元济求援，是因为张元济在蔡元培临行之际，曾经托蔡先生代为物色一个人品清嘉的乘龙快婿。张元济说，只要人好，家庭条件差一点也没有关系，他可以资助未来女婿的所有留学费用。蔡先生便想到罗家伦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选。
张元济爽快地答应了罗家伦所需的款项之后，蔡元培老先生便旁敲侧击地，向罗家伦谈起了张元济择婿的事情。这个时候，罗家伦的鸾星先动。他于1924年8月30日跟失散许久的爱人张维桢，重新修好了联系的通道。这时期，罗家伦心底重新盛满的，俱是少女张维桢那份淡淡的锦熟容颜。如此，罗家伦写信婉拒了蔡元培的好意：“无论与何人订婚，皆愿于订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谊。……最好于友谊发生时不必定有婚姻观念当先，以免反而拘束。”蔡元培之前曾经给老友张元济预支过一份秾华的信息，孰料竟然是好事难成，蔡元培便把罗家伦的回函悄悄地转给了张元济。张元济虽有怅惘，却也不能强求。张元济与罗家伦也始终保持了那份娴美粹然的友情。
这一次回复到正常爱情轨道的罗家伦、张维桢两人，感情不再有一点点的波折。他们之间的感情，升温得很快。从前的罗家伦，因为从没有从容认真地得到过一份爱的滋润，他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比较粗放的。现在，罗家伦的一颗心找到了一个可停靠的蓝色港湾，他自在从容地沐浴于张维桢的爱情中，张维桢这才发现在罗家伦那一颗大丈夫的心中，其实也是缠绕着柔情似水的。张维桢曾经做过体育教员，体质于健康中自有一份端庄流丽的优美。于是，罗家伦便引用《诗经》中爱情诗“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来称赞张维桢。他以为张维桢的美，正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的伟大庄严的姿态美。
1925年5月，罗家伦首次寄赠了张维桢一副颈珠。这礼物从侧面反映出了罗家伦对于亲密爱人的密如针脚的心思：“我选的一种颜色，自以为还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红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弃，作为我游览展览会的纪念，并作我想起你的纪念。”罗家伦想象戴上颈珠后的张维桢，“好妇出门迎，颜色正敷愉”，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丰润和悦的女性魅力。
其实，每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于来自情人的甜蜜话语，即使重复地说上一千次，也没有哪个会觉得厌倦的。何况罗家伦是那样的富有才华，每次都能想到新颖词语赞美张维桢。罗家伦称赞张维桢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说惊鸿游龙的活泼是张维桢的，秋菊春松的饱满也是张维桢的！张维桢的举手投足中、所展现出来的美，无一不体现着中华千年文化中，女子的健康、硕大、庄重的美感。张维桢在恢复联系之前，已有近五年的时间没有见过罗家伦的真人了。可是，现在又再接到罗家伦的密集来信。张维桢对于罗家伦分明有一种邻家大哥哥的初恋感，仿佛罗家伦昨天刚刚离开，依然还清楚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张维桢为自己感动：原来真切地爱着一个男子，竟然可以是这样子的！于是，1926年新年来临之际，张维桢便给罗家伦寄去了蜜枣和松子糖。这对于罗家伦也有一份暗示作用，预示着像蜜枣与松子糖般甜蜜的生活，很快便要来临了。
于是，罗家伦急不可耐地想回到国内，与阔别已久的亲密爱人重逢。1926年4月，结束了所有学业任务的罗家伦准备起航归国。只有到了这时候，归心似箭的罗家伦才狼狈地发现，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却忘记留下回国的盘缠和运书的费用。他写信给张维桢嘲笑自己。张维桢毫不犹豫地给罗家伦寄出了500法郎，解决了他回国的川资。
不过，命运仿佛故意折磨这对有情人。之前，张维桢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曾经申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后来，很久杳无音讯。张维桢便把这件事情淡化了。1926年7月23日，盼望了许久的罗家伦终于回到了上海。可是在此时，张维桢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入学通知却到了。这样，这一对久别的情人，只有月余的相聚时光，接下来面临的又是一段长长寂然的分离时光！
因为相聚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所以罗家伦、张维桢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便特别感觉到了时光流动的生动与鲜活。他们每天临入睡前，望着外面的窗户人家，一盏盏的浅色的灯光，像天上的星星似的悄悄地熄了，他们便会愉快地想：今天我的爱人也在同一座城市中，在这样自然的灯光下入睡。第二天一大早，天空才只来得及现出一线的薄明，上海街道的一切均还包裹在一层薄暗微茫的光线中，但是这一对幸福的恋人却已早早地醒来了。他们是最早在上海的法国公园见面的一对年轻人，那里有高大的乔木，也有如缎子般的绿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被视为上海知识青年恋爱的天堂。
罗家伦因为确定自己是真心爱着的，所以什么事情都喜欢抢在张维桢的前面说。罗家伦这数年周游欧美诸国，心中本来就挤满了各种奇闻异事，便要急如星火地向张维桢诉说。有人说，每一个恋爱中的男子，实际上都是一次新生的过程，他们会在下意识中，把恋爱中的女子看成自己的精神母亲。哪有小男孩不喜欢跟自己的精神母亲，吱吱喳喳地讲外面的闲静小事的？这一层心思，张维桢照例能够懂得，因此张维桢便微笑着倾听着罗家伦的讲话。有时，两个人在夏末秋初的明艳日光中，并排在公园中静静走着。那样的时候，便觉得连语言也是多余的。张维桢用眼角捎了一眼身旁的这个年轻健壮的男子，罗家伦穿着笔挺的西装，双脚的移动，令人联想到了山间刚刚下来的一只轻捷有力的兽。这清真可爱的印象，便令她真切地觉得了罗家伦的好。
这样甜蜜的约会，两人一天也不肯中断地，持续了两三周。有一次，罗家伦便轻轻地捏起了张维桢的手。张维桢感到自己被罗家伦轻轻触碰着的手心，血管的微微搏动。之前，张维桢的手，还从来没有被一个年轻的男子，这样小心地触碰过，因此，她也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微妙的心悸感觉。那一刻，从张维桢心底涌上来的感觉只有一个：眼前这个男子是真心的。这人世间，以前从来没有过、今后也只可能有，眼前的这个男子这样情真意切地爱着她。于是，当时，在那样浓艳、壮阔的一种人生背景下，罗家伦与张维桢便把终身的幸福悄悄地订了下来。
张维桢赴美留学，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方学成归国。
1927年11月13日，罗家伦与张维桢这一对有情人，终于举行婚礼。至此，这一对历经周折的爱人，终于成为眷属。
新婚之夜，携娇妻喜入洞房的罗家伦，曾经喜极流泪地手赠爱妻张维桢情诗译作一首：
要是我能同你，
爱呵，秘密的，
和造化小儿定计；
抓住这苦恼的宇宙安排，
一把搦得粉碎！
可能依咱俩的铺排，
重造得更称我们的心意！
诗的原作者叫莪默（Omar Khayyám），为中世纪时一位相当出色的波斯诗人。五四一代的成名人物，像胡适之、周作人、徐志摩等人，在裘车肥马的得意之时，都曾翻译此诗以宣泄心中的快意。当时，三十娶妻的罗家伦也不愿意免俗。罗家伦将情诗递交到爱人的纤纤玉手，深情地吻了一下张维桢光洁的前额。他款款情深地轻咬了一下张维桢的耳垂，悄语：何以表白，唯有赋诗！
这样，罗家伦与张维桢的这段爱情传奇，在民国的学术界，便流传了一个风雅的段子。据说，新婚后不久的罗家伦，便接到了清华大学校长的任命书。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拜访柏林留学时期的老朋友陈寅恪，顺便赠送陈寅恪一本自己新近主编的书，叫《科学与玄学》，上面记载了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一些旧事。
陈寅恪对于罗家伦《科学与玄学》一书似乎兴致不大，他随手一翻便放在桌上。随即，陈寅恪笑眯眯地望着罗家伦说：“志希，你又娶老婆又升官，尚未请老友喝一杯喜酒，这笔账我先替你挂起。今天，我就暂且先送你一副喜联，你觉得如何？”罗家伦赶紧说：“正求之不得呢，我即刻让人买上好的宣纸回来请仁兄濡墨。”陈寅恪复笑，用一口糯软的南方口音作答：“这个倒不必了，你只需认真听讲便是。‘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这对联中镶嵌了‘家伦’两字。”罗家伦听到这里，立即仰头哈哈而笑。陈寅恪继续一本正经地说：“我还没有说完呢，听完了你再笑。我的横批是：儒将风流。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此为儒将；你新近娶得个漂亮老婆回家，岂不是风流？”
罗家伦击掌称妙。回去便跟冯友兰、陈岱孙几个朋友说了。这个段子，后来从朋友圈子中传了出来，一时，竟成为了民国学界一段风雅轶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