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奸邪是管理的急务豺狼在牢，其羊不繁。
——《韩非子·扬权》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
——《韩非子·制分》
豺狼在羊圈里，羊就不会增多。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急务。
君主时代，防奸是君主时刻面临的一个问题。君主为国，奸臣为私，公私不两立，为私者必然损公。小则只求把财富装满自己的腰包，弄点美名佳誉；大则要篡夺国家权力，取君主而代之。所以，韩非子强调，奸臣如豺狼，祸国殃民，是治国的最大祸患，禁止奸邪是治国的急务。
韩非子认为，奸臣被任用，是因为君主不用权术来驾驭他们。君主只以公众的舆论为依据，君主轻易地把国家权力交给那些不知道底细的奸臣。这些奸臣内外勾结，用爵禄作为诱饵，用权势作为威吓的大棒，明里、暗里，顺从他们的人就给好处，逆反的人就遭灾。在这种情况下，谁愿意避利取祸呢？大家都归附他们。颂扬之声被君主听到了，认为他们贤能，于是给他们高官厚禄。这些奸臣的权势越重，党羽就越多，恶性循环，君主小则名卑地削，大则身死国亡。到那时候，君主即使意识到用人不当之患，也无济于事。
今天，我们评论现代人多用贪官和小人来称呼古人所说的奸臣。小人通常的定义是“做事做人不守正道，以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人”。在企业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小人存在。对于公司里的小人，我们暂且称之为“公司奸臣”。 公司奸臣为了自己的私利，会假公济私，徇私舞弊，打压排挤对公司有用的真正人才。公司奸臣当道，走的都是精英，企业能发展壮大吗？企业领导必须思考，在你的小朝廷里哪些是忠奸贤佞之辈。
盗器为奸。
——《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一次，海信一位很认真的干部在工作中损失了几百万，老总周厚健很坚决地把他撤了，4年后周厚健又把他请了回来，“因为他犯的错误不是品质问题，而是工作失误”。但一位以每台价格比同类产品高出20元进了一批变压器的干部却没有这么幸运，周厚健说，“这显然是人品问题，我坚决把他开除了”。
现在很多公司都养着一些奸臣，这种人都是双面人，当面对领导百般奉承，一等到领导不在，他们又露出可恶的一面。有这类人存在，还不把企业都搞得乌烟瘴气？
王老板的公司专门代理国外电子元器件产品，由于产品独特，有很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也很受国内电子企业的欢迎。公司营运初期，王老板与营销经理李某进行了分工合作，王老板负责寻找货源和供应商，李经理负责销售。
李经理的工作一直做得很好，王老板就没顾得上去管这头，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寻找新、奇、特的产品上，这是该公司的竞争优势所在。后来市场竞争激烈，王老板意识到必须与客户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才能使企业继续生存和发展。
当他试图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时，却发现客户的所有资料都在营销经理李某的控制中，公司实际上没有真正有价值的客户资料。王老板询问了财务主管后得知，财务部也仅是一些表面的客户资料，公司的业务很大部分都是现金交易，而且是按李经理的要求进行记账的。
王老板遇上这等事，很是头痛棘手。按现状很难对营销经理的业务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一方面，公司这么多年的客户数据都在李某手中，李某一旦跳槽，或以此要挟公司来牟取私利，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李某采用大量现金交易，其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问题。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老板终于发现了李某不可告人的秘密。原来，李某自己也成立了一家公司与所任职的公司进行直接的业务往来，李在内曰奸，在外曰宄。
——《三苍》某是个空手道的大玩家，他从任职公司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实际上只是数字在账面上过了一下，并没有实质性的钱款汇入，买空卖空地倒倒手，便赚取了大量的利润；同时，他还牢牢地控制了任职公司的客户，由于李某的公司横亘在任职公司与客户之间，使这两者中间形成了信息断层和短路，加之李某身兼两种角色，既是任职公司的营销经理，又是经营同一类产品的另一家公司的老板，这就使其不法操作易如反掌了。
原来李某操纵任职公司的资源为自己的公司牟利。对于这个利用公司资源牟取私利的可怕蛀虫，当然不能姑息养奸，应该尽快铲除。王老板在生气之后，开始考虑治奸策略。他悄悄请资信调查公司去了解李某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借此了解到他那家公司的运营水平、整体实力和销售状况。调查发现，李某的公司的实力较弱，不足以与本公司抗衡。
老板搜集证据，决定将李某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并借媒体之势向外通报申明，以彰显其恶行。最后一刻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想置李某于死地。他叫来李某，向其摊牌，表明公司已掌握其劣行，但考虑到他多年来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公司愿放他一马，既往不咎，但条件是：必须交出所有客户资料；离开公司；可以成为公司的经销商。
李某做贼心虚，同意了老板的要求。接下来老板召开客户答谢会暨新闻发布会，届时向外宣布新经理的继任事宜，并邀请多家媒体现场报道。最后，向所有客户寄发李某离职申明以及新的客户服务和咨询联系人和电话。
这样，既确保了行动的安全性、有效性，不至引起大的波澜和震荡，又能掌握主动权，实现权力的平滑移交或过渡。
公司奸臣就像一颗坏苹果，能毁掉整桶好苹果。一个人的坏行为极具渗透力和破坏力，传播迅速，最终带坏同事或者破坏一个好的团队。因此公司应立刻杜绝此类问题，招聘经理在筛选员工时应更加谨慎。
奸是内部的坏人，宄是外部的坏人。宄与奸相辅相成，内外勾结，一起干坏事。禁止奸邪是管理的急务。管理者发现员工有以下对企业不忠的恶行就要警惕，采取适当措施，或警告教育，或果断除名，将破坏力限制到最小。
（1）贪污索贿。时时觊觎企业的财富，为行贿者办事而不顾企业之利益。
（2）渎职滥职。不忠于职守，滥用职权，只为权利，不言责任。
（3）挥霍浪费。只为排场与脸面，浪费挥霍公司可节之钱物。
（4）贱卖偷盗。私心自用，贱卖企业财产，小偷小盗，贱心常在。
（5）虚报冒领。虚报不实，贪名贪利，冒领钱物。
（6）公私不分。占公一时之利，得之眼前之便利。
（7）泄密谣言。泄密显示不忠，谣言影响团结。
（8）身心不一。身在曹营心在汉，乱众人之心。
（9）阳奉阴违。不言实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10）有令不行。适则行，不适而拖，拖而不行。
（11）结党营私。打击团队士气，组建小团体，打击积极分子，分裂组织。
奸宄是防。
——张衡《西京赋》（12）自私自利。推脱责任，窃取他人功绩，拒绝分享有利信息、经验知识、技巧。
企业禁止奸邪，一方面要预防，另一方面要榜样激励。群体中的每位成员都有学习性，公司可以将优秀的员工树立成榜样，让员工向他们学习。虽然这个办法有些陈旧，但实用性很强。就像一个坏员工可以让大家学坏一样，一位优秀的榜样也可以改善员工的工作风气。
最后要强调的是，管理者要多花点时间了解员工，在真正了解员工后，就不会那么轻易地做出判断，草率地将之归入某类人，或是无根无据地对员工下结论，也不会过早地辞退员工。清除像社鼠猛狗一样的奸臣故人臣执柄擅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所以左右近侍像社鼠，掌权的大臣像猛狗，治国的法术就行不通了。
奸臣乱法，是中国传统社会屡禁不止的政治文化现象。一个千古慨叹是：为什么奉公守法的忠臣反而见黜被诛，而违法乱纪的奸佞却一路扶摇？何以尚忠臣而忠臣弥少，蔑奸臣而奸臣弥多？
韩非子在《八奸》篇中指出了臣下得以实现奸谋的八种途径，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这些都是一些奸猾的手段，这些说法虽不尽准确，但有些确实毫厘不爽。古往今来，忠臣永远斗不过奸臣，忠臣真的是太生硬、太不够圆滑了。韩非子对此感叹道：法术之士怀有治国的策略，想使大国的君主明察起来，大臣却像猛狗一样迎上去乱咬，这也就是君主被蒙蔽和挟持，而法术之士不能受到重用的原因所在。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讲了故事：春秋五霸的头一号人物齐桓公问管仲，治理国家，最害怕什么呀？管仲告诉他，最怕社鼠。社鼠是什么鼠，为什么这么厉害？社，是古代的祭祀的场所，有很多冷猪头、冷馒头，装修也不错。可惜，社里面的老鼠也多——社鼠。这帮老鼠很难对付：用火烧，很可能把社里的木梁也烧了；用水淹，又怕把墙上涂的东西泡坏了。而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大臣既像猛狗一样迫害法术之士，左右近侍又像社鼠一样刺探君主内情，而君主却不能察觉。这样，君主怎能不受蒙骗，国家怎能不衰亡呢？
宝刀未老，廉颇报国无门，客死异乡；天纵英才，李牧无罪被斩，万古遗恨。廉颇不用，李牧屈死，只因为奸臣郭开，奸臣误国，罪恶滔天韩非子借用“猛狗”和“社鼠”来比喻君主身边枉法乱政、妒贤嫉能的权臣和作威作福、欺上瞒下的近侍，并指出有了这样一群奸佞之人，则有道之士必定无法接近君主，君主受到蒙蔽，那么国家也就危险了。韩非子主张：“猛狗”和“社鼠”一类的人危害性很大，是国家的祸患，应该把他们清除，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
自古以来，很多英雄豪杰贤士大夫，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是怕人类中的“社鼠”和“猛狗”。不用说，一个机构、一个企业里要是有几个“社鼠”和“猛狗”，估计就要“一颗鼠屎弄坏一锅粥”了，有能力的人也会被“猛狗”咬得遍体鳞伤。这样的机构、企业又怎能不陷入混乱呢，又何谈发展呢？
一位公司的总监这样感叹说：“我的老板只能听好话，喜欢拍马屁的人，对直言仗义的人反而看不顺眼，致使身边形成了很多所谓的奸臣，一天到晚不干活，挖空心思算计别人，打小报告，造谣中伤。老板不但不保护直言者，反而将这些人的直言直接告诉造谣者，造成不必要的内部矛盾，使敢于说话者受到攻击，一批一批的优秀人才就这样被挤走了，结果使企业、个人都受到极大的伤害。”
无论是跨国企业还是本土企业，我们总能碰到一些职场“奸臣”。一位被人称呼为“李总”的公司副总裁就是这么个职场坏人。他几乎具备了历史上那些奸臣所有的禀性：对上拍马逢迎，对别的同事或下级采取的不是拉拢就是拼命排挤。尽管这位李总在工作能力上得到大家的“正面评价”至多是“口才好，很会作秀”，但那么多年来，凭着他国营单位出身的“阶级斗争”背景（事实上他从不提这个背景，他总是把在合资公司工作的经历说成是世界500强企业的），他依然稳稳地坐好了副总裁的位置，而且“帮派”成员还愈来愈多。
桓公问管仲曰：治国何患？对曰：最苦社鼠。……今人君左右，……蔽恶以欺于君，不诛则乱法，诛之则人主危。据而有之，此亦社鼠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位“李总”所在的公司，与大多数内资企业一样，老板也属于从战略到针头线脑什么都要管的人。如果是按真正的权力来说，“李总”远不如同是奸臣的魏忠贤或是和珅。因为企业的部门大多习惯了向老板直接汇报，而且绝大多数的报告也是要老板签字才会生效。
“李总”尽管手中并无实权，但他却是这个公司整个灰色组织的大头目。他在这个组织上所花费的精力远超过正常的工作，并且显示出了杰出的影响力才能。首先是他影响到了人力资源部门，尽管招聘每个人还都需老板点头，但他把握了前面的一关，并且让每个人都知道了之所以能进来，都是他举荐有功。
招聘本身就是一个职场的暗喻，它意味着谁招聘就是谁的人。通过人员进出的新陈代谢，“李总”逐步提高了在整个公司的影响力。对于原先的老员工，只要是老板身边的人，他采取的策略就是拉拢，这和历史上所有的奸臣都要拉拢皇帝身边的太监的实质是一样的。“帮派”对于提高执行力也的确是有好处的，但仅限于这个灰色组织的内部，对于别的异己分子，就是排挤和抗拒的斗争了。“李总”总能在这种不断壮大的帮派过程中获得职场斗争的快感，这也是另一种权力欲得到满足的体现，这种满足甚至会越来越增强他斗争的正义感。
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老板是否需要这样的“奸臣”呢？对这样的职场帮派，哪怕初期是阴暗的，但老板也总能觉察出他们的存在。问题在于，老板也有自己的权衡，尽管奸臣会把一些人才排挤出局，但它们总能团结到更多的人。中国的历史早就教会了老板们“御下之术”。你不是奸臣吗？我就再培养些和你作对的忠臣。老板总是陶醉在那种冷眼旁观职场斗争的游戏里，就像猫看着两只自己打斗的老鼠。
朝里奸臣得宠，忠良受害，闹得国家贫穷交加，百姓怨声载道。企业有奸臣，不也是如此吗？但是，老板别忘了，“忠臣”总是斗不过“奸臣”的。忠臣们总是鄙视奸臣们的那些做法，总觉得暗地使坏、打小报告、背后拆台不是君子所为，他们还总妄想通过忠于职守来息事宁人。但他们这样的心平气和哪里抵得过充满着战斗感的“李总”们呢？奸臣早已尝到斗争的甜头，几乎把这种甜头当作了一种快感，在一次次地蹂躏对手，一次次地排挤异己分子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把“杀死”对手当作了一种职场最大的成就。
但是老板们恰恰忘记了这些斗争花的是自己的成本，他不仅要为他们的薪水买单，为他们密谋置死另一方的帮派聚会的酒水买单，更要为公司里的沟通成本买单。
治企如治国。对于企业来说，韩非子的忠告有着更广泛的意义。企业老板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身边是否有一些特殊人物，倚仗对企业开创的功劳，倚仗老板的信任，倚仗着与老板的特殊关系，自己素质有限，不思进取，甚至拉帮结派，牟取私利；对于外聘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则深感受到威胁，极尽排斥之能；工作上设置各种障碍，不予配合，煽动员工抵制变革，在领导面前造谣离间，必让新聘经理人离职而后快。
这些人是企业的“社鼠”与“猛狗”，如果有这类人存在，企业老板就必须坚决给以清除。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要想做大做强，永远只是一场春梦。究竟是皇帝被奸臣利用，还是皇帝在利用奸臣？ 昏君奸臣，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看清远离阿谀奉承之人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
——《韩非子·奸劫弑臣》
故曰：谄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
——《韩非子·说疑》
所有奸臣都是想顺从君主的心意来取得亲近宠爱地位的。因此，君主喜欢的，奸臣就跟着吹捧；君主憎恨的，奸臣就跟着诋毁。
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君主才能识别，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因而落到身死国亡的地步。
当初，韩非子看到韩国日益被削弱，多次上书韩王安，提出一些强国的建议。无奈奸劫当道，韩王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重用他。于是韩非子痛恨韩王治理国家不能彰明法制，不能用贤臣富国强兵，悲叹忠良受到奸臣的排挤，借鉴以往的得失，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十多万文字的篇章。
由此可见，韩非子非常痛恨奸邪之人，更是悲愤君主昏庸不辨忠奸。他在《诡使》一篇中感叹道：现在奉公守法的人想用逆耳的忠言向君主进谏却得不到接见，而那些花言巧语、内外行奸、在社会上侥幸投机的人却经常得到晋见。忠诚的人想帮助君主治理国家，但君主却越发要加以疏远；逢迎取媚、顺从君主的意愿和欲望而危害国家的人却成了亲信。
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一篇中对那些品格卑微奴性十足、为了谋取权势竭尽阿谀逢迎的政治投机者进行了无情揭露和猛烈批判。他还在《二柄》篇中以竖刁、易牙的历史教训来揭示阿谀逢迎对于政治的危害。在另几篇文章中，都体现了韩非子对现实政治中奸进贤退、君道不明的苦衷与愤懑。韩非子希望君主对于“谄谀之臣”，一定要“知之”、“远之”，以免受其祸害。
文子曰：吾尝好音，此人遗我鸣琴；吾好佩，此人遗我玉环：是振我过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
——《韩非子·说林下》要做到“知之”、“远之”，是不容易的。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是人善于伪装自己，把自己的心藏得严严实实，不轻易流露出来。看人不能只看表面，一定要看实质，才不会受害。
韩非子在《说林下》篇中讲了一个故事：晋国大夫中行文子流亡在外，经过一个县城。随从说：“此县有一个啬夫是你过去的朋友，何不在他的舍下休息片刻，顺便等待后面的车辆呢？” 中行文子说：“我曾经喜欢音乐，此人给我送来鸣琴；我爱好佩玉，此人给我送来玉环。他这样迎合我的爱好，是为了得到我对他的好感。我害怕他也会出卖我以求得别人的好感。”于是他没有停留，匆匆离去。结果，那个人果然扣留了文子后面的两辆车马，把他们献给了自己的国君。
中行文子说：“求容于我者”也能“以我求容于人也”，就是看清了惯于逢迎的人的本质而做出的判断。由于判断正确，避免了一场灾祸。
在现代生活中，也存在谄媚的人，对于这种人，人们鄙之为“马屁精”。对于拍马屁这种行为，大部分人都是敬而远之的，尽管它的名声不好，但世界上还没有一家公司宣布“凡拍马屁者，立即辞退”的规定。办公室里专以拍马屁为生的一些人，他们拍起马屁来不显山、不露水，让一些被奉承得昏了头的领导浑然不觉，还对这种人恩宠有加，大加赞赏。
很早以前，阎王爷命牛头马面将人间一个专会拍马屁的人捉来，准备割舌下狱。这个人一见阎王爷，急忙双膝跪倒，磕头祷告：“请阎王爷息怒，在人世并非我愿意拍马屁，而是世人多爱听奉承之言，喜欢拍马之人。如他们都能像您这样铁面无私、严肃公正，我自然就不会拍了。”阎王爷听后怒气全消，高兴之余，命二鬼把这个人送回人间。由此，这个人益寿延年，长生不老。这就是马屁精的由来。作为领导者，对于那些一味向你讲好话，千方百计奉承你的人，一定要小心应付。如果你总是很受用他们谄媚的言语、态度，那么，你的事业和前途很可能就毁在这些人的手里。
某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无背景无学历，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升任常务副总。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业绩，只不过是因为他让老板认为他很有才干。他总是恰到好处地让老板看见他在“加班”；在各种场合“巧遇”老板，非常“虚心”地向老板讨教；老板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能引经据典说明这话的正确和高瞻远瞩；他还“无意”当中帮老板解决了一些个人的小麻烦；他向老板“如实”报告公司某些人某些事存在的“弊端”，“诚恳”地提出改进意见……应该说老板也不是昏的，对马屁是有免疫力的，但这最后一点最具迷惑性，让他认为这位年轻的部门经理一心为公司，并且有眼光有魄力，迅速把他提为副总，而后常务副总。不久公司的高层领导集体辞职，老板还认为辞职者嫉妒常务副总，容不得人。
这位新副总上任不久，又以能干积极的姿态介入一个项目决策。这个项目老板其实并没有太大把握，新副总知道老板很想上，就盛赞此项目有远见、可行性强，说得老板热血沸腾，很快着手进行，结果是一败涂地。但直到项目失败，老板都没弄清败在哪里，还在副总的鼓励下欲东山再起。
当然像这位老板这样听信马屁精以致决策失误的老板不太多，但因宠信马屁精造成内部不和的却屡见不鲜。在拍马屁的时候，除了吹嘘自己，马屁精还得贬低别人，否则怎显得他鹤立鸡群？听得多了，再加上无暇弄清事实真相，老板对他的话自然深信不疑，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很多时候就根据他的意见而定。在这样的企业中，还有什么团结和公平可言呢？长此以往，就会形成马屁成风、人心浮躁的企业文化，没有谁真正做事情了。
在同一个企业中，资源有限、机会有限、职位有限，马屁精迷惑老板，掠夺别人该得的东西。更严重的是，马屁精们随手送出的高帽对老板是一种“精神贿赂”，让老板沾沾自喜，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在用人上任人唯“近”，甚至在战略决策上出现失误。——佳好程控设备制造公司董事长湛苇波那么，老板如何处理企业中的马屁精呢？
（1）对待专门溜须拍马奉承领导而毫无其他能力可言的人，领导者对待他们的方法最简单，走人！毫无能力专善阿谀奉承的人在单位就像一条臭鱼，不仅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把单位的风气搞坏。所以，让他走人是最明智、最大快人心的事情。
（2）对于能力一般而有奉承爱好的员工，最好给他找个合适的位子，让他断了想靠拍马屁得宠的念头，只能努力工作。不辞掉是因为他还有一定能力，不委以重任是因为他能力平庸，还爱溜须拍马，委以重任的话，迟早会坏了大事。在单位中要做到人尽其才，人才要有效地使用，而这些能力一般又有些毛病的人也要发挥他们的作用。
（3）对于那些确有较强能力却也喜好溜须拍马的人，领导一定要小心对待，因为这些人可是破坏性很大的“原子弹”，弄不好会给公司造成极大麻烦。对待这种人，领导首先要依据他们实际能力而委以相应的职务。不能让员工认为领导者不识才，处理不好就会让不拍马屁但较有能力的人感到领导没有眼光，而对自己在单位的前途感到失望。如果领导不能给这类有奉承喜好的人以相应职务，其他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有能力者则会认为公司不注重人才而离开。如果这些人都走了，对公司的损失是大的。
总之，有些人很聪明，老板喜欢归喜欢，但要考察他们有没有真才实学；有的人很老实，只会埋头苦干，老板也要观察他能否担当重任。不能被表面现象蒙蔽，更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满足奉承的话比杀人的手还狠。
——拉丁美洲格言 马屁精的欲望，供养只会拍马屁的无能之辈。
在现代企业里，效益是最高原则。作为老板，宁愿要一个调皮的业务尖子，也不要一个低能的佞人弄臣。甜言蜜语毕竟不是生产力，它最多助消化，但绝对当不了饭吃。只要老板不吃马屁，马屁精失去了市场，自然就少了，大家都凭真本事公平竞争，事做好了，内部也团结了。领导严明则下属不敢奸诈臣之忠诈，在君所行也。君明而严，则群臣忠；君懦而暗，则群臣诈。知微之谓明，无救赦之谓严。
——《韩非子·难四》
臣子的忠顺或欺诈，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就会欺诈。能察觉隐情的叫明，不赦免罪行的叫严。
帝王时代，君主都强调臣民对自己和朝廷忠贞，然而犯上作乱的臣下却前后相继，代不绝书。为什么大臣们中会有一些奸佞之辈呢？
韩非子给了我们答案。他说：臣下的忠诈在于国君，国君明察而且严厉，群臣就忠诚；国君软弱而昏庸，群臣就奸诈。他还说：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好，然后草木才茂盛。在君臣关系中，国君是主要方面，大臣是次要方面，决定大臣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国君。
每个朝代都有忠、奸之臣。如果我们粗略地浏览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不同朝代，忠和奸人数的多少、势力的强弱各不相同。有的朝代，善人、忠臣占据上风，恶人、奸佞小人退避三舍；而有的朝代，恶人、奸臣飞扬跋扈，而善人、中正之臣抑郁难申，甚至备受劫难。依据韩非子的观点解释，国君英明公正，正直的原则能够行得通，则忠臣多，正气立；国君昏暴、愚暗，正直的原则抬不起头，则奸臣多，邪气盛。
孔子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所谓政，就是要公正。你以公正作表率，谁还敢不公正呢？又说：以道德来治理国家，自己就好像北极星一样，端居在一定的位置上，群星都环绕着它而转动。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孔子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说是治国之本。只是很可惜，直至如今仍很难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他的讲述也许就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吧。纵观古今，好像只有唐朝的部分辉煌时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唐太宗在历史上堪称明君，但他大臣的班底却比较复杂，既有从一开始就追随他，始终不渝的从龙功臣，如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也有从隋炀帝那里接收来的一批降臣，如萧瑀、裴矩等；还有的是在他们兄弟权争中弃旧从新的，如魏征。这些人并不都如金似玉般纯良，只是由于唐太宗以身作则，导之以正，使得这些人政治品质中消极因素得以抑制或克服，积极因素得以发扬，有的人甚至发生了性格迥异的变化。表现得最为典型的，便是裴矩。
裴矩是一个“代代红”式的人物，他一生侍奉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主子，他在每一个主子手下都很得意。
裴矩在侍奉隋炀帝时，曾任隋朝的吏部侍郎。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以极端荒淫残暴而著名，他三游江都，三侵高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隋炀帝又常以才情自负，裴矩则刻意投其所好，是隋炀帝最赏识的逢迎谄媚的佞臣。
裴矩凭媚功达到既富且贵，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场罪恶的讨伐辽东的战争，便是在裴矩的唆使之下而发动的，战争旷日持久，屡打屡败，耗尽了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闹得国弊民穷，怨声四起，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后来他几经辗转，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时担任吏部尚书。唐太宗对官吏贪赃受贿之事十分担忧，决心加以禁绝，可又苦于抓不住证据。有一次他派人故意给人送礼行贿，有一个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大怒，要将这个小官杀掉。裴矩谏阻道：“此人受贿，应当严惩。可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因此而行极刑，这叫做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以礼义道德教导人的原则。”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集来臣僚说道：“裴矩能够当众表示不同的意见，而不是表面上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用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标志），臣者景也（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
——《资治通鉴·唐纪八》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见《资治通鉴·唐纪八》。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隋朝的佞臣裴矩在唐朝成为忠臣呢？《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此有一段评论，大意是：国君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标志正则影子直；标志邪则影子歪。忠臣良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培植、倡导；奸臣佞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放纵、默许。
其实，历史上曾有许多大臣，原本并不是坏人，只是由于国君的治国指导思想错误，他们也跟着误入歧途。君好大喜功，他们便兴师动众，推波助澜：君好斗，他们便相互攻讦，斗得个你死我活。许多身败名裂的大臣，其实是国君错误的牺牲品。
同一个大臣，在明主的领导下，可能会是正派的；在昏君的手底下，则可能是奸佞的。同一个国君，如果前期英明、公正，后期昏庸、愚暗，也必然会造成忠奸易位，正邪消长的局面。齐桓公一朝就是一个典型。
齐桓公早年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位相，一时之间，人才大盛，鲍叔牙、隰朋等，或以贤德，或以才能闻名于世，在他们齐心辅佐之下，齐国脱颖而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得只有中人之资的齐桓公，居然成为五霸之首。可到管仲一死，他不听忠言，重用以长卫姬为首、包括易牙、竖刁、开方在内的等四人（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四人帮”），终于导致国家大乱，最后他竟然死无人问，以致尸出蛆虫。真实悲剧啊！
企业领导人的品德相当重要，因为他是企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一种公器，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藤崎照夫（台湾本田总经理）韩非子讲，君暗臣弱，君明臣忠。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管理者的人品出问题，必然会创建一个恶人谷。每位企业管理者都应该知道，领导不能正己就很难正人。一个企业的好坏关键在老板，一个部门的好坏关键在部门领导。如果企业管理者为个人捞钱、捞荣誉，又如何要求广大员工对企业效忠呢？又怎能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呢？
所以，领导者必先以身正人，身先士卒，这是治乱之根本。企业领导要有意识地建立一支作风正派，纯朴实干的干部队伍，提高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公司风气的自觉性，与员工共同努力维护企业长期形成的纯朴和谐的良好风气，共同在美好舒适的公司气氛中愉快地工作，使公司能在这种美好舒适的公司气氛中更快、更好地发展。
禁奸先要引导人心向善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韩非子·说疑》
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
韩非子接受了老师荀子“人性恶”的思想，提出了人性自利说。他认为人是自私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产生奸邪的行为。所以，他主张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从源头治理。
当年大禹治水时就知道以疏导为上，只堵不疏终而酿成灭顶之灾。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的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这是王充的高见，比韩非子又高了一个层次。
韩非子在《说林上》一篇中讲了一个故事。庆封在齐国作乱后，想出奔到越国。同族的人说：“晋国近，为何不去晋国？”庆封说：“越国远，有利于避难。”同族的人说：“你把作乱的念头改掉的话。住在晋国就可以了；不把这种念头改掉，即使远居越国，难道就能够安宁吗？”韩非子用这个故事说明，心中不起恶念是禁奸止过的最好办法。
人们都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人性恶的现象是那么普遍地存在。小孩子间的打架，摧残小动物，抢夺食物……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圣主之民如彼，恶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
——《论衡 ·率性》美国校园枪杀案近年来出的还少吗？青少年之间的残杀、摧残成分比成年人的要重。在中学女寝中出现的女孩子合伙欺凌弱者的现象也只能用人性恶的一面来解释。欺凌他人是一种上瘾的行为，很难自控。老板欺凌员工，后娘虐待继子，丈夫蹂躏妻子，儿媳恶待公婆，美军虐俘……其实，大凡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人性问题，而人性是要追寻自己的生存发展享受的，所以如何引导人性向善转向而抑止恶的出现是个重要的问题，那么从这个来说主要是要注重人内心的塑造才能有效。
人是一种能动之物，人类行为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躲在背后的恰恰就是“求我幸福”。求我幸福是自在人性的自然表现，它既可造就“善”，亦可造就“恶”，完全在于人的能动本能如何疏导它。
求我幸福的人性使人类行为动机从根本上定位在个体和局部利益上，但通过人类能动的疏导，却可造就出良性的“自为人性”，从而使人类做出有利于他们整体的合理行为。
理论上讲，人类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自身人性恶的一面。通过良性引导可以使人为了实现自我而首先放弃自我、为了“为己”而首先“为人”，造就出“先人后己、先公后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高尚人格；远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等低劣的极端，也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强制力量，把人性强力约束在人类组织许可的范围之内。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认为人性天然地倾向于“为己”，欲望只有经过理性的引导和调节，才会变成正常的合理的欲求。如果不加以节制，就将泛滥成兽性，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他反对人治而强调法治，主张通过法律来节制人的欲望。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应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坚持“扬善抑恶”、“使长弃短”和“用巧补拙”的原则，务求展示、激发、运用和发展人性中光明的、积极的、美好的一面，以给人向上的动力与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讲，管理就是对人的欲望的管理，管理的过程就是对人的欲望予以关注、激发、调控、满足的过程。人的欲望丰富多彩，所导致的结果也千差万别，概而言之，管理者的责任即是竭力抑制人的不良欲望，充分引导和满足人的正当欲望，并使之成为驱动安全管理过程正常运转的原动力。
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关键是如何启发员工的善心，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善，这就需要营造一个环境。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环境，而人会适应环境，环境也会改变人。如果能营造出一个“向善”的环境的话，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善，人们就不好意思暴露出自己恶的一面来。
人性是可以彻底被引导的，而不是仅仅被“面具”压抑。文明可以不用压抑人性恶，而是完全将人性引导到二者不存在斗争关系的境界。我暂且将之称为“正引导”。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正引导”呢？
荀子对人性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差不多，都认为人性是恶劣的。但在如何节制人性恶的方法上二人却大异其趣，亚里士多德主张通过法治来节制人性，而荀子则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改造人性。有道是：人心如水，管理如器。管理并非断江截流，而是开江引流。这个“流”也就是员工的“心”。那么，要将这些流水引到哪里去呢？自然是“器”里去。这个器就应是企业的“规矩”，企业的道德文化！
高建华做过中国惠普的高级管理者（首席知识官，CKO），主要做企业文化建设和员工道德培养的工作。他在《笑着离开惠普》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1986年高建华刚加入惠普的时候，经历过这样一件小事：公司卫生间里放着质量非常好的卫生纸，供员工和来访的客户如厕时使用。但是，有一段时间打扫卫生的人发现，卫生纸消耗得过快，有点儿不正常。一卷卫生纸放上不久就没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显然是有人将卫生纸私自拿走了。
管理层知道这件事后，却对如何处理这件小事感到比较棘手，因为如何处理此事，关系到公司的价值观念和企业文化。按照惠普的理念，设计出来的任何制度都不应当惩罚好人，即使有人做出了有损于公司的不良行为，也应该从正向引导来改变这种不良风气。
一个人跟高尚的人在一起，就会越来越高尚，因为一旦做了什么不高尚的事情，自己会觉得惭愧。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场，形成了一种势，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每个人。
——高建华《笑着离开惠普》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公司可能会取消放置高档卫生纸，而采取其他的替代措施。但是那样做就会给广大员工带来麻烦，更重要的是让好人受罚，让大家觉得公司不再信任员工。中国惠普并没有那样做，而是按照原来的做法继续执行。毕竟大多数人是不会偷卫生纸的，拿走公司的卫生纸一定是少数人所为。
随后，公司在大会上向大家通报了这件事情，并强调公司假定人性善，不会因此而让大家受连累，会继续免费供应高档卫生纸，但是偷卫生纸的行为关系到一个人的品德问题，公司不会因为卫生纸价值不大就会听之任之，一旦发现是谁干的，只有一个结果——立即开除。 那个拿卫生纸的人听了以后，知道这个问题闹大了，继续拿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从那以后就不敢再拿了。这件小事就这样解决了。
民族、国家、社会需要道德文化作为支撑，没有了文化道德，那社会就会陷入一片堕落直至灭亡。如果就实际情况而言，如果做企业开公司，如果没有一个自己的企业文化特色，没有企业员工对企业的一种精神寄托，我想这企业也很难做大做强。
所以，企业禁止员工的不良行为，关键的问题在管理者本身。禁恶先要扬善，创造一个首善之区，一个善的氛围。通过开展“善小”活动，不仅是要解决员工自身的不文明行为，而且还要引导员工成为“善小”的主动传播者，成为文明源头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这样，“善小”就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企业文化的社会责任。如此，我们的道德之河才能至清至纯，源远流长。韩非子与马基雅维里都认为人性恶劣、趋利避害。韩非子认为人的这种自私、好利本性根本无须改造，倒是需要利用人的这种好利本性而进行统治。马基雅维里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观点。所以，性恶论是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一块基石。监督机制是察奸止奸的大网一雀过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
——《韩非子·难三》
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都逃不脱了。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
韩非子坚持人性恶论，认为人性恶以及社会自我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制度或秩序的破坏者。一个人违法犯罪和觉悟没有必然联系，不能依靠道德去约束，因为人性很难把握，只能用法制进行规范和预防，从法制上约束和杜绝。
韩非子在《六反》一篇中说：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把廉价的东西放在冷僻之处，即使是曾参这样有修养的人也有偷窃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闹市中，即使出名的盗贼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觉，曾参就可能在暗处于坏事；一旦察觉，大盗就不敢在闹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多设耳目，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的品德而停止作恶。
在这里，韩非子提出，预防奸邪的行为必须要有一个察奸的大网，人们在监督之下不敢明目张胆地作恶。我国古代治贪之法多有失败之笔，这什么原因呢？就是缺乏监督，专制政体下的最高统治者在与百官关于治贪和贪的博弈中，只能以一人之智对天下之智，以一人之视听而察天下之奸，双方的力量对比过分悬殊，最高统治者们也只能选择以官治官，以贪治贪的斗争策略，不难想象治贪的效果会是怎样。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
——《韩非子·难三》
治贪止奸历来是君主的一大难题。韩非子在《难三》中指出，君主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是缺少治国的办法。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胜多，君主难以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不劳累身体就办好事情，不使用脑力就得到奸情。所以宋人有句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都逃不脱了。”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
韩非子的这段话说明，君主治国，要察知奸邪，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虑”，应该掌握法术，依靠官吏和民众，“因物以治物，”“因人以知人”，在全国结成一个“知奸”的天罗地网，奸邪就像麻雀一样逃不掉。
同样的道理，如今一个大企业每天发生的事情那么多，仅凭管理者个人的智慧绝不可能全面了解所有的事情，所以必须建立相关机构来管理事情。员工是多数，最高管理者就那么几个，管理者不可能全面了解情况，所以必须利用专职的监督人员来了解情况。管理者应该把精力用在建立检查制度上，依靠大网罗，就能可以发现问题，管理好企业。
老子说：“仅用智慧搞不好管理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才能使管理者事半功倍。”领导不能仅靠个人的才智去察奸止奸，而应依靠民众及有关司法部门去了解奸情，制止奸行。管理者如果要把管理实施到位，就要建立完善的监察系统，这样才有可能杜绝下级弄虚作假，蒙蔽领导的现象。同时也为管理者了解实际情况、做出正确决策提供有力的事实依据和参考数据。
据美国管理协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企业对员工在上班时的活动情况进行监视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超过3/4的大型企业承认对员工与他人通信和在办公室的工作情况进行跟踪监视。如今，企业管理者都热衷于监控员工的行为，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美国最近生效的一项新法案规定，公司要对员工通过办公系统收发的所有电子邮件以及其他电子文件进行监视。据调查，目前有9/10的雇主已经通过某种方法来监视员工的电子通信了。公司监控员工是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如果你做坏事我们就会发觉，因此不要做坏事。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有一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退役的特工组成的调查队伍，来监视和调查自己的员工。他们在公司的多起“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调查队伍曾经查出一名公司董事利用公司基金为自己买打猎的器具，广告部门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一名潜在供应商送给的昂贵礼物等多起“案件”。2002年，有人还跟踪公司的一名经理到危地马拉，发现该经理与公司的一名女员工睡在一起，结果这名经理遭到了解雇。
最近一项的调查表明，韩国60%的大企业、30%的公营企业都对职员进行监视。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还是有80%的大企业和公营企业表示说：“目前防止技术泄漏的装置还不是十分完备，还有必要加以补充。”韩国某大企业人士说：“企业信息的泄漏有的关系到公司的存亡，因此，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
如今，企业竞争都打起了情报战。所以，企业防奸，重要防“内鬼”。近期，企业出现“内鬼”的报道频频现于报端。“内鬼”往往防不胜防，他们专门挖空心思骗取上司、老板的信任，谋取一定的利益后走人，有时还会暗地里扮演“间谍”的角色，泄漏商业机密，给企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内鬼”在一间公司“工作”的同时，还为其他公司干活，甚至做起了自己的买卖。国际上把“内鬼”自己经营的企业称为 “布谷鸟企业”，意为把蛋下到其他鸟窝里的。从人力资源管理来说，进人时如何选择，如何把好第一关口，极其重要。人力资源部门对录用对象在录用前和录用后进行跟踪调查，主要了解他们的信用历史和现状。必要时还要建立公开、畅通的民主通道，对重点提拔人员给予事前与事后的评议，并针对种种不道德的行为制订出相应的约束机制与淘汰措施，目的是纯洁队伍而不在于教育。
在防范“内鬼”拟定治理对策时，有一点必须提醒老总们注意的，就是如何构建企业文化，因为人的内心只有文化渗透才能进入心田，只有制度约束与管理监督到位，才能防止商业秘密的泄露，才能从根本上治理企业的“内鬼”。
虽然法律允许企业在必要情况下对员工进行监控，实际上所有的企业都能够为自己在任何时候采取的监控手段找到合理的解释。但是，如果监控行为在实施过程中运用不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问题。为了减少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制定一个政策并使之透明化，并且只在商业活动需要的时候采取监督行为。
毫无疑问，企业对员工行为监控越来越普遍，而且还可以从法律层面得到支持。然而，过度地采用监控手段可能会引发负面效应。因此，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企业保护商业秘密和员工保护个人隐私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明烛远奸，不被假象蒙蔽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韩非子·难三》
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赏罚，不也是弊病吗？
韩非子认为，人都有伪善的本性，君主要明察臣子的奸行。君昏则臣佞，奸臣思小利而忘法律道义，进则掩蔽贤良以蒙蔽君主，退则扰乱百官制造祸乱，最终是君主受害。奸臣被用，是君主没有明察，昏庸的君主不必说，贤明的君主用了奸臣，至少是一时的糊涂。
韩非子主张，奸臣暗中行奸，君主不易觉察，君主的防范必须公开利用自己的权术，严禁一切不合法的行为，诸如贿赂、结党营私等等。把任何人的奸邪行为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使朝廷中没有奸臣，群臣得到了治理，而且国家或天下也得到了治理。
韩非子在《主道》中谈到了君主有五种受蒙蔽的情况：臣下使君主闭塞，君主就失去君位；臣下控制财利，君主就失去恩德；臣下擅自发令，君主就失去控制权；臣下私自给人好处，君主就失去英明；臣下得以扶植党羽，君主就失去支持者。所以，君主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赏罚，这是一种弊病。
领袖身边永远簇拥着好坏参半的谋臣；企业上下，同样充斥着优劣的员工。如何辨识，择善而用？管理者每天在公司看见面带微笑、看起来很投入的员工，他们就被假象所蒙蔽，以为大多数员工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其实大多数管理者完全不了解真相。
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
——《韩非子·主道》王老板在香港经营生产灯饰业务，在东莞设有厂房，香港的公司主要负责设计、市场营销和质量控制。产品虽然也有出口，但香港仍是主要市场。销售对象一般是家用灯饰的零售商，同时也有商业用灯饰的客户：如商场、酒楼等。
王老板的营销部门雇用了六名销售人员，主要负责联系一般家用灯饰零售商，近年，王老板锐意发展商用灯饰市场，所以销售人员的工作不断增加。王老板的管理方法是对员工要求高，认为员工努力拼搏工作，企业最终自然受惠。
为了激励营销部员工工作，王老板设立奖金制，如果销售额超过某一标准，即可得到奖金，超额越多，奖金越高。不过，王老板会每季都调整销售指针，以提高对员工的要求。除此之外，王老板还要求员工经常要探访客户，并且每次出访需填写《客户访问报告》，因为即使生意做不成，最少也可联络感情，为日后做生意铺路。此外，也可借此开拓新客源。
一直以来，员工均有按时填报访问报告，仅此措施就为营销带来不错的成绩，所以老板对这些措施颇为满意。不过，有一天，王老板在街上遇到一名客户，商谈之下，发现负责的营销人员已经半年没有联络他，但记录却显示有关员工在上周刚探访过他。王老板心中起疑，返回公司按记录打电话向一些客户查证。
最后，发现大约三至四成的探访纪录是假的，或是只以电话代替探访，而营销部经理却一直没有报告这种情况。由于王老板疏于了解营运细节，结果被员工蒙蔽。
营销部经理参与蒙蔽行为，让王老板很恼火。营销部经理已经为公司工作了多年，多年以来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做了许多事，王老板对他是又爱又恨。
王老板没有仔细地思考，这些人任劳任怨背后真实的动机是什么？他不知道，也没有观察过。他们可能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忠诚，但内心却隐藏着邪恶的想法。往往很多老板自认为聪明一世，却死于用自己体温暖醒的蛇。《黄石公三略》上说，奸雄互相标榜，蒙蔽君主的眼睛，使其是非不分。诽谤与吹捧同时兴起，堵塞君主的耳朵，使其善恶难辨。各自庇护自己的亲信，使君主失去忠臣。——《黄石公三略》
在潜规则发挥主导作用的体制环境中，老板的缺点和弱性使得公司奸臣们受到了纵容和放纵，得到了尊崇和扩大。潜规则既然造就了公司奸臣，当然也给了奸臣们施展拳脚的机会和舞台。
老板重用了奸臣，一般都要为奸臣所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当主人倒台或遭受磨难时，来自外界的抨击甚至打击最严重的不一定是自己在台时的政敌，而是来自自己以前的仆人或下属，而这种打击最具讽刺意义而且又杀伤力最强，因而“常使英雄泪满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悲叹：要是别人对这样对我，我还能理解，但万万没想到他会如此，当年的毕恭毕敬、卑躬屈膝何以成了现在的冷面相对和落井下石。这里的他，自然指的是奸臣。
老板创造了企业，公司奸臣却牵着老板，企业成败的历史就演绎成了公司奸臣的兴衰史，悲乎？幸乎？
作为老板，公司规模不大时，头脑清醒，事必躬亲，对人对事都了如指掌，不会犯这种误用奸臣的错误。然而，随着公司越来越庞大，人越来越多，开始与真相产生距离。加上事务繁杂，日理万机，慢慢放松了警惕，加上奸臣善于钻营，就可能会出现奸臣混进队伍而浑然不觉！
其实，老板如果不要是过于自信，或公正透明的人事选拔制度建立起来了，也是可以避免奸臣当道的。可惜的是，又有几个老板不自信呢？他们往往很相信自己的“识人能力”，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被人蒙蔽，到后来当大家都替奸臣掩饰的时候，就更会以为自己善于用人了！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那么，老板真的就没办法让奸臣现出原形吗？不是。韩非子说，弄虚作假的不会长久，掩盖虚假的不能持久。公司奸臣虽然善于使用奸计，但总会露出马脚。只要老板有警觉意识，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一切掩盖真相、扭曲真相、糊弄人，都是强势一方掩盖不当收益的有效手段。了解真相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了解真相就能去除蒙蔽。
——《血酬定律》作者吴思首先，奸臣就是奸臣，手段再高明能力却始终有限，老板们不妨看看他的业绩，业绩最能说明问题。最好是让审计部门进行审计，让稽核部门进行内审，亲自过问审计、内审过程，防止有人作弊！
其次，大家之所以不敢说奸臣的坏话，重要的原因是你老板信任他，怕你老板听不进去反遭奸臣报复。因此，作为老板，对某个你身边的红人，尤其是从什么秘书、司机、办公室主任等虚职升上来的人，不妨在公开场合做几次表演，让大家知道你已经不信任他了，或者他说的话你已经不怎么爱听了，有意无意地对几个高层说说你对他的不满，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开始向你举报了：某次发生很大的损失，其实是他的责任！他那个部门已经很混乱了！人员恶性膨胀，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他无德无能却被提拔！
最关键的是要避免你成为孤家寡人、被奸臣玩弄于股掌之中。韩非子说，有了挟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隔断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祸福，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所以，老板要多亲力亲为，亲临现场，了解事实真相，不要满足于道听途说。而建立公正透明的人事制度，避免什么事都是领导说了算，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矜伪不长，盖虚不久。
——《韩非子·难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