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维克多·弗兰克著
“作者简介”
维克多·弗兰克（1905～），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一般认为他创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的第三大学派（前两派为弗洛伊德学派和阿德勒学派）。二战前曾任维也纳罗斯儿童医院神经病科主任，1942年被关进纳粹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他的理论的主要思想在此受到了苛刻的考验，他在此地的经验为他的理论作了证实。二战结束后，弗兰克回到了维也纳，重新开始研究关于意义意志对人的存在的重要性。为了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区别开来，他自称为“存在分析”，因存在分析常被不严格地使用，所以后来改称为“意义治疗学”。
“内容精要”
弗兰克以一个普通俘虏的身份，阐述在集中营中反复身受的痛苦经验和体认。弗兰克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观点）来解释营中俘虏们的经历和所做所为。
弗兰克认为俘虏对集中营生活的心理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入营之后的阶段，囚于集中营例行生活的阶段，释放且重获自由之后的阶段。第一阶段的症状是震惊。弗兰克以他自己入营时的情况为例，当火车到达奥斯维辛时，每个人的血液都降到冰点。接着便是幻想逐一破灭。意外的是，大多数人心头渐渐滋生出一股顽强的幽默感和好奇心。尽管有那么多的震惊，但冷静的好奇心使得理智能超越环境，进而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一切。集中营中的俘虏很快就适应了营中生活。最初的反应经过几天后便有了变化，当事人由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冷漠，无动于衷的阶段。此时，他达到了一种情绪死亡的境地，目睹惨状，已不再把眼光移开。这种心智异常客观的情形，可以说是正常且典型的反应。几个星期的集中营生活，已使之看惯了痛苦死亡和垂死挣扎，再也引不起任何感觉了。每当斑疹伤寒患者死去，众俘虏便来抢死者的外衣、木鞋、一根真正的绳子或死者吃剩的马铃薯泥。俘虏们为抢到东西而高兴。弗兰克总会冷眼看过这一幕后，才叫“看护”来移开尸体。营养不良使人神往于食物，很可能也是性冲动的原因所在。即使在梦里，对“性”仿佛也兴趣缺乏。近乎原始的生活，仅仅为了自保就得使出浑身解数的生存环境，使得俘虏完全漠视于自保无益的其他事物。这是普遍缺乏感情的原因所在。在集中营里，普遍存在一种“文化冬眠”现象，但对政治和宗教则是两个例外。营中处处有人毫不间断地谈论政治。宗教信仰的深度和活力令人难以想象，最典型的要算即兴的祈祷或弥撒了。集中营中甚至还举行过“招魂会”。弗兰克认为，生活在集中营里，精神生活还是有可能往深处发展，使人能无视于周遭恐怖，潜入丰富且无挂无碍的内在生活当中。惟有此才能解释令人困惑的现象：看来弱不禁风的俘虏，反而比健硕粗壮的汉子还耐得住集中营的煎熬。为了让读者易于理解，弗兰克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进行了说明。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弗兰克一直想念着他的妻子，与妻子进行精神晤谈，即使弗兰克根本不知道他妻子是生或死。
弗兰克认为，强化内心生活，使营中人遁入过去，把前尘往事一一加以美化，使得人满心渴望再度身临其中，内心生活的活络使俘虏对自然和艺术的美也会有前所未有的体验。在美感的影响下，有时连自身的可怕遭遇都会忘得一干二净。弗兰克与难友们就曾一起欣赏过大自然的美景，甚至大家一起跑到集合场地去看夕阳，并为之心醉情痴。集中营里不时举行一些业余节目。节目中有歌唱、诵诗、讲笑话等，有的还暗暗讽刺营中的人和事。这一切，全是刻意要帮人们忘忧——也确实有所帮助。有些俘虏就因为这种节目很有消愁破闷之效，才不惜拖着疲惫的身子或冒着分不到当日口粮的危险而争先往观。不过集中营里的艺术活动通常有些怪异。为求自保，幽默感是另一项精神武器。弗兰克曾实地训练一位与他并肩做工的友人的幽默感，建议他俩每天至少要想出一则与获释后可能遭遇到的情况有关的趣闻。别的难友有时也会假想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趣事。在集中营中，一件极其琐碎的小事，也有可能引发莫大的喜悦。弗兰克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就连只在寝前有时间捉身上的虱子，俘虏们也高兴得很。集中营生活中的贫弱的欢娱，为大伙提供了消极的快乐。
弗兰克认为，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表明，人的确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面对环境别无选择。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是不可能被剥夺的。营中俘虏变成什么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目标，是人在处境极其艰难时的一线生机。弗兰克深有体会，当他把思路转向另一主题，弗兰克仿佛看到自己在讲台上，面对全场来宾进行演说，演说的题目则是关于集中营的心理学。这样一来，自己及自己所受的苦难全变成一项有趣的心理研究题目了。弗兰克就是用这种办法让自己超越困境的。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的俘虏，必然难逃劫数。
弗兰克阐述集中营俘虏心理反应第三阶段——获释后的心理。当营区当局终于宣告投降时，营中俘虏的心境随即由极度紧张转为全然松懈，当他们走出营区时，却无法领略自由的真正含义，大家没有感受到快乐。这获释后的反应，按心理学观点，便是所谓“人格解体”所致。获释后有一种“非说不可”的感觉，说话的欲望不可抗拒，当心头的重荷宣泄够了后，才真心感到轻松起来。弗兰克在获释几天后的某一天，曾在乡野广阔的大地上跪了许久，当时在他的心里多次重复着一句话：我从窄小的牢狱里向天主呼号，而它在广袤的苍穹间答复了我。弗兰克谈到，从那一刻起他的新生命开始形成，直到重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营中的人们一旦突然解除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面临考验。有一种人一旦获释就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由，极易导致道德畸形。同时有的人在回复正常生活时易产生愤恨和幻灭，这也有可能破坏获释者的人格。当获释的日子终于来临，每样事物看起来都像一场美梦。也终有一天，一切集中营的经验在他看来，也将不过是一场恶梦。
弗兰克把自己创建的学说，称为“意义治疗学”，弗兰克认为，人有寻求生命存在意义的欲望，这便是求意义的意志。它是人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不是由“本能驱策力”造成的“继发性的合理化作用”，这个意义是惟一且独特的，当它在人的实践中被发现获得时，人求意义的意志就得到满足。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遭受挫折即“存在的挫折”。存在的挫折能导致神经症，弗兰克称之为“心灵性神经症”。心灵性神经症不是由“驱策力”与“本能”之间的冲突引起，而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冲突引起，即来自道德的冲突。患者有一种“存在性失望”。意义治疗的任务在于协助患者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除非人体认识到他的生命有一种意义，否则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他引用尼采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一种属性，为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条件。心灵动力在紧张的两极之中，一极代表需实现的“意义”，另一极代表必须实现此意义的“人”。
弗兰克认为，存在的空虚主要的表现是无聊厌烦。从内在而言就是感到生命无意义。弗兰克认为，不是人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而是“他”才是被问的人。每一个人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是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是具体现实而独特的，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必须让病人自己体会到他的责任，让他自己抉择为了什么，对什么人或什么事负责。必须让他自己负责实现他的潜在的生命意义。生命的意义必须在世界中去找寻，而不是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人无法在所谓“自我实现”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人类存在的本质是要“自我超越”。人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个意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由此去实现“自我超越”。爱是进入另一个最深人格核心之内的惟一方法，它可以使所爱者真地去实现那些潜能，使他理解到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什么，从而使他原有的潜能发挥出来。弗兰克认为一个人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时，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是：他对苦难采取什么态度？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弗兰克认为，人主要关心的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逃避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当然痛苦必须是绝对必须，否则它就没有意义。
弗兰克认为人所要求的并不是要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要忍受自身没有能力以理性抓住生命的绝对意义。弗兰克在此允许有超越并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另一个层次的存在。认为如果患者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就应该借助他的宗教信念及精神力量来发挥医疗上的效果。生命中惟一真正短暂无常的部分是它的潜力，这些潜力一旦成为事实，立刻就变成过去，过去将永恒存在，因而它们就从短暂性中被保存起来。事物的短暂性构成了我们的责任感，人必须不断抉择，人要决定什么样的事物，成为他存在的里程碑。意义治疗发展出一种“矛盾取向法”的技术，这种方法使病人的态度颠倒。
弗兰克认为“泛决定论”比“泛性主义”更错误更危险。“泛决定论”忽略了人面对任何情况时有采取自己立场的能力。人并非完全被决定。人不是仅仅活着，且总是要决定他的存在到底应成为什么样子，下一刻他到底要变成什么。一个无法治疗的心理疾病患者很可能失去了他的“有用性”，但是仍然保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即使是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也都保有残余的自由。如果病人再也没有人性的尊严，那么精神医学就无意义了。弗兰克认为人不是事物，“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正如在集中营这个生活实验室与考验场中，有些难友像个恶棍，有些却宛如圣人。人在他自身内有两种可能，去实现哪一种是由他自己所抉择的，而不是由情境所决定的。
“学术评价”
《人对意义的寻求》虽不是宏篇巨著，却小而不少，读来意味深长，扣人心弦。从中可以了解到他的心理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的基本思路。读罢作者在集中营生活体验的自述，读者可深深地理解意义治疗学的基本概念，而没有抽象和缥缈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