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册立李显为皇太子之后，武则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放弃了以前推行的严酷政治，改为奉行比较和缓的政策，而且使政局变得相当宽松。这种变化在久视元年以后最为显著，甚至连以前最为忌讳的事情都可以公开议论了，可以这样说，除了不许攻击她个人的私生活以外，其他问题都允许公开讨论，言路的开放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程度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武邑（河北武邑）人苏安恒的上疏之事。长安元年（71）八月，苏安恒上疏于武则夭，要求她退位，让给李显做皇帝。苏安恒的这个上疏卞要有两点要求，首先认为武则天年事已高，再眷恋皇帝宝座，处理繁重的国事，不利于子体的安泰，而皇太子春秋正盛、年富力强，不如禅位于东宫，自己安享天年，“自怡圣体”。其次，建议将武氏诸王降为公侯，任其闲居。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处置，一旦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武氏诸王将难以自处。同时他还请求将武则天的多位孙子全部裂土封王，“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谈矣”苏安恒这里提到“夹辅周室”当然是一个幌子，因为旦李显即位，肯定恢复国号，大周将不复存在，“屏藩皇家即李唐政权才是他的真实意图。有趣的是苏安恒还以突厥侵扰边境之事对武则天进行威胁，他说祷陛下若能告倦万机，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孙，自然四夷闻之，系颈面缚；百姓闻之，鼓腹击壤”其实这个时期边患并不严重。
这年八月突厥默吸寇边，武则天命相王李旦为天兵道元帅，率诸军征讨，还未出动突厥就已退去。西北的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凉州（治今甘肃武威）一带，在陇右道诸军大使郭元振的治理下，士马精强，“牛羊被野”，“夷、夏畏慕”。使这带的局势大大地缓和了。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苏安恒将会受到如何残酷的处置。幸运的是苏安恒这次遇到的不再是以前的武则大，他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还得到了武则天召见、赐食，并再三慰谕然后遣还回乡。
次年五月，苏安恒再次上疏要求武则天退位，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上疏措辞尖锐，态度激烈，像这样语言犀利而涉及问题又是这样敏感的奏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还是前所未有的。在苏安恒看来武周政权已是“运柞将衰”，快要垮台了，应该尽快把政权移交给李氏子孙。他认为当前情况是“奸邪乘时，夷狄纷扰，屠害黎庶”，而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是武则天“微弱李氏，贪天之功，何以年在髦倦，而不能复明辟”。
引起的。苏安恒指出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虽然居于皇帝宝座，但却是唐氏旧基，陛下不过是鸿占鹊巢罢了。现今太子已经召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图宝位而忘母子情深，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又如何使天下移风易俗！像这样继续下去，陛下有何颜面去进唐室宗庙，以何浩命去遏高宗坟陵？陛下安干“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不如上符天意，下顺民心，早日将天下“神器”还归李家。苏安恒最后还强调他之所以不惜一死而上疏，完全是为了国家安稳，如果陛下认为这是不忠的行为，请斩巨头以令天下。面对这篇措辞激烈而强硬的上疏，武则天没有再召见他，但也没有治罪，采取一种不予理会的态度。
苏安恒的这两篇上疏在当时无疑是两次晴天霹雳，对朝野上下震动很大。尽管苏安恒地位低下，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了他的呼声，有关唐史的多部史籍都收录了他的上疏，可见其影响之大。武则天能容忍如此尖锐的批评，说明她不愿因惩治苏安恒而去刺激本来就不和谐的李、武两大家族的关系，以免引起李氏家族和支持他们的朝臣的不安，破坏已经变得比较缓和的政治气氛。
宽松的政治气氛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在人事方面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原来的政敌为官。长安四年（74）十月，武则天命宰相各举荐可以充任员外郎的人选，宰相韦嗣立举荐了广武（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但他又不敢力荐，只是说“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岑长倩原来也是武则天的宰相，天授二年（691）九月，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求册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岑长倩认为皇嗣李旦已在东宫，不宜再有此议，由此得罪了武氏诸王。他们排斥岑长倩去征讨吐蕃，中途召回，下狱治罪，胁迫岑长倩之子岑灵原承认谋反，最终将岑长倩诛杀。韦嗣立所指的就是这件事。武则天却认为只要岑羲本人有才，“此何所累！”于是岑羲得以被任命为天官员外郎。武则天态度的改变，标志一项新政策的出台，“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
垂拱以来大量冤案的陆续昭雪，是晚年的武则天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的又一显著标志。在圣历二年（699）时，当韦嗣立提出把垂拱以来的大小案件，罪无轻重，全部昭雪，死者追赠官爵，生者放归乡里时，武则天还不愿接受。可是到长安几年（72）八月，武则天却主动颁布了一道救令，规定：自今以后有告发徐敬业、李贞、李冲余党者，“一无所问”，内外官司一律不再受理。这个救令很重要，它的颁布标志着武则天不再把这些所谓余党视为政敌，说明她对以诸案的性质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只是不便公开地直接地为以上诸人平反罢了。话说回来，徐敬业举兵一事在今天看来确属反叛性质，只不过在当时他打的匡复唐室的旗号蒙蔽了不少人，以至于后来使政府给他平了反这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要求重新复核来俊臣等酷吏所办的旧案武则天遂命监察御史苏颐负责此事，经过认真的调查取证，“由是雪冤者甚众。”
神龙元年（75）正月，武则天大赦天下，规定自文明元年的以来除徐敬业、李贞、李冲及其他反逆魁首外，无大小，全部子以赦免昭雪。武则天这一举措比较彻底，影响也很人，基本上将她临朝称制以来的冤假错案几乎都予以平反了。武则大的这个举措是在李娇、崔玄炜、板彦范等人的多次请求下颁布的，尽管如此，她最终能接受他们的奏请，还是与她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的思想有关。
武则天以卜变化与她晚年政治抉择有密切关系，她既然选定了以李显为皇太子，就意味着皇权迟早是要交到李氏家族于中，缓和武氏家族与李氏家族的紧张关系，减少政治上的对立面，缓和朝臣中对酷吏政治的反感情绪，为酷吏政治的受害者平反，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将来政权的和平交接创造条件，营造一种良好的气氛。在她恢复李显皇太子地位初期，对李氏子弟也不是一下子就恢复了信任，比如圣历元年九月，她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准备讨伐突厥，但实际上并不让他真正统率军队，而是把兵权交给狄仁杰，让狄仁杰以行军元帅的身份知元帅事，统率军队出征。
一月，她又命令武鼓宗、武枚宜归统领“都下屯兵”，即洛阳周围军队。这些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反映了武则天此时尚未消除戒备心理。次年七月，她又命武枚宜留守长安。这样就把东西两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放心的人的于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事越来越高，她逐渐地改变了这种心理，从长安元年以来她多次任命相王李旦为行军元帅，授以兵权；又命他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长安三年，兼雍州（治今陕西西安）牧。当时武则天正在长安，让李旦允任京师地区行政长官，乃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此外，随着对言论控制的放松，对朝官与太子、相王的往来不再有所限制。正是在这种宽松的大环境下，张柬之等人才得以和一些朝官、军将以及李氏子弟互相串通，共同策划了军事政变。
长安元年十月，武则天以78岁的高龄率子孙、百官西幸长安。她自水淳元年（682）以后一直住在洛阳，光宅元年（684），又将这里改为神都，2年间从未离开这里。这时却不顾天寒地冻、年事已高，毅然西幸，显然另有目的。她在长安居住了整整两年，干长安三年十月返回洛阳。在长安期间，她改含元宫为大明宫，恢复了原来的旧称。创设武举，吸纳军事人才。又在大明宫麟德殿宴请过吐蕃与口本使臣。为酷吏所搞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长安是李唐皇室的所在地和统治中心，实际上也是李唐社税的象征，武则天此次返回长安并居住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处理了大量的政务，主要就是为了进一步融洽与李氏家族的关系。要不是长安三年秋京师地区遭受雹灾和暴雨袭击，李娇上表请求，她也许不会离开长安。次年，武则天又一次打算驾幸长安，后经人劝阻而未能成行。武则天晚年如此钟情干长安，反映了她急于清除李武之间的隔阂，缓和双方矛盾的迫切心情，也是她最终放弃皇帝称号，回到李氏家族媳妇地位上来的一种早期姿态。可惜的是还未等到她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变已在悄悄地酝酿之中，等待她的只能是被禁锢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