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狄仁杰到底持什么态度？不得而知。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看，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当时狄仁杰任文昌右承，虽然权任颇重，但还未进人中枢机构，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还无发言权。从当时政治形势看，即使能够参与决策，恐怕也得按武则天的意志行事。
从越王李贞被镇压后，武则天马上就选派狄仁杰充任豫州刺史这件事看，她对狄仁杰还是比较信任的。像州距武则天的统治中心洛阳不远，李贞在这里任刺史多年，收买人心，长期经营，党羽颇多。起兵失败后，他的党羽并没有得到甄别处理，不少人仍散布或隐藏于民间。如何处理这类人和维护好当地的社会秩序，是函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大约由于狄仁杰以前的不凡表现，使武则天认为只有他才能胜任豫州刺史这一职务，遂将他从文昌右任上调到豫州。
狄仁杰在李贞被镇压的当月就抵达豫州。这时当地官员奉命搜捕李贞党羽，已经捕获了5余人，牵连欲治罪的达六七百家。为了监督办案，武则天还派来了司刑使督促此事。狄仁杰到任后，司刑使就催促他尽快行刑。狄仁杰认为李贞及其党羽中的骨干分子已经伏法，捕获的这些人大都是胁迫无奈而参与起兵的，如果全部处死，不免失之于宽滥，请求司刑使暂缓行刑，然后狄仁杰向武则天上了一道密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表章中说道：“臣本来打算公开上奏此事，又怕被指责为反逆之人开脱罪行；如知而不言，恐义违背陛下宽仁存恤之旨。表章修成后又毁掉，几次反复，心情不能平定。然而此辈参与起兵，的确不是出自本心，伏望陛下怜惜其一时之误，宽恕其罪行。”可见在如何处理这批人的问题上，狄仁杰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因为此事非常敏感，弄得不好将使狄仁杰蒙受为叛逆者开脱的罪名。他几次毁去修成的表章，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他犹豫矛盾心理的真实反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狄仁杰最终还是痛下决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呈上了这道密表。
武则天如何看待狄仁杰的上表？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从她批准狄仁杰的奏请看，她的头脑还是相当清醒的，也不相信会有如此之多的人都是李贞的骨干党羽。于是将这批人的死罪减为流刑，统统流放到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西南黄河北岸）。
这些流放者前往丰州时，途中经过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当地父老对他们说：“我狄使君活汝辈耶！”狄仁杰以前在宁州任过刺史，为当地百件做了大量的好事，深得人民爱戴，为他立碑纪念。从“我狄使君”的称呼看，这里的百姓已将狄仁杰看成是宁州之人。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得到的称呼，在专制时期的古代社会中尤其难能可贵。流放者与当地父老相携痛哭于碑下，设斋三日而去。他们后来到达流放之地—丰州，仍念念不忘狄仁杰活命之恩，遂又在当地立碑以颂扬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