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生性愉快、态度和蔼、脸色红润的人（与其说像一位律师，倒不如说像一位乡绅）。听了我的来意，他好像觉得惊奇，同时也深感兴趣。他只听说过他父亲抄的结婚登记簿副本，但是根本没见过它。至今还没有人来问过这个副本，它肯定是和那些自从他父亲去世后就一直不曾动过的其他文件一起收藏在保险室里。“真可惜，”汪斯布罗先生说，“老先生没能活到今天，亲耳听见终于有人要看他那宝贵的抄本。如果知道了这件事，那他当时就会更加热衷于这一癖好了。可是，你又是怎样知道这个副本的呢？是听镇上人说的吗？”
我闪烁其词，竭力避免回答这一问题。在这侦查阶段中，总以尽量小心谨慎为妥，最好别让汪斯布罗先生过早地知道了我已经查过结婚登记簿的正本。因此，我说这次来是在调查一些家庭事务的，但时间很紧，很有必要节省每一分钟。我急于要将某些细节的记录当天寄往伦敦，如果能看一看结婚登记簿的副本（费用当然按规定照付），我就可以搜集需要的材料，省得再去一趟老韦尔明亨。我还说，如果以后需要一份正本抄样，我将请他的事务所为我提供那份文件。
听完这番说明，他同意取出副本。随后他吩咐一个雇员到保险室里去取；稍等一会儿，那副本簿子被取出来了。副本和法衣室里的登记簿大小完全一样，唯一不同之处是它装订得更精致一些。我把它捧过去放在一张干净空白的写字台上。这时我的手在颤抖——我不敢径自打开那簿子，我需要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以免被人察觉。
我先翻到前面的空页，上面写的几行字已经墨迹黯淡。那几行字是：“韦尔明亨教区教堂结婚登记簿副本。在我指导下抄录，录后由我逐条与正本核对无误。签名：教区委员会文书罗伯特·汪斯布罗。”在这条说明下面，是另一个人的笔迹写的这样一行：“自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至一八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我翻到了1803年9月份，找出了一个和我教名相同的人的结婚登记。我也找到了两弟兄同一天结婚的登记。再看，在这两条登记之间，在那一页的最下边——
什么也没有！教堂结婚登记簿里关于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与塞茜莉亚·简·埃尔斯特的婚事的记录，连个影子也没有！
我的心猛地一震，跳得好像要压住我的呼吸。我再看一遍——唯恐我的眼睛靠不住。不，没错！那上面没有那一条结婚登记。副本上的和正本上的各条登记，占据完全相同的地位。上一页的最后一条，是和我同教名的那个人的结婚记录。它下面留出了一条空行——这行之所以空着，显然是因为它太狭窄，不够填写那两弟兄的结婚登记，所以在副本和正本中，这一条都被记在下一页的顶上边。那一条空行，泄露了全部真相！在教堂的结婚登记簿里，从1803年起，多次在举行婚礼后登记时，这地方肯定都是空着的，直到1827年珀西瓦尔爵士来到老韦尔明亨，才被补进了新的一条。我无意中在诺尔斯伯里镇的副本上发现了他的罪行，即他在老韦尔明亨的结婚登记簿上伪造了记录。
我的脑袋有些昏沉；我扶住了写字台，稳住自己，以防栽倒。这个亡命之徒曾经引起我种种怀疑，但我所怀疑的每一件事却不是事实。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他和他领地上最穷苦的工人一样，完全无权承袭从男爵的封号和黑水园府邸：这种事可是我从未想到的。我一度也曾猜想，他可能是安妮·凯瑟里克的父亲；我也曾猜想，他可能做过安妮·凯瑟里克的丈夫；但是，无论怎样，我都也没猜到他犯下的真正罪行。
他作案的手段是这样卑鄙，他犯罪时全然不顾一切的情节是这样严重，而一旦破获，后果又是这样令人惊怖。这一切吓倒了我。他过着那种野兽般惶惶不安的苦恼生活；他在绝望中表现得那样反复无常，时而下流无耻，假冒伪善，时而不顾一切，使用暴力；他那样心虚意怯，疯狂地不信任他人，单是因为疑心安妮·凯瑟里克和他妻子发现了他那可怕的秘密，他就把她们俩一个关进疯人院，不惜对另一个策划恶毒的阴谋。然而，现在看来，这一切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旦发现了那个秘密，在旧时代里也许要绞死他，而如今仍可能要判他一个终身流放。一旦发现了那秘密，即便受骗受害的人肯让他逍遥法外，但是免不了要一下子剥夺掉他所窃取的名号、爵位、财产，以及全部上流社会的地位。这就是他那个惊人的秘密，这也是我的秘密！只要我将它公布于世，他就会永远丧失那房屋、地产、从男爵的封号；只要将它公布于世，他就要浪迹天涯，隐姓埋名，成为一个流离失所、孤苦无依的人！这人的整个前途都被我掌握着，而他本人现在肯定看清了这一点！
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必须对每一个极小的行动都十分谨慎，因为这影响到比我个人更为重要的利害关系。珀西瓦尔爵士不惜使用一切阴险手段来对付我。在他这样危险与绝望的处境下，他会铤而走险，会毫不迟疑地去干任何罪恶勾当，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挽救自己，他就会不择一切手段。
我考虑了一下。首先我需要把所发现的一切写成一份书面证明，万一自己遭到什么不幸意外，就可以把证明藏在珀西瓦尔爵士无法找到的地方。放在汪斯布罗先生的保险室里的结婚登记簿副本，肯定很安全。但是，我亲眼看到的藏在教堂法衣室里的正本就很不可靠。
在这紧急关头，我决定再去找那教区执事，让他带我再到那教堂去一趟，必须趁我那天晚上就寝之前，把需要的记录从结婚登记簿里摘录下来。当时我还不知道，单由我誊录的文件不能作为证明，必须具备一份符合一定法律手续的抄本。因为不知道这些细节，只想到绝不要泄露了目前行动，我不曾去细问汪斯布罗先生，否则我就会知道那些必要的细节了。我只急着要赶回老韦尔明亨。汪斯布罗先生注意到了我紧张不安的脸色与神情，我只好竭力解释，把规定的手续费放在桌上，约好了一两天后就写信给他，然后离开了律师事务所。这时我头脑发晕，呼吸急促，体内热血沸腾，脉搏急跳。
天色正在暗淡下来。我害怕可能再一次在路上被人跟踪，遭到袭击。而我随身携带的手杖又很细，不大适合于，或者根本就不能用于防卫。于是，离开诺尔斯伯里镇之前，我先去镇上买了一根乡下人走野路用的那种又短又粗、一头很重的棍子。带上这样有力的武器，如果有一个人打算阻拦我，我就可以用从容地对付他；如果不止一个人攻击我，我就拔腿逃跑，对此我还是有把握的。我以前在学校里以快跑闻名，而后来在中美洲的历险中也得到不少锻炼。
我踏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那镇，一路走着。
那时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在前一半路程中我无法确定是否有人跟踪我。但是，到了后一半路程中，估计大约离教堂还有两里路时，我看见一个人在雨里从我身旁跑上前去，接着就听见路旁空场外边的一扇门突然关上了。我继续一直向前奔，手里准备好那根棍，耳朵留心地听，眼睛在细雨和黑暗中睁得大大的。我向前跑了不到一百米，右边树篱前传来了碎碎声，三个人跳到了大路上。
我一下子闪开到路旁人行道上。前面的两个人一时停不住步子，冲上前来。第三个人快得像闪电一样。他止住步，转过身，挥动他的手杖打我。那一下子没瞄准，落在我肩上，打得不重。紧接着我回过去对着他脑袋狠狠地敲上一棍子。他向后一个踉跄，接着就撞在那两个朝我冲过来的人身上。这一下子我就有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从他们身边闪过，尽快地飞奔在大路当中。
那两个没受伤的人继续追我。他们俩都是能跑的，那段路也很平整。在最初五分钟或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跑得并不比他们快。这样在黑暗中跑长路很危险，我只能勉强看清两旁树篱的模糊阴影。只要在路上无意中碰到一个绊脚石，那我肯定会摔倒在地。不久我感到地势在改变：跑过了一个拐角，路面开始上升了；过了一程子，它又下降了。跑下坡路时，那两个人逐渐逼近了我，但跑上坡路时，我就开始把他们抛在后面。我听见他们那快速、均匀、沉重的脚步声变得更轻了，根据脚步声音判断，我已经超出他们相当远了，可以向那些空场地跑过去，这样他们就很可能在黑暗中错过我了。于是我拐向人行道，这时凭猜测跑向树篱间偶尔出现的一个缺口。原来，那里是一扇关闭着的门。我翻进去，到了一片空场上，背对着公路的一面继续不停地向前跑。我听见那两个人在门外不停步地跑了过去，稍停又听见其中的一个在唤另一个回去。不管他们怎样吧，反正他们已经看不见我的影子，听不见我的声音了。我在空场上继续向前跑，一直跑到场地的尽头，在那里停了一下，缓缓舒了一口气。
现在不能再冒险回到公路上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在当天晚上赶到老韦尔明亨。
没月亮也没星星帮助我确定方向。我只知道，离开诺尔斯伯里镇的时候，风雨是从我背后吹打过来的，现在，如果继续有风雨在吹打着后面，肯定不会完全迷失方向的。
按照这个想法前进，我穿过了野地，除了偶尔碰上一些树篱、沟渠和小树林时才稍许改变一下我的路线，我没遇到其他什么更大的障碍，最后到了一座小丘附近，前边的路面很陡地降下去。我走到底下一片平地上，从树篱的一个缺口里挤出去，到了一条小路上。刚才离开公路时我曾经向右拐，现在我又向左拐，以为这样可以矫正偏差了的路线。沿着那条泥泞曲折的小路走了十来分钟，我看见一所小屋，它的一扇窗里闪出灯光。靠近小路的园门敞开着，我立刻走进去问路。
我还没来得及敲里边那扇门，已经突然打开了，一个人手里提着点亮的灯从里面跑出来。他一看见我就站住，并举起灯来。我们彼此看清对方后，都大吃一惊。在那一阵乱跑中，我已绕过村子，最后到了它的另一端。是的，我已回到老韦尔明亨，提着灯的人，正是我那天早晨新认识的教区执事。
真奇怪，在我上次看见他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好像已经变了样。他显得那样惊慌——他那张血色很好的脸涨得通红——我听了他开口第一句话，完全莫名其妙。
“钥匙呢？”他问，“是您拿走的吗？”
“什么钥匙？”我反问，“我这会儿刚从诺尔斯伯里镇来。您说的是什么钥匙？”
“法衣室的钥匙呀。上帝救救我们，保佑我们吧！这可叫我怎么办呀？钥匙不见了！听明白了吗？”老人叫喊，激动地向我摇摆着那盏灯，“钥匙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的？怎么不见的？谁会拿走了它们？”
“我不知道呀，”教区执事说，黑暗中瞪大了眼睛，疯狂地东张西望，“我刚回来。早晨我对您说过，今儿要忙整整一天——后来，我锁上了门，关好了窗——可是，现在它开了，那扇窗开了。瞧呀！有人打那儿进去，偷走了钥匙。”
他向玻璃窗那面转过身，让我看它如何敞开着。他挥转了一下提灯，灯门松开，风立刻把里面的蜡烛吹灭了。
“再去点亮灯，”我说，“咱们一起去法衣室。快去！快去！”
我催着他走进屋子。我早已十分担心的那个诡计，可能使我迄今所占有的优势逐渐丧失的那个诡计，这时也许正在进行着。教区执事进去点灯的那会儿工夫，我怎么也耐不住闲待在那里，我急着要去教堂。我走了出去，沿着花园小径到了外边路上。
我刚前走了十步左右，一个人从教堂那面走近我跟前。他一遇到我，就有礼貌地向我打招呼。我看不清他的脸，但从声音里可以判断出他完全是个陌生人。
“是您吗，珀西瓦尔爵士——”他还要往下问。
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黑夜里认错人了，”我说，“我不是珀西瓦尔爵士。”
那人立刻后退了一步。
“我还以为是我家主人呢。”他惶惑地嘟哝。
“你是在这儿接你家主人吗？”
“他吩咐我在这条路上等着。”
他回答了这句话，就转身走开了。我回过头去看那小屋，只见教区执事提着重新点亮的灯走出来。我挽着老人的胳膊，催他加快脚步走。我们沿着小路匆忙前进，与刚才招呼我的那个人擦身而过。借着提灯的光，我勉强看出他是个没穿号服的仆人。
“他是谁呀？”教区执事悄声问，“他知道钥匙的下落吗？”
“咱们别停下来问这些呢，”我回答，“咱们先去法衣室。”
即使是在白天，也要走到小路的尽头才能看见教堂。我们从路尽头登上通往教堂的斜坡时，一个村里的男孩注意到了我们提的灯，他走到我们跟前，认出了教区执事。
“听我说，先生，”男孩纠缠不休地揪着教区执事的衣服。“有人到那上面的教堂里去了。我听见那个人把自己反锁在门里面——我听见那个人在擦火柴。”
教区执事浑身颤抖，沉重无力地倚靠在我身上。
“赶快！赶快！”我催促他，“咱们还来得及。不管那是谁，咱们一定要逮住他。提好灯，快跟我来。”
我飞快地登上那小丘。在夜空的衬托下，我首先辨出的是教堂尖塔的模糊黑影。我转到一旁，向法衣室那面绕过去，这时只听见紧靠着身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仆人已经跟着我们走向教堂高处。“我没有恶意，”他看见我朝他转过身时说，“我在找我家主人。”从他说话的语气中，我明明可以听出他是害怕。我没有理睬他，继续向前走。
我刚拐过弯，望见屋顶上的天窗从里面照得灿烂通明。在暗淡无星的夜空下，室内射出耀眼的光亮。
我急忙穿过墓地，向法衣室门口赶去。
我一走近门口，就闻到从里面冒出来一股奇怪气味儿，与黑夜的潮湿空气中互相交混着。我听见里面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看见上面的光越照越亮——一片玻璃裂开了——我跑到门前，用手去推。法衣室里起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