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又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大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之一。
康有为，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失败后，又改号更姓，晚年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出生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11岁丧父后，跟随祖父在任上学习文史典籍，频阅邸报，渐知朝廷政事。14岁、15岁两次参加“童子试”均失败，在祖父的督责下不得不苦学八股。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他25岁，初游香港，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事物，眼界大开，“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南归经上海、扬州、镇江、南京等地，沿途大购西学书籍，回乡后专心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决心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真理。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他在家乡干了一件当时颇为骇世惊俗之事，即创办“不裹足会”，并且命令自己的两个女儿及侄女不得裹足。
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痛感朝廷政治腐败，民族存亡已燃眉睫，萌发了改变现状、变法图强的炽烈愿望。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赴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怀着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十分忧郁的心情游览明陵。单骑出居席关，登万里长城，出八达岭，还游汤山。冬天，首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乞下明诏，引咎罪己，求官图治。他当时以一介书生蓦然向皇帝上书，自属一种越轨举动，必然受到顽固派的阻厄。因此，他的第一次上书不仅未达“圣听”，反而“以狂生见斥”。但他并不因此畏葸；赋诗言志云：“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恢”，“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秋，他离开滞留了两个年头的京城，南下游苏州、杭州、九江，至武昌、汉阳，年底抵达广州，并在这里住了下来。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康有为设“万木草堂”于广州长兴里，自任总教授，总监督，讲授变法思想和维新章张，从学者徐梁启超、陈千秋外，还有麦孟华、徐勤、林奎等人，这批弟子后来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其间，他完成并刊刻了《新学伪经考》，对顽固派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所谓“新”指“新莽”，伪经，指古文经。他公开宣称自汉以来为儒者和历代帝王奉为“圣法”、为封建士人升官仕进阶梯的古文绎，全系王莽时的刘歆所伪造，是一部伪经。这就远远超出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学派之争，而是对清王朝那些“恪守祖训”的顽固派发起了强大攻击，因而梁启超把它比之为“思想界的一阵飓风”（《清代学术概论》），引起了封建统治集团的震恐。御史安维峻因此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康有为诗文选》）
继《新学伪经考》之后，康有为又写成了《孔子改制考》。他坚持说“凡六经皆孔子所作”，孔子作“六经”都是为了“托古改制”。他把孔子的思想说成是反对守旧、主张维新的。以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为骨干，与“西学”中的进化论思想相结合，论证了历史在变革中不断进步，经历了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他用附会、臆断的方法，把自己的变法主张一一贴上孔学的标签而公之于世，因而有如“火山大爆发”（《清代学术概论》），引起了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群的思考、震动。也正因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较短时期内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康有为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康有为以举人身份入京会试（1893年应乡试，得第8名）。时值甲午战后，日本逼签“马关条约”，要求割让台湾、辽南，赔款2万万两。4月下旬，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立即派梁启超发动广东、湖南两省举人上书，接着台湾籍举人更悲愤地上书反对割让台湾岛。康有为看准了群情激愤的有利时机，联合各省举人在北京达智桥松筠庵召开会议，并用一天一夜时间起草了“万言书”，16省举人603人签名呈递，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吁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此三者为“权宜应敌之策”。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求朝廷“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变法图强。他概括变法的要目为“富国”、“养民”、“教民”。“富国”之法有：行钞法、筑铁路、造机器、兴矿务、铸钱币、设邮局，“养民”之法有：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为立学堂、设报馆、尊孔教，以及汰冗官、办外交、派游学等。“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为拯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大胆的实践，表现了他谋求变法的无畏精神和颇为出色的组织才能。
以1895年5月“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为发端，到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通缉康梁、残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为结局，在这3年多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连续向光绪皇帝上书，又条陈新政10余件，力求耸动“圣听”，诏定国是，除旧布新：二是广设学会，刊行报章，造成变法舆论，团结地主、资产阶级中的改革力量，以推进维新事业。在一个时期内，他这两方面的活动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继“公车上书”之后（此时他已中进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但不愿到任），光绪二十一年夏历五月初六日，他又向都察院呈递《上清帝第三书》，以“富国”、“养民”、“教士”、“练兵”为自强雪耻之策，五月十一日到达光绪帝手中。光绪帝“览而喜之”，令抄录副本三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留乾清官，一份发各省督抚会议。闰五月初八，再递《上清帝第四书》，指出“变法下手之方”，在设议院以通下情，但无人愿为代递。这年秋天，康有为离京南下，途经上海，年底回到广州。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冬，德国强占我山东胶州湾，康有为再度入京，呈《上清帝第五书》，吁请光绪帝效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臣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并请制定和颁行宪法。《上清帝第五书》为工部大臣松所阻，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光绪帝载延见康有为时才得以上达。正月初八日，应诏统筹全局，《上清帝第六书》，强调指出：“大地诸国，皆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并请光绪帝先举办三事。（一）大集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二）设“上书所”，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分别情况，由皇帝召见察问，量才录用；（三）内廷设“制度局”，总揽变法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十二局，分别议定新的法律、新的章程。这封奏书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全部改革要求，特别是提出了改革官僚制度，制定宪法、实行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政治制的要求，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施政纲领。奏书呈递后，“上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在整个大潮的推动下，随后才有光绪帝“明定国是”诏书的颁行和一系列新政的出现。
为壮大维新队伍，造成变法舆论，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夏，康有为自筹资金，与文廷式、陈炽等人共立“强学会”，创《中外纪闻报》，这一年秋天，又组织“强学会”上海分会，办《强学报》，大倡变法自强之学。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出任主编。由于康、梁的鼓吹、协助，又先后有广西的“圣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南的“南学会”以及各地的“经济学会”、“知耻学会”等相继出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成立的“保国会”，把学会的设立推向了高潮。“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相号召，提出“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使全国民气大为伸张。随之，“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而立，扩大了维新派的阵营，吸引了一批批的热血青年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表现了一种所向披靡的精神。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初三，李鸿章、翁同龠禾、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大臣，奉光绪帝的旨意，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有过一段表现各人不同心态的对话。荣禄先发制人：“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回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廖寿恒问：“如何变法？”康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回答：“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康有为对答如流，坚决反驳了荣禄、李鸿章“恪守祖训”、反对变法的言论，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坚持真理的决心。
在维新大潮的推动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百日维新”正式开始。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帝“密保人才”，首荐康有为，说他“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源”，“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其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如反掌”（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面谕军机大臣：“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自此直接参赞新政，专折上奏，百日之间，向光绪帝上了请废八股、请开学校、请立宪开国会（代内阁学士阔普通式）等奏疏数十道，把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庄严对宣室，哀痛起桐宫。祸水滔中夏，尧台惮圣躬。小臣东海泪，望帝杜鹃红。”（《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之一）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的镇压，“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以及康有为的幼弟康广仁6人，血洒北京菜市口。康有为事前得到消息，已潜出北京，受英国人保护，先到香港，随后去日本。他在日本箱根写的这首诗，感情沉郁悲愤，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同时又以贾谊被文帝召见于宣室作比附，对光绪帝几次召见的知遇之恩表示感激。然而不幸的是，维新运动失败后，许多人从血的教训中惊醒，纷纷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阵营，而康有为则从风云一时的维新领袖，逐步堕落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保皇派。后来他虽然完成了《大同书》的写作，但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917年，他竟参与张勋复辟丑剧，受“弼德院副院长”之职。1927年2月，这时他已70高龄，亲赴天津为废帝溥仪“祝寿”。3月病危，又在青岛向溥仪上折“谢恩”，3月21日病逝于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