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整个中华民族最值得一提的学术成就。而西方读者难免会觉得，儒学经典大都空洞枯燥。然而，我们不仅要仔细阅读这些经典，还要思考这些经典所发挥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会接受中国经典的强大影响力。中国人生长在这个星球之上，是世上聚居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根据历史记载，它是最为悠久，唯一至今完整的民族，从未被离开过自己的发祥地”，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古老。应该如何解释这个绝无仅有的事实呢？他们的人口数量也是其他民族不能望其项背的，从远古时期到今天，他们一直居住在中华大地上，他们是靠什么来统治的？民族的衰亡这个普遍规律，为什么在他们身上没有得到应验？
那些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在别的民族还在仰仗物质力量时，中国人就已经依靠道德力量了。任何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任何一个处处留心的了解人性的旅行者，一想到中国的道德从古到今对民众产生的神奇的约束力，无不肃然生敬。威廉姆斯博士说，“孔子作为一个理想而高尚的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孔子思想对他这个民族从他以后一直起的作用，实在太大，怎么赞叹都不算过分。孔子所描述的道德标准，对之后的年代，其影响不可估量，这足可证明他本人的标准有多么崇高，从此民族良心要用他描述的标准来衡量。”“孔子关于人的责任的教导”，莱格博士说，“令人叫绝，令人赞赏。可能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然而，孔子推崇的四个主要教诲是——文雅有礼、遵守道德律令、注重精神、诚信之中，后三样的说法，却与摩西律法和福音不谋而合。它们所主宰的世界，一定是个美丽的世界。”
中国古籍经典之中，根本没有任何会使人们的心灵污浊的东西。人们经常指出中华民族这个最重要特点，也是区别于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各种文献作品的关键所在。梅杜斯先生说：“无论古今，没有一个民族能拥有中国人这样一种神圣的文献，完全没有一处放荡的描写，没有一句粗鲁的话语；在任何一个英国家庭里大声诵读里面中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注疏，都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后果；在每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偶像崇拜总是与活人祭祀和罪恶的化身相关联，同时还伴有放荡的狂欢仪式和纵酒宴乐。然而在中国，根本没有一丝那样的迹象。”
皇帝对自己的统治直接向上苍负责；老百姓的奋发向上，要比统治者的精神更加重要；统治者必须有德有能，并以德为政；人与人之间五种关系的重要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观念就像一座座山峰，突现在一般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吸引了所有的观察者的目光。在本书快要结束谈论中国人时，我们想要正确地理解中国人，就必须着重谈一谈儒学体系在道德上的优点，因为只有正确理解这些优点的一个窗口。这些优点使中国人明显地服从于道德的感召力。逐年进行的科举考试，都要求引经据典地作文，这种做法使人们的心灵统一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程度，给人们带来了强劲动力，使每一位考生都把政府稳定视为个人成功的前提。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人之所以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过上帝，这一点确实很让人感兴趣。那些审视过中国人经典之作的人向我们保证说，学者们通常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但那些声称持有独立判断力的人，却都否认这个命题。即使中国人曾经承认有这样一个真实存在的上帝，也肯定全忘了，就像刻在一枚古币上的文字已被千年的锈斑所覆盖。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像某些刻意追求的人那样，有什么实际意义。而对我们现有的研究而言，完全可以不管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与历史问题无关，与理论问题也无关，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中国人与他们的神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不难从某些实例之中推知古代的英雄豪杰，是如何一步步地从被尊敬到被纪念，再从单纯纪念到被崇拜的。可以说，中国所有的神都是死人，或许还可以从崇拜祖先进一步肯定，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所有死人都是神。一座座庙宇和祠堂拔地而起，经过皇帝恩准，被用来纪念各种生前就已经声名显赫的人，历经时间的久远洗涤，这些人里面，说不定谁的地位就会与日俱增，上升为整个民族信奉的神。无论如何，整个中华民族肯定是多神论者。
人们有崇拜自然的倾向，意识到有许多不可抗拒的力量，有许多未知的力量，便把它们拟人化，来加以顶礼膜拜，依据是认为这些力量是有感觉的。因此，到处都有风神庙、雷公庙等等。北极星也常是崇拜对象。北京有日坛和月坛，这与皇权崇拜有关，但有些地方对太阳的崇拜却是人们普遍的常规活动，2月份被他们定为太阳“生日”，这天一清早，村民们向东走去迎接太阳，傍晚就向西走护送太阳。这一年对太阳的崇拜，就此大功告成了。
这种自然崇拜极为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崇拜树木，这在某些省份（比如河南西北部）是再常见不过的了：人们走过几百棵大大小小的树，每棵树上都挂着小旗，意思是在提醒大家，这是某个神祗的住所。即使崇拜没有外部标志，迷信思想依旧很活跃。如果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长在一间破烂的茅屋前，不用说，树的主人绝对不敢把这棵树砍倒，因为这是神灵的住所。
人们普遍认为，皇帝是这个帝国唯一有权祭天的人。皇帝亲自在天坛主持有趣的祭天典礼，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对于中国所有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去祭祀天地，那简直有点匪夷所思。人人家中朝南的墙前总会有个神龛，而某些地区称之为天地神龛。许多中国人都可以证实，他们唯一的宗教祭祀，除了祭祖仪式之外，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给天地祭拜上供，有时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那一刻。这样的祭祀通常没有祷告，连祭品过段时间也被拿走了，然后自己吃掉。这种时候，人们在祭祀什么呢？可以说是祭“天地”。也可以说是祭“天”，还可以说是祭“老天爷”。“老天爷”这个叫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的确对一个人性化的神有真切的感觉。但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想象中的“人”是与另一位被称作“地母”的相对应时，推断的结果就值得认真问一问了。在某些地方，人们习惯于在六月十九他“生日”那天祭“老天爷”。但如果去问那些给太阳定生日的人们，谁是“老天爷”的父亲，或者他是什么时辰生的，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他们对此懒得去想。很难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明白这些问题有任何实际意义。有什么传统，他就接受什么传统，做梦也不去想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很少碰到一个中国人，对“老天爷”的经历或人品略知一二，他们只知道“老天爷”会调控天气，影响庄稼。中国人普遍通行的“老天爷”这个叫法，暗示着有这样一个人物，然而，据我们所知，人们既没有为他建庙，也没有为他塑像，而献祭他的供品也与祭“天地”的没什么两样，这个叫法似乎还是没有得到解释，但是，他却被广为流传。
“天”这个词，时常用于中国的经籍之中，指人的想法和人的意愿。但是，同样也可以两者都不指。而且，当我们读到“天即是理”这样的评注时，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词意极其模糊。这一词意在古典作品中模糊不清，而在日常用语之中也同样含糊。如果你去问一个有习惯祭天的人，问他怎么理解“天”时，他的回答往往是头顶上的蓝天。因此、他的崇拜就如同崇拜自然力量的人，不是个人为之，就是集体为之。他的信仰，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就是“风有灵，草有性”。也就是说，他们是泛神论者。这种缺乏明确含义的拟人化，是中国人崇拜“天”的最大缺陷。
中国下层阶级的多神论和泛神论，与上层阶级的无神论正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深谙于此的人们的论述，从众多的表面迹象。以及从“天理”之中，我们不难做出总结：中国的儒学家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彻底的一群受过教育和教化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天理”这个说法，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的注释者对中国知识界的著名影响。一位博学的中国经典的注释家朱熹，他有着绝对的权威，对他的论点的任何疑问都被视为胡编乱造。结果非常意味深长——他对经籍的注释，不仅完全从唯物主义立场进行阐释，而且就我们理解，他的注释完全是无神论的，它的影响遮掩了经典原有的教导。
黄河从山西和陕西的山谷中流出之后，继续向前几百英里，流入大海。年复一年，它几次改道，跨越6到7个纬度，从扬子江口一直到渤海口。但不管流经哪里，哪里都会深受其害，留下一片贫瘠的沙丘。宋代注释家引入的唯物主义，就如同一股强大的水流，注入中国思想这条小溪。水流已经泛滥了7个世纪，留下一片无神论的不毛之地，根本无法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道教退化成为一种对付妖魔的法术体系，它曾从佛教借鉴了大量东西，来弥补自己先天的缺陷。儒教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满足人性的先天需要，而佛教本身是引来提供这种满足的。每一种信仰的指导形式，都会受其他形式的影响而发生极大的改变。对于那些恰好想行善积德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提供行善途径的组织机构他们都乐于赞助，并认为这条大道没什么不好。任何一种神，如果适合于在某个特定方面发挥如人所愿的影响，那就肯定会得到人们的青睐，正如一个恰好需要一把新伞的人会走进有伞出售的任何一家商店一样。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对自己所崇拜的神刨根问底，如同一个想买伞的英国人，不会去问伞的来源，也不关心什么时候在人群之中兴起了使用伞。
我们时常听到一些很有学问的讲演，讨论中国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如同去调查比较英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或者有多少人吃菜豆。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而又能买到，那他就可以抽；谁喜欢吃菜豆又买得起菜豆，就可以吃。中国两种最有名的“教义”，情况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想举行一场佛教仪式，同时也请得起和尚，就可以花钱请一个来，他自己因而成了“一个佛教信徒”。如果他想要个道士，他也可以同样请来，他自己也成了“一个道教信徒”。对于中国人来说，请哪个都无所谓，他并不是不可能把他们同时请来，这样他就既是“一个佛教信徒”，又是“一个道教信徒”。因此，一个人可以立刻成为儒教信徒兼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根本不觉得有丝毫的不和谐。佛教里面有道教，道教里面有儒教，而儒教又包含了佛教和道教，于是，“三教合一”。
中国人与他们的“三教”的实际关系，可以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组成的关系，来加以说明：“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都是我们的语言。”但是，即使我们可能判定自己遥远年代时的起源，我们对词汇的选择，也丝毫不会因为自己血管里流着多少撒克逊人的血液，或多少诺曼底人的血液，而会有丝毫改变。我们对词汇的选择，取决于我们的思维习惯，取决于我们使用词语的场合。学者会用许多拉丁语词，还混杂一些诺曼底语词，而农夫则主要使用平直的撒克逊语词。但不管学者还是农夫，撒克逊语是底层基础，其他语言不过是补充。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正如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多少佛教或道教的观点、词汇和实践，可以酌情而定。在中国人看来，同一个仪式融合了“三教”，其中的不和谐和矛盾，就像我们把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编织在一个句子里是一个道理。
通常很难让一个中国人理解，两种信仰形式是互相排斥的。他根本不知道逻辑上互相矛盾指的是什么，更不会关心这一点。他似乎天生就善于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艺术，那就是不顾两者之间的关系生拉硬扯。他所接受的智力训练，为融合这两种不相容的信仰做好了准备，如同液体通过内渗和外渗可以融合一样。他已经把“信仰兼容并蓄”带到逻辑灭绝的地步，但他不明白这一点，即便告诉他，他也不明白。
这样把各种不同信仰机械地融合在一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天生有条理的本能。中国人因这种本能而举世闻名，他们的这一本能充分展示在精心划分官员级别的做法中，从一品到九品，各有各的标志，各有各的特殊权限。也许有人曾经在中国的众神中寻找类似的等级森严的划分，但没有一点线索。问一个中国人，“玉帝”与“如来佛”谁的权力更大，那是徒劳的。即使在“万神殿”里，排列次序也只是暂时的、偶然的，次序从来没有停止过变换。中国人的神明世界里，权威没有固定的等级。这种极端混乱，如果出现在人世间，就等于长期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局面在“三教堂”里更加明显，那里并列供奉着孔子、如来佛和老子的塑像。最受尊敬的位于中间，我们认为应该是孔子，如果不是他——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自称为某种神——那就是老子。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个排序问题过去一直引起激烈的争论，不过，我们所听到的所有的争论，似乎都对佛祖有利，虽然他是一个外国人！
信仰的结合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同样意味深长，它使得任何一种信仰都把人类的道德本质贬得非常低。就像伪造的钱币取代了真正的钱币。儒教的一切高尚格言，全然不能消除人们对道教常常描述的众多妖魔鬼怪的恐惧。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现今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样轻信，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巨商富贾和学者专家，从不羞于让别人看到自己每个月花两天时间，去专门祭拜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并称呼它们为“大仙”，认为它们具有控制人的命运的法力。
就在前几年，中国一位有名的地方官跪在一条水蛇面前（人们都说这条水蛇是水神），而这位官员认为这条水蛇是前朝某位奇迹般制服河水泛滥的官员的化身。在中国，只要洪水一泛滥，就把蛇当作神来崇拜，并且这种做法非常普遍。甚至在离河较远的许多地方，一条陆地上的蛇也会被人们奉为神灵。假如洪水退去，人们就会唱大戏，做祭祀，以纪念神的赐福，他们把蛇放在托盘上，然后再恭恭敬敬地把蛇置放在一座庙宇里，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知县和其他的官员每天都要去那里跪拜烧香。在河道附近的地区，河神常被奉为水神，但在稍远一些的内地，战神关帝被奉为雨神来崇拜；甚至有时候，人们只向观音求雨，认为观音掌管了风调雨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没什么不合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本质融合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算你明确指出其中的荒谬与不科学，他也无法参透其中的意义。
与求雨有关的另外一个有趣而又富有意味的事实，时常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中国著名小说《西游记》里，有一个主要角色原本是一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之后他慢慢发展成了一个人，最后还被封神。不少地方就把这个虚构的角色奉为雨神来崇拜。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例子能说明，中国人在真实与想象之间是完全没有界线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原因与结果是互相关联的。然而，中国人向一只虚构的猴子求雨，他们心中关于因果的感受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中国人的众神林林总总，不尽相同，搞清楚中国人是如何面对这些神，这一点很重要。通常我们会得到两种答案：一是他们崇拜这些神；二是他们忽视这些神。经常能碰到有人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香烛等方面的花费。自然，这些估计是根据某个地方的“确定”花费，再乘以这个国家此类地方的数目。这种所谓“统计”简直就是荒谬，好比一个人去统计一群蚊子的数量，“数得很累，干脆就大致估计一下”。
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整体来断言，我们是很难把握的。中国人去寺庙烧香拜神就最能说明这个道理。一位从广州上岸的旅行者，看到那里的寺庙烟雾缭绕，会立马断言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崇拜神灵的民族。如果让他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再下结论，他会亲眼目睹许多的庙宇早已人迹罕至，甚至连初一和十五都没人来进香，哪怕是在春节这个最盛行进香的时间，恐怕也没有人去造访。他会逐渐发现，有成千上万个处在偏远地方的寺庙，完全被遗忘在久远的年代里，偶尔也会修一修，但人们对此既不解释，也不关心。他还会发现，人口密集的方圆几百英里之内，几乎很少看见一个出家人，没有道士，也没有和尚。在这些地方，他一般在寺庙里看不到妇女，也没有人教导孩子们应该一心向善、皈依佛门。在中国的另外一些地区，情况完全不同，表面的崇拜仪式，已经融入了人们每天的生活细节之中，影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
中国社会的宗教力量堪比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的力量。在夏威夷群岛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岛屿上，火山已沉寂多年，只留下坑坑洼洼而又草木茂盛的火山坑。而东南部的岛屿，火山仍很活跃，隔段时间就会爆发，惊天动地。在中国的某些最古老地区，几乎没有人会去寺庙祭拜，而另一些省份，即使是在中国最为辉煌的时期，它们还是蛮荒之地，如今偶像崇拜却非常红火。不过，人们很容易被类似的这种表面现象误导，极有可能过高估计它们的实际意义。我们需要对此再作更全面的调查，然后才能得出底气十足的结论。
“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子的建议。毫不奇怪，如今信奉孔子的人仍然把“敬而远之”，作为对待中国众多互不相容的众神的最明智的办法。相对于蒙古人或者日本人来说，中国人没什么宗教偏见。人们经常看到寺庙的门上写着这样一个古老的箴言：“敬神如神在”。中国人似乎有种本能，它能够自然领会“如”这个词所表达的不确定性含意。以下的流行说法包含了许多“如”，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许多人的心态：“敬神如神在，如不敬，也无碍。”“敬神如神在，如不敬，神不怪。”
在形式上尊敬神，比“敬而远之”更进一步，这是按特定的方式举行特定的仪式，当然，这仅仅是为了保证取得某些仪式之外的收获。
中国人几乎没有神圣感。我们明白，所有中国人的祭神，要么是按常规时期做一些仪式，要么就只是一种交易——祭供多少就得到多少好处。各地都把“老天爷”奉为神灵来崇拜，其真实目的能说明崇拜的真正含义。一个中国人在被问及为何按时祭拜这个神灵时，他会这样回答：“因为我们的吃穿都靠他。”尽管这个中国人对是否真的有“老天爷”一无所知，但是，那些必要的仪式他不会忘记的。祖宗都是这样做，那么，他也应该这样做。他也不介意这是否真的有用。
中国人习惯于只从表面去理解宗教仪式。有一副对联，极好地阐述了这一点，这副对联带有浓厚的讽刺意味，贴在无人问津的寺庙的柱子上：
古庙无僧风扫地，
空寺无灯月照明。
中国人祭拜神灵，如同西方人参与保险，都是一种安全保险的措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换句话说，最好相信神灵确实存在，因为对他们的置之不理，也许惹怒他们，我们会得到报复，如果神灵不存在，那也没关系，相信总比不相信好。据说，驱使着人类的动机，也同样地驱使着神灵。有句俗话说，贡献羊头（给寺庙作供品）的人，可以心想事成。而那些不能赐予人们某种特定福泽的神灵，比如“三皇”，通常很穷，人们说他是穷神。观音和关帝战神则是尊贵且富有的高级别的神灵。
中国人对神灵的崇拜不仅完全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有益无害”一直指导着人们的信仰。他们经常说，而且似乎也这样认为：“信则有，不信则无！”这种说法（几乎不能称作是思维方式），如同一个中国人在说：“相信皇帝，则有皇帝；不信皇帝，则没有皇帝。”如果把这样推论给中国人看，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他们自己似乎不会通过必要的途径去认识到这一点。
在中国可以看到不少的朝圣者一步一叩首，有时花大量时间进行这种沉闷而又艰难的旅程。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苦，他们会告诉我们，拜神的人大多虚情假意，所以有必要用这种苦行来表明自己的诚心。不管我们如何来评论这种例外，我们都能肯定地说，中国人互相猜疑，缺乏信任，在他们的崇拜之中更是表现的特别突出。想知道阴险狡诈这一词的真正含意，可以去看看有关北京附近一座寺庙里的一群和尚的描述，这一杰作把阴险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长了一副丑恶的嘴脸，必定也是一个丑恶的人。
在对待异教上，中国人同其他民族一样，把他们的神灵想象成他们自己的样子，这倒也不无道理，因为有许多神就是其崇拜者的同乡。我曾经看到一张布告，是以观音菩萨的名义告知世人：天庭收到一份奏章，说世风日下，“玉皇”听了之后大怒，把大大小小的神仙痛斥了一番，因为他们失职，没有尽力去劝诫世人！中国人说，人类被一群魔法无边的妖魔鬼怪所包围，这些妖魔鬼怪可以被收买、奉承、引诱，也容易哄骗。中国人做买卖时，总是喜欢讨价还价，对于所祈求的神灵，他们同样也想得到一些好处。他或许会通过捐款修庙买来好运，但很可能捐250文，却写上1000文。写上多少，神就收多少。到了修庙的时候，每位神的眼睛上都会贴张红纸，这样就看不见周遭的混乱和不敬了。如果宗祠位于一个村庄的边缘，而盗贼又常在那里分赃，所以，人们干脆把庙门完全封起来，这样神灵就可以在大门里面与天地交流个尽兴。
每逢岁末，灶神爷都要回到天上去报告每家每户的行为，但人们都先在他嘴上抹点粘乎乎的稀糖，阻止他告状，这是中国人表现人定胜天的典型事例。同样，为一个男孩取个女孩的名字，让那些没脑子的妖魔鬼怪以为他真是个女孩，这样，他就可安度余生了。巴伯先生说起过这样一件事：在四川，人们会在杀死女婴之后，烧些冥币安抚安抚她们的灵魂，说是专门烧给她们在阴间用的。送子观音庙与其他庙宇不同，常常是妇女去光顾。有些送子观音庙有许多小泥人，做成小男孩的样子，送子娘娘的手臂上放一些，架子上像货物一样摆放一些。中国妇女的做法是，走进庙里，把标志这些小男娃性别的部分掰下来吃下去，说这样能确保生男孩。假如真的如愿以偿地生了个男孩，这个妇女就得来还愿，在偷走小泥娃的地方放上两个，以此感谢神灵的保佑。中国的水手觉得，海上令人恐惧的台风都是由恶魔引起的，他们专门等着破坏驶过这些危险海域的船只。据说面对狂风大浪，水手们通常会拿出，事先做好的一艘与自己的船一模一样的纸船。波涛汹涌到最危险的时候，就把这艘纸船放入海中，说这样可以蒙骗愤怒的恶魔，好让真正的船脱离危险。
中国不少地方有这样一个风俗：每当碰到类似霍乱这样致命的传染病，就在六七月份庆祝新年。这样做，是蒙骗瘟神，使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算错了年历，于是打道回府，瘟疫也就不治自息了。这种风俗人所共知，所以“秋二月”就是“永不”的意思。骗神的另一个方法是，让一个人钻在一张桌子下面，把头从桌子中间挖好的洞里伸出来。神会以为真是有人头做供品，于是便相应地降福人类。过一会儿，这个人就会把头缩回去，愉快地回家享受这份值得期待的好运。
我们碰巧知道一件事情：有个村庄决定把神像从庙里移出来，把庙改为学堂，他们满心希望从神像的心中找出“银子”来支付这件事情的花费。这些头脑单纯的乡下人并不知晓中国神的特点，也不知晓塑像人的做法，因为他们搜寻到神像心里的东西时。只找到一些不值钱的锡块！毫无疑问，事实上也确有一些和尚或道士在神像里藏宝，结果有不少寺庙被盗，神像不是被整个儿盗走，就是当场捣毁。那些信奉神灵的人对神却如此粗暴，这真令人无法理解。我们还听说有位知县审理过一桩牵扯到一个和尚的案子，据说这个寺庙的佛祖也难逃其责。于是，这位佛祖被传到知县面前，叫他下跪，他没这样做，知县命令打他五百大板。这位佛祖承受不了打击，被打成一堆尘土，于是，县官以佛祖缺席判决佛祖败诉。
每当土地严重干裂无法耕种时，人们都要祈求而神显灵。而当求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效果时，村民们时常会稍作一些有益的改正，转而把神灵从庙里“请”出来，放在最热的地方，让他自己获知真实的天气情况，说是眼见为实。人们不加掩饰地不满于神的行为，这个做法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三四月份不修房顶，五六月份就骂水神。”
我们还听说中国某个大城市的居民，由于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一直持续不断，人们便认为这是当地一个神灵在作怪。他们便一致对付他，似乎他是一个活着的恶棍，把他痛打一顿，最后把他打得还原成了一堆泥渣。这件事情确切与否，我们没有证据，只是听到它广为流传，但也足够了。整个过程符合中国人对神灵的看法。
我们让读者注意到的上述事实，有可能使不熟悉中国的人，以为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宗教。的确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过这些话。梅杜斯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信仰》一书中，就谴责了胡克先生的某些过于宽泛的概括，梅杜斯先生说那是“对很大比例人类的高尚生活的毫无根据的诬蔑”。但是，他也愿意承认，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宗教辩论的结论，中国人没有热情去探讨，对把这些结论当作信念的民族行为，他们也不关心。但梅杜斯先生坚决否认中国人“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而伟大的人物的由衷的敬仰，缺乏对美好伟大的事物毫不动摇的执著，缺乏热烈的渴望，没有一颗向往高尚、向往神圣的心灵”。除此之外，托马斯·韦德爵士对中国和中国人也一直都很熟悉，这使他有资格对中国人有没有宗教作权威评述，他最近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认为宗教不仅仅是单纯的伦理，我可以否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确实有崇拜对象，确切地说，是许多偶像混在一起崇拜，但是他们没有信仰；他们有无以数计而又各式各样的不成熟的偶像崇拜，他们也会嘲笑这些崇拜，但他们不敢漠视。”
对于这个虽然有趣却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不想涉入。详细的讨论一下很容易，但我们不敢肯定是否能把事情弄明白。在我们看来，探讨这个问题有一个实际的办法，要比抽象的讨论更能达到目的。道教与佛教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成为道教信徒，也没有成为佛教信徒。他们是儒教的信徒，不管在这个信仰之上加上什么，或者减去些什么，中国人依旧是儒教信徒。我们打算探讨一下儒教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以至于它不能成为中国人必需的一种宗教。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引用中国问题方面的一位杰出学者的结论，他的结论是不能轻视的。
恩斯特·费伯博士在他的《儒学汇纂》一书的结尾处，用了一个章节来写“儒学的缺陷与错误”，缺陷与错误是指出来了，但同时还得承认，儒学中有不少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十分优秀，不少观点还能与基督教的启示产生共鸣。我们引用其24条，并配上一些评论。
第一，“儒学认为自己与现存的神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人的灵魂与肉体不存在区别。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生理上，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清楚的定义。”
关于人类灵魂，没有任何明确的教义，这使得学习儒学的外国学生感到十分困惑。在许多普通人看来，儒学教导的最终结果是，根本不懂什么灵魂，只知道那是一种肉体上的活力。一个人死后，古老而权威的说法是灵魂升天，肉体入土。但有一种比较简单的理论认为“灵魂”或者气息消散在空中，肉体入土为安，这与真正的儒学家的不可知论的唯物主义完全符合。常常无法让中国人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他有三个灵魂？一个灵魂？还是根本没有灵魂。他对这件事，如同他对吃饭是哪些肌肉带动哪个器官，只要这过程还顺当，他才没有兴趣去管那些帮助消化的肌肉被解剖专家称作什么名称。同样，只要他对自己的消化器官和靠他生活的人的消化器官还顾得过来，他才不会去关心自己的和他们的灵魂（如果有灵魂的话），除非他看到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与米价有关系。
第三，“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是圣人，有的人却注定只是凡人。”
第四，“据说人人都可能成为圣人，却解释不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没有成为圣人的事实。”
第五，“儒学在训诫罪恶时，态度坚决、严肃，不过除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谴责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惩处措施。”
第六，“儒学总体上说，对罪恶洞察得不够深刻。”
第七，“儒学发现不可能解释死亡。”
第八，“儒学没有调节手段可恢复人们所理想的本性。”
第九，“祈祷，以及祈祷的道德力量，在孔子体系中没有立足之地。”
第十，“虽然不断强调诚信，但却从未被鼓励过诚实这一前提条件，甚至背道而驰。”
第十一，“容忍、甚至允许一夫多妻制。”
第十二，“认可多神论。”
第十三，“相信算命、选日子、预兆、梦境，以及其他虚构的东西（比如凤凰等等）。”
第十四，“把伦理与外在仪式混为一谈，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的一种形式。”
第十五，“孔子对古代制度的立场观点反复无常。”
第十六，“断言某些优美曲调会影响人们的道德是荒谬的。”
第十七，“夸大榜样的影响，孔子本人就是极好的例证。”
如果真如儒家伦理所言：君是器皿，民是水；器皿是圆的，水就是圆的；器皿是平的，水也就是平的，这就难于解释何以中国的伟人没有强烈地影响那些研究伟人的人们，并修正其性格。如果真如儒学家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为什么实际效果会这么差？下列第二十条中提到的对“贤人”的神化与刚才第八条已经指出的完全没有调节手段，两者是相对应的。无论圣人有多么“圣贤”，他也只能提出好的建议。至于建议能不能被采纳，他也无能为力，反而不再提起这些金玉良言了。
我们一直认为，孔子有一段话很有启发性：“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孔子对贤人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极好的，但没有预防性的作用，只能说这是一帖补药。一位旅行者落入贼手，被洗劫一空并被打伤了，却同他大谈什么参加友好旅行队的重要性，谈他不接受劝告因而皮肉严重受苦，还有可能会失血，中枢神经也会受伤害，这完全于事无补。这位受伤者已经因失血而昏过去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向知道。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回过头去数落他违反常规后的各种后果，而是油、酒和一个能养伤的地方，当然，首先他得有一个聪明且乐于帮助的朋友。对身体残疾的人，儒教可能还能做些事情；而对道德和精神上受伤的人，儒教就爱莫能助了。
第十八，“对儒学来说，社会生活的体系是暴政。妇女是奴隶。孩子在与长辈的关系中，处于绝对的服从地位。”
第十九，“必须孝顺父母，奉为神明也不为过。”
第二十，“孔子体系的最终结论，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即崇尚贤人，例如人的神化。”
第二十一，“除了没有任何真正的伦理价值的祖先崇拜，几乎没有别的关于永恒的明确概念。”
第二十二，“希望现世现报，无意之中培养了自私自利，要么贪婪，要么野心勃勃。”
第二十三，“整个儒学体系没有给予普通人任何安慰，不管是在他们生前还是死后。”
第二十四，“中国历史显示，儒学无法使人新生，也不能让人有更高尚的生活和作为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儒学已经与道教和佛教充分融合了。”
我们已经论述了，中国各种不同信仰能够奇妙的结合。中国人自己也完全明白，无论儒教还是同它在一起的各种宗教，都不能给人以新生，让人有更高尚的生活和作为。有一篇作者不详的传说故事，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这一点：
有一天，孔子、老子和如来佛在极乐世界里相遇，他们一起悲叹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他们优秀的教义在“泱泱大中华”看来没有什么进展。经过一阵讨论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原因一定在于他们的教义尽管被人赞赏，但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榜样，人类就无法实践这些教义。他们因此决定，每个教派的创始人都应该到人间找一个可以担此重任的人。他们立即行动，四处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孔子遇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老人并没有离座欢迎这位圣人，而是请孔子坐下，谈起古代的教义，以及这些教义当今如何被蔑视，如何被执行的情况。老人在言谈之中表现出极其熟悉古代的信条，并具有深刻的判断。这使孔子极其高兴，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孔子准备走了。但孔子起身要走的时候，老人却没有起身相送。
孔子找到一无所获的老子和如来佛，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建议他们去拜访这位坐着的哲人，看看他对他们两人的教义是否一样精通。老子极为兴奋地看到，这位老人对道教的熟悉几乎不亚于老子本人，其口才与热情也堪称典范。与孔子一样，老子也发现尽管这位老人态度上极其尊敬，却一直坐在那里不动。轮到如来佛，他也碰到了同样惊奇而可喜的成功。老人还是没有起身。
这3位宗教的创始人相聚讨论，他们都认为，这位极其难得而又令人赞赏的老者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他不仅可以分别介绍“三教”，而且可以证明“三教合一”。为此，他们3个一起又来到老人面前。他们解释了上次拜访他的目的，老者的智慧又是如何激起他们崇高的愿望，并说希望他来振兴这3个宗教，使之最终落实在行动上。
这位老者仍然坐在那里，恭敬而又专心地聆听，然后回答说：“尊敬的圣人们，你们的善行比天高、比海深，你们的计划既深刻，而又充满智慧，令人敬佩。但你们不幸地选错了去完成这项伟大改革的代理人。我的确仔细研读过《道德经》和其他经籍，并且也的确多少有点明白它们是崇高的、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情况你们没有发现：我上身是人，下身却是石头。从各种不同观点来讨论人的各种责任，是我的专长，但因为我自身的不幸，所以，我永远无法把其中任何一点落实在行动上。”
孔子、老子和如来佛深深地叹息了一下，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指望找到能够传播这3个宗教的凡间俗子了。
常有人把如今中国的状况与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帝国做比较。毫无疑问，中国如今的道德状态，远远高于那时候的古罗马帝国，但是，他们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处于几近崩溃的地步。
我们评价中国，可以像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就普通人而言，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实的；就哲学家而言，所有的宗教都具有欺骗性；而就政治家而言，所有的宗教都是可以利用的。中国皇帝与古罗马皇帝一样，可以说他们“既是高级教士又是无神论者，还是至高无上的神”！儒学正是这样，混合着多神论和泛神论，把这个帝国带到现在这种状况。
有一样东西要比纯粹的无神论更坏，那就是漠不关心无神论的正确与否。在中国，多神论与无神论可以同时存在，不少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两者一点儿也不冲突，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对于最为深奥的精神原理，中国人有着发自本性的绝对冷漠，这是中国人心灵中最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乐于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智的灵魂，接受没有条件的和谐，接受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和没有上帝的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