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上崭新一页——中美双方共同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出访美国，在美利坚大地上刮起了一阵“邓旋风”。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官员进行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这期间，有两千多名新闻记者追踪采访和报道这一历史性事件，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在邓小平前往访问的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当地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表达对邓小平的欢迎，并以大量篇幅报道邓小平访问活动。可以说，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北部一直处于前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中。到了1978年和1979年，前苏联的军事力量又伸入越南、柬埔寨、阿富汗，加之亲苏的印度，从而完成了从北、西、南三面威逼中国的战略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对“凡是派”决定性胜利的邓小平，遂将外交战略眼光投放到遥远的美利坚大地上，希望以同美修好为契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战略重心的大转移。
而从1978年到1979年初，从美利坚吹拂过来的阵阵热风，更坚定了邓小平的这项外交抉择。
1978年5月17日，卡特总统指示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领导人强调，美国已下决心要断然对付前苏联在全世界的军事集结和代理人的扩张主义。与此相应，卡特总统又授权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断交、废约、撤军），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以前声明的五点（1977年初布热津斯基曾敦促卡特加以重申的正是这五点，当时没有结果）。
5月20日至23日，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带来了卡特总统希望邓小平访美的正式邀请，并向邓小平重申：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并提议双方下个月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始高度机密性磋商。邓小平当场拍板，代表中国接受了这个建议。
12月16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邓小平决定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作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的回访，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大年初一）。邓小平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同美国发生关系以来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
1979年1月28日下午，邓小于率中国代表团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政府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了邓小平副总理：机场上铺着一公里长的红地毯，鸣礼炮21响，机场上气氛祥和。
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晚上举行盛大国宴。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
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进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会谈。在1月29日的会谈中，邓小平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和团结，反对各种霸权主义，也虚心听取美方的意见。邓小平的才能、胆识和风度使卡特甚为佩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当我的话被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中国人有力地点点头。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卡特后来还回忆道：邓说，他并不反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认为这可能有必要。但是他觉得目前的第四次会谈结果必然同前三次一样，不能限制前苏联的战略军事力量。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人需要长时期的和平以全面实现现代化。前苏联终将发动战争，但我们也许可以把战争推迟22年（到本世纪末）。他认为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之间没有必要建立正式的联盟，但认为应该联合行动遏制前苏联。
“我们都认为，如果我们联合反苏将铸成大错，这只能把前苏联推得更远。我说最好是采取这样的政策，就是当前苏联态度积极时就与之合作，否则就同它竞争。我们要长久地避免战争，不是仅仅把它推迟二十二年而已。”
在1月30日的谈判中，邓小平与卡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越南在前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称越南是亚洲的地方霸权主义者，对莫斯科和河内可能存在的联盟表示忧虑。
邓小平和卡特还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邓小平堂堂正正指出：“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邓小平指出，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贡献，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
邓小平特别强调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中国才会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失去信心，一是迟迟不能谈判；二是前苏联人进入台湾。我们不赞成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
1月31日，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东厅亲自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黄华、方毅分别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领事馆的协定》、《教育、农业和空间合作谅解的换文》、《关于高能物理合作协定》。由于这些都是行政协定，因而无须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开创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先例。
卡特总统兴致勃勃地说：“这三天的讨论是真正罕见的。”
签字仪式后，邓小平以乐观的口吻说：“我们刚才办了件大事，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又说：“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展开，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
卡特总统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已经找出了一条新的、不可逆转的途径，通向更坚实、更有建设性、更富有希望的两国关系。”
有的美国记者故意向邓小平提出挑衅性问题：“你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卡特这时暗暗着急，可也只好瞪大着眼睛望着邓小平。只见邓小平笑容可掬，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有！”
邓小平的回答使在场的人们无不瞠目结舌。但邓小平又话锋一转，字字掷地有声：“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邓小平语惊四座，全场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美八天，邓小平用一半时间访问美国三大工业中心城市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为今后彼此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奠定基础。他特别留意美国的高新技术和现代化成就，一再表示美国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这不仅仅是客套或谦虚。在西雅图，他在一次讲话的最后说：“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这个被称为‘通向东方的大门’的城市。这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两国是隔水相望的邻居。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2月5日上午，邓小平一行结束了对美国八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途经日本，于8日下午返回祖国。其间他在日本作了两天停留，同大平正芳首相等进行了会见。在会见中，邓小平再次严厉地谴责了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并说，必须给越南以制裁，为此，即使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世界舆论对此认为，邓小平的谈话意味着中国即将对越南采取军事惩罚行动。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第10天，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开始了自卫反击战。西方舆论界据此认为，邓此前的环太平洋访问是对美、日两国态度的火力侦察。而在整个自卫反击战中，前苏联都始终保持了事实上的沉默，硬是忍心地让它的越南小兄弟在中国铁拳暴风骤雨般地打击下辗转哀鸣而不动声色。这，应该是与邓小平连续访日、访美以及中日、中美接连实现邦交正常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吧！
邓小平的新的外交战略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功，着实使“北极熊”有些心虚胆怯。后来，它终于沉不住气了，不断向中国传递出缓和的信号。1989年5月，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终于来到北京，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中苏关系从此正常化。这又令美国人心里酸溜溜的……
无名氏《三十六计》有“借局布势，力小势大”之说。意思是自己力量虽小，可借助其他的局势，布成有利于自己的阵营，使阵势在敌人眼中显得异常强大，最终威慑住敌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与此说法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它使得前苏联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邓小平不止一次讲到“世界大三角”。一次，他对日本朋友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邓小平这里并非否认“三角”存在，而只是觉得中国这一角尚需努力。因此，中国这一角不能投靠任何一方，要独立自主而又灵活机巧，成为另外两角都需要争取和借助的对象。正如邓小平所言：“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份量的。”其实，中国的份量就在于中国人民自己，先是毛泽东，后是邓小平，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善于利用并巧妙处理各种国际关系，在相对平衡中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只有经济强大了，我们在国际事务里面才能真正有份量，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