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把子年纪，最好不要回忆往事，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惆怅的。
因为你一旦回过头去注视走过的路，便会发现你在漫长的人生途程中，失去的往往要比得到的多得多。至少大段大段的宝贵光阴，平白无故地由于自己的原因，或者由于并非自己的原因而虚度过去了，因此会感到非常失悔。
果然，“等闲白了少年头”，转眼间，不但你我早生华发，两鬓霜染，甚至腿脚也不那么利索了，心脏和其它一些部件开始不太听使唤了。这时候，任何回忆都只会使你我平添许多懊悔，恨不能生活重新来过。假如有可能回到十八岁，像一部好莱坞影片描写的那样，我想，肯定要百倍地珍惜那段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
所以，一回想到南京国立剧专，就忍不住惋惜那“恰同学少年”的大好年华。那时，我们像一个阔绰的人，大把大把地扔钞票似地把光阴浪费了。等到白发苍苍，觉得还有许多的事可以做，你才发现在你的口袋里，属于你的可以支配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充裕的了。
遗憾啊！所以尽可能地不要回过头去，但又谈何容易呢？除非你努力去想，然而又无法不去想。正如人们爱说的那样，这世界太小太小，你想不到在北京城里，竟会有这么多的缘由，触动我记起那巍巍钟山脚下，荒凉的明宫遗址附近的国立剧专。
尽管那是短短的相聚的岁月，或许由于那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也是和每个人的道路转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缘故，因而潮涌似的回忆总要产生难以抑制的激动。
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同学，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几位尊敬的老师，譬如教过我们《莎士比亚》的孙家琇先生，也一直在中央戏剧学院执教。特别是最后一届的同学，基本上经历过“四一惨案”的血的洗礼，基本上又是一起从南京迁校到北京来的，感情也就不同一般地有着别样的亲切。以后，很多人留下来在首都的这个或那个部门工作。也有个别的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离开过北京一阵，随着落实政策，跟我一样地浪迹天涯半辈子以后，又回到北京。这样，京城虽大，却挡不住同学们碰头见面。
1989年的4月1日，是我们挨打的三十年后，在焦一明的家里，竟然聚会了那么多的老同学。天哪！变化之大，令人惊讶，以至于熟悉的名字和陌生的模样，无论如何也吻合不到一起，怔了好一会，才能认了出来。
所以，在北京，这种不定在什么场合里、什么机缘下会出现一声招呼，老同学蓦然相见的情况，是经常的事。由于久未谋面的缘故，初初总是不由地愣一下，因为人事变迁，沧海桑田，早已不再年青的脸，甚至不敢确认。但不知为什么，老友相逢，互道契阔以后，却唤醒了那颗曾经年青过的心。看到彼此面目全非的模样，也难免感怀我们曾经年青过的那个时代的。
即或不是面对面的握手言谈，在北京城里，也还有许多机会于不期然中被熟悉的在报纸上出现的名字，屏幕上出现的面孔，勾起对于往日旧事的回忆。
简直有不胜枚举的例子，使你想起剧专。譬如拿到一本舒展的杂文集子、一部沈尧的戏曲研究的学术书籍、一册李畅的舞台美术的专著，譬如听说徐晓钟导了一台好戏，看到朱祖贻的一部电视剧，这些朋友的作品，总是先让我想起他们在剧专的情景。
至今在舒展杂文中的那股犀利的锋芒，不还留着他早年虎虎生气的影子么？细品沈尧的书和徐晓钟的戏，是那样执着、凝重，和有分量。不也令人想起他们在校时的老成持重，不疾不徐的性格么？李畅那乐观的心怀和响亮的声音，一直留在舞台这圣殿上，创造着他的艺术世界。而朱祖贻学的是舞美，写出来的倒是蜚声华夏的剧本。
怎能不追念那校园中的青春年华？可现在，他们和我一样，年近花甲，都不知不觉中面临老将至的年纪，想做许多事已经力不从心了，能不产生懊丧情绪么？
再譬如在首都舞台上，早些年，经常是校友们活跃的地方。但时光流逝，很多人已不再粉墨登场了。像我也算是学写话剧的人，不但一直不写戏、甚至也不看戏了。所以只能看看报纸的戏剧广告，偶尔从演员表里，看到谢延宁、刘华、覃赞耀、林荫梧以及其它熟悉的名字，一方面固然很令人钦佩他们宝刀不老，可另一方面，回想当年他（她）们在剧专那座只有舞台而无观众席的剧场里展现演技时，那焕发的青春光华，也深深感叹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曾经蹉跎了多少时光啊！
那时候，这些同学在舞台上，是多么生龙活虎啊！
前不久，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罗啸华精彩表演，但这个角色对适宜扮演丽人的她来讲，不也意味她时间已不留情地像逝水般流去么？最近，我们又看到了吕齐的不再年青的屏幕形象，这不难道是我们每个人几乎大同小异的日见其老的命运么？
还有的人，早就丢掉了自己的行当。如焦一明从事编辑，于乐庆教政治经济学，孙德馨专攻俄文去了。当他们年青时，那一番雄图大略，可是志不在此的呀！再如陈慧云、凌寿娴与舞台、甚至与艺术，也距离太远了，成了国家机关的官员。王悦珍虽在戏剧学院，也已离休。那次在焦一明家，还见到了买德颐和吴鸠生，这两位女士也与戏无缘了，一位是音乐编辑，另一位则是英语教授了。在我记忆里，这些女同学在剧专读书时，一个个容光焕发，明艳照人，都期望在舞台的脚灯前一施抱负的。但终于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遗憾地（当然也无所谓后悔）走上另外的人生道路。好也罢，赖也罢，最好不去细想，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怎么也会有点“生的门答”的。
再如病残了的李泽田，我曾经收到他从疗养院写来的歪歪扭扭的信，不但使我想起他那时的少年气盛，也想起他此后坎坷的一生。还有去世的蔡啸海，那难忘的兄长风度，当我闻知他的噩耗时，怎么能不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到四十年前那其乐融融的校园生活中去呢？那个假期里的“众人之家”呢？更何况偶有往来的外地同学，如苏州的周永熙，南京的朱鹤俊，洛阳的王煦波，都是曾经坐在一间教室里的学友，一封信，一次电话，或寥寥数语，或字短情长，总能让心情很不平静一阵。还有专程来组过我稿的张孟昭，更让我想起了“四一”。
尽管努力不去回忆，但回忆却不断地来敲你的门。
也许我们这一届校友之间的情谊，由于经历过1949年4月1日那场血与火的磨炼，而更加深厚吧？校友情外，还有更系心怀的特殊友情吧？
于是，那一行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得遍体鳞伤的学生队伍，三三两两捆在一起，鲜血淋漓地走在大光路上的情景，在脑海中像电影镜头似的推近了……
那时，我们真年青，憧憬着即将发生的变化。以天下事为己任，似乎是青年学子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也是回忆起剧专生活时最为激动的一页，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同学，当时几乎一个个并不那么热心坐在教室里、图书馆里攻读学问。在那样一个大时代里，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份天真，那份勇敢，那份奋不顾身的精神，以及那份充满了激情、幻想、和按捺不住的冲动，哪怕踏着死亡前进，也没有丝毫软弱的英武气概，恐怕是我们这一生中，在许多失落懊丧中的惟一死也不悔的事情了。
我怎么能忘记和谢延宁、张孟昭捆绑在一起，滴着鲜血，步履维艰，从白下路的大中桥开始，走过那条生生死死的大光路的苦难历程呢？
此后，我又不止一次地尝受到诸如此类的痛苦，性质或许有所差别，但滋味倒也并无异同。于是，那太阳照射下的大光路上，彼此的激励，那深夜里被关在马厩中，相互的温慰，使人深感不再孤独，而能充满信心和力量地生活下去。
怕回忆，是那些失却的光阴。
但在许多失却当中，也还有值得弥可珍惜的，那便是这段生死情谊了。
于是，当我提笔来为《剧专十四年》写些什么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这些在生死路上，一同进行过血的跋涉的、我永远怀念的同学们！并寄上一份祝愿，愿他（她）们健康长寿，活得更结实，日子过得更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