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事忙”三字见诸于文字，最早怕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小姐们给贾宝玉起了这么个雅号。这个雅号起得不错，既无事又忙，是矛盾统一体。我从北京人口语中也听到过这个词，但不知是《红楼梦》作者从民间吸取的智慧还是老百姓从《红楼梦》书中搬来的学问。小时听到这个词只觉好笑，既然无事怎么还忙呢？年过花甲之后才体会到人活一生能修炼到身外无累心中无事的地步，实在是难得的幸福境界。退休生活有点近似。我虽尚未退，便有意地推掉一切俗务，先行实习，实习的收获是，发现真的什么负担都没有了，整天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坐在街头数汽车，也不是打发日子的好方式。人在没什么正经事可干时，最好找点可干可不干的事忙活着。彻底停摆，反会减寿。（以上说的不包括狠斗私字一闪念，发挥余热不偷闲的革命者，只指我这类不成气候的老人。）
这样我就应天津一家报纸之约，开了个专栏，名之曰“无事忙杂记”。
不久前，中国医药报的朋友，约我为该报也写点东西。我本想偷懒推辞，一看该报信封，心有点活了。他们地址在陶然亭！我在陶然亭旁度过数十春秋。收到那里来信，有故友重逢之感。
常去陶然亭的人都知道，那里有的亭子无名。却未必知道还有的亭子是有名无亭（从历史上说，“陶然亭”就不是个亭子。这我在后文中再说）。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一些在陶然亭避难的人还共同建立一座亭子，经荀令文兄命名为“侃山亭”，因为天天有一群人坐在这亭里侃大山！十几年过去，当年亭友逐年减少，真所谓“旧朋去散尽，余也等轻尘！”我给这组闲文起名叫“无事忙侃山”，以示纪念。
“无事忙杂记”以写天津掌故旧闻为主，既叫“杂记”，就带有正经味，值得一记。这“无事忙侃山”，就纯属闲侃了。看时解闷，看完权当耳旁风，甭叫真，甭记忆，别在这上边找学问，免得瞎耽误工夫。闲言表罢，书归正传，还从陶然亭侃起。
现在外地人到北京，总要看故宫、长城、颐和园。这合情合理。但千万别产生误解，以为这就是老北京的生活环境。不是这么回事。辛亥革命前故宫和颐和园是皇室禁地，长城只允许军队把守，跟北京平民没有关系。皇宫、边墙（长城根下的人这么称呼它）之外，还有另一个北京。把北京比作一座宝塔，故宫、颐和园只是塔尖上赤金的宝顶。下边还有十三层，那才是塔的主体。民间另有民间的名胜和景点。
举例来说，清末民初时，北京的文人学子不知故宫什么样，没人奇怪（多数人都没去过），若没游过陶然亭，就有冒充斯文之嫌了。还有一节，经过几十年风雨，北京许多古迹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唯有这陶然亭，不仅没颓圮，反而鸟枪换炮，大加发展。就凭这两条，陶然亭就有了学问。
如今的“陶然亭公园”真是个以亭取胜的园林了，在湖水之滨，杨柳深处，仿造了各式名亭、古亭。在复制的“兰亭”下还有曲水流觞，再现了王羲之写兰亭序时的环境气氛。谁能想到这片以“亭”闻名的景区从前并没有亭子！
二
陶然亭以前不仅没有亭子，而且也没多少景致可观。元明两代，这里只是几座烧砖瓦的土窑和挖土挖成的深坑，久而久之坑中储了水，并和城外的河流沟通成一气，便有了一弯翠湖，数亩苇塘。此外无景可观，无奇可探。它的出名，是占了天时、地利两项优势。
先说地利：当年各省赶考的举子，有两条进京路线。一条走水路过通州，在东便门登岸，一条走旱路经宛平、卢沟桥进广安门。水旱两路的文士们来到前门外都精疲力尽了，便要投宿，前门外旅店业就发达起来。各省会馆也大都设在此区。包括鲁迅先生借住的绍兴会馆也在这里。成了各省文人云集之处。文人们吃饱了，喝足了，书念累了，总要找个地方散心解闷。文人们也最能炒新闻，立名堂。
再说天时，天上诸神中有一位文昌帝君，分管知识分子升沉起落、士途财运等事。当时北京没有独立的市政府，在行政系统上，由中轴线划分两半，前门大街以西归宛平，以东归大兴。赶考的举子们多住在西半边，这是给宛平增光的事。地方官也要对知识分子关心，才显得尊儒重道。知道赶考来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功名，进考场前想给文昌帝君烧炷香，许个愿。真的得中，更要有烧香还愿磕头谢恩的地方。没比修个文昌阁更能表现对他们关心的了。但京城乃寸土寸金之地，虽系善举，也要省钱。就选中这块苇塘边上。远离尘肆，偏僻荒芜。除去湖水芦苇之外就是荒冢，土地来得个便宜。于是便在这里修了个文昌阁。
果然，文昌阁一修成，这里便成了进京赶考学子们必拜之处。先是来上香许愿。磕头磕热了，上完香站在窑台上喘口气，风从水面刮来倒也凉爽，秋天湖边的红叶看着也算鲜亮。便引起文人的雅性，再来烧香便索性带上老酒佳肴，烧过香后找干净地方席地而坐，一边赏湖水堤柳，一边饮酒赋诗，还给它起了个雅号叫“锦秋墩”。人无外号不富，地无雅称不灵，这一来就渐渐出了名。康熙年间，有位曾在这里拜过文昌帝君的文人江藻先生，考中后当上工部郎中，他不忘这块地方的好处，工部郎中又有权派工用料选地施工，他就在这文昌阁盖起一圈廊宇，四面开窗。夏天在这里喝酒很凉爽，秋天在这里赏红叶菊花很敞亮。便取白居易诗意“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取名陶然亭。高台上一周廊子，严格的讲并不能算亭。但物以稀为贵，从此这地方就成了文人雅客的游览胜地了。以至到不到陶然亭游玩成了判定一个人是雅还是俗的坐标之一！再发展一步，则知识分子闹革命，搞串连，开秘密会议在这里也比较容易隐蔽。就埋下了解放后陶然亭更加走红的伏线。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整理档案，发现毛泽东和李大钊都是陶然亭的长客，在那里树上了革命纪念地的标牌，从此再除四旧也轮不到它头上。随着建设发展，它成了民众性的名园。
三
陶然亭过去虽然没多少景观可看，却出过一次大风头。
光绪甲午年，忽然传出消息，说陶然亭水中出现了水怪。清晨和夜晚，吼声如牛，吓得周围住户都睡不着觉。不久就又说有人亲眼看见，水怪半夜从水中跃出，头如磨盘，两眼如铃并射出刺眼的光芒。张开血盆大口，用地道的北京话喊口号：“吃尽洋鬼子！”这没腿的小道消息远比有腿的马车跑得快，没几天就传遍了内外九城，人们成群结队到陶然亭来看水怪吃洋人！一时间陶然亭四周，包括中国医药报现在的办公楼前，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那时陶然亭等于郊区，人们走这么远路来了，会渴会饿。这就给小贩们创造了做生意的机会。这里离牛街近，清真的小吃向来是精美的。一听这消息就有人推了车子来卖切糕、驴打滚儿。随着汉人就挑了挑子来卖凉粉、扒糕、素丸子。卖吃食的既然来了，别的买卖也不落这个空子，卖针头线脑的，卖洋广杂货的，卖胰子，卖水梢，磨剪子，炝菜刀。再后来打拳卖艺的，耍猴唱戏的全赶了来，这里竟出现了一个集市，比城隍庙庙会还热闹。
堂堂国都闹得乌烟瘴气且不说，满城喊“水怪吃洋鬼子喽！”洋鬼子听了也不舒服，就向大清国通商大臣提出抗议。大臣报给太后，太后降旨给京兆尹：立即禁止闲杂人等围观；驱散陶然亭集市；限期降服水怪！
京兆尹当天就贴出告示来，严禁围观水怪。不贴还好，这一贴几乎倾城出动，全北京的人口有三分之二都集中到了陶然亭。俗话说法不责众，再说大清国律条也没有不许看水怪这一款。观众既然不走，商贩岂会离去？不光做买卖的没减少，还有人搭了帐篷在这里出租床位，专供要在夜里看水怪的人享用。
官家一看这办法不行，便改为釜底抽薪之法，派了绿营兵到水中捉怪。怎么捉的咱没赶上，但有文字记载说：官兵从东边下去，水怪便从西边出来；官兵从西边入水，水怪又在东边出现。有一篇押韵的文章还写道，有洋鬼子也来看捉水怪，那水怪跳出来叫道：“叫一声洋鬼子你别逞凶，你那个小模样跟我一般同……”我怀疑这水怪跟唱西河大鼓的艺术家可能有点瓜葛，但其本事可比曲艺演员强多了。这么多兵居然捉不住，京兆尹无法，只得如实向太后老佛爷禀报，请求处分。太后见来武的不行，就改“剿”为“抚”。请来二百名和尚道士作法事。搭下大棚，诵经念咒，拜佛祭仙，烧香焚表，声明愿和水怪交朋友。作法事是积善，当然更要允许民众观看助威。这一来陶然亭前的集市就不仅超过了土地庙，连白塔寺也赶不上它了。
本来说法事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可是还没做完，倭寇在大东沟外打起仗了，把个北洋水师整个给泡汤了！和尚道士们各自归庙。这水怪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但从此在陶然亭外就有了个集市！
此事我小时见过有关文字记载，解放后似乎也出过一本什么书，说这水怪事件是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曲折反映，很有爱国主义和反帝革命性。
四
真正使陶然亭闻名海内，并把它视作风雅景区，头功怕不能归于水怪，还得算是文人。除了文人，就得算京戏艺术家们了。
封建社会中，演员地位很低，摆在娼女之下，称为“娼优”。皇太后虽然离开“戏子”吃不下饭，对程大老板、谭叫天、杨小楼等都给与恩宠，却始终不准他们在内城居住。他们的集中地也在前门外，许多演员生于斯，学于斯，红于斯，连墓地与祠堂也在这里。所以三庆、广和、广德、中和等著名戏院和几个科班也都设在前门外。
唱戏是要喊嗓儿的。天亮之前，放声高喊：“啊……依……”还要念对白练喷口。场面上也要练功夫：嘴里念着锣鼓经，左手提一块砖头，右手甩锤练习打锣；把一块石头光面朝上，抡棒练习击鼓。这些不能在住宅区进行，必须找空旷地方。最好是在水边，据说那能练出水音来。前门外既空旷又是水边的只有陶然亭。这就成了一代又一代京剧演员的摇篮。不仅喊出过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还喊出过小翠花、金少山、杨小楼。袁世海十几岁时认识张君秋也是在这个地方。给程砚秋打鼓的白登云，被内行尊为权威，他从小在这里拿一块石头练打鼓，一打十几年，竟把那块石头中间打出一个窝来！陶然亭边培育了几代名优，同行们便把“梨园先贤祠”和“梨园公会”连“梨园义地”一同都设在近旁。使它在京剧界和爱好者心目中有了圣地的感觉。
第三件使陶然亭出名的，是它兼作无主墓地！正因为无主，无人过问与监察，就埋葬了一些烈士、名人和奇人。烈士有革命前辈石评梅、高君宇；名人有一代名妓赛金花。还有两个奇人之墓，一个“醉郭墓”，一个叫“香冢”。“醉郭墓”碑记载此人满腹学问，一生聊倒，以酒为友，长醉不醒。香冢的墓碑则是一首绝妙的骈文。其中写道：“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也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最特殊的，是一座鹦鹉墓。这墓中葬的是一只鹦鹉。主人为它写了个极有感情的墓志。说它正因为会说话，会唱歌，遭到猫的妒忌，趁主人不在家猫把它咬死了。因此最后做出极痛心的结论：“文兮祸所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
我说过，这片地方在过去除去一池清水，几亩苇塘，并没多少景致可看。可是你瞧：有了文昌阁（为全庙不大，比起北京许多大庙来数都数不上个儿），有了“陶然亭”（我也说过，严格讲，它算不得亭），就带来了文人；梨园界在近旁建立先贤祠，公会，立了科班，带来了艺术家。那位功不可没的水怪先生一闹腾，把门口变成集市，使普通市民也对陶然亭有了印象；荒凉使它充当无主墓地，无主墓地又给它带来特有文化意境。使它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北京文人聚会之所，因此就又引出毛泽东、李大钊等前辈在此闹革命，而这件以前最不为人知的事才真是使陶然亭越来越红，永不掉价的资本……
我们常说人生多变，命运无常。看看陶然亭您会想开点。岂止是人，一幢建筑，一片景区，其命运也是受条件制约，靠机遇发达，客观自有规律，半点不由人。
五
自陶然亭前出现了小市场，北京的普通老百姓来逛陶然亭的人多了，游客突破了文人雅士的范围，无意中把它北边的“窑台”也给捧了起来。这窑台只是个土堆。上边有三间房供着真武大帝。《燕京杂咏》记载，“黑窑厂为前明制造砖瓦之地，今废。窑上建真武殿三楹，翼以小屋。坡径迂回，盘折而上，可以眺远，名曰窑台。”并有人咏诗说：“劫火前朝冷，荒台此日游，花间疑冒雪，客到为悲秋。”可见在以前此地是个荒凉所在。
那时，时兴九九登高。北京人要登高，远处是西山，近处则去左近门外的法藏寺，广安门外天宁寺，再不就去西郊钓鱼台。闹过大老妖后，人们发现这窑台高出平地数十丈，正是个九九登高好所在，何必舍近求远呢？每到旧历九月初九，天不亮北京人就带着大人孩子奔往陶然亭来了。老太太们穿着蓝布旗袍，大襟上还要挂一袋山茱萸，藉以驱秽避邪。
当年不通地铁，也没面的。这里距城市中心较远，来回多半天总得带着吃的。而九月九又有应节食品，名叫“花糕”。按《燕京岁时记》的说法，“花糕有两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果，乃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预为制造以供用。”就我所知，家境差点的全是自己蒸。富裕点的人家则去买，买花糕则以“正明斋”产品为正宗名牌。上边说“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就是他家产品。这家花糕做得体面，外边是福寿字或双羊图，里边是山楂、枣泥、松子等果馅，浮头还贴上几片香菜叶，看着就叫人眼馋。现在的点心外观和配料什么样的都有，可就是没有放香菜的了。
“正明斋”由山东掖县人孙氏创办，开业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第一代掌柜本是逃荒进京的穷苦庄稼人。那时山东人到北京多半是推水车卖水（《城南旧事》中有这个场面），摆摊卖馒头，挑大粪，最好的机会是进山东人开的饭馆学徒，但那要有人介绍和担保。孙氏进京后没找到这个机会，就跟老乡借钱在肉市摆了个小摊卖酒。没多久竟卖出了信誉，成了卖力气人爱去的一个酒摊，从这里起步，后来开了正阳楼、正明楼数家店铺，成了位著名殷实的商家。黄金时代的“正明斋”饽饽铺除总号外，全城竟有六处分号。
据说有人问孙老板：“都是一样的摆摊卖酒，怎么就你发财？”
他回答说：“三个字的秘诀：不掺水！”
而“正明斋”的花糕所以出名，却不是由于不掺水。除去做得好，真材实料之外，“正明斋”的地理条件怕也起很大作用。它的总店开在煤市街，六个分店除了前门大街就是东西珠市口，从内城去陶然亭，不管走哪条路，都要从它店门前经过。把住了登高的要道，不顺手在这里买“花糕”倒成了奇怪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