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卢梭，在写完《忏悔录》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孤僻和近乎神经质的人。他在巴黎郊区，一个叫着普拉特里埃的简陋住房里隐居起来，谢绝参与一切社会活动。如今在法国，这条街道以卢梭的名字命名，改叫让·雅克街，成为一道让人朝拜的风景。但在当时，卢梭在经历了被围攻、批判、追捕和流亡等一系列人生灾难之后，他已经由一位社会名流坠落为一贫如洗的“人民公敌”，在世俗眼中，可谓“下场悲惨”。而他的对手们并没有因此罢休，仍不断制造谣言，诽谤侮辱，企图置卢梭于死地，其中，就有大哲学家伏尔泰。请看1776年12月26日，伏尔泰在闻听卢梭的“死讯”后给他朋友的信：“让·雅克·卢梭死得其所。有人认为，是一只狗把他撞死的，这消息并不真实……据说，12月12日，他同一个名叫罗米利的老日内瓦人斗胆翻越城墙进入巴黎，他饱餐了一顿，因消化不良，像狗那样死去。”而事实上，伏尔泰的消息也不真实，甚至完全是捕风捉影——那次，卢梭老人不过是在散步时被一条狗撞伤，养了几天伤就好了。而当地的小报，便刊登了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卢梭死了！由此可见，死非但不能减轻卢梭在他人心中的仇视，还会构成一种群体想象力的疯狂。
为了生计，年迈的卢梭只好重操旧业，拾起他年轻时初到巴黎时做过的工作：抄写乐谱。这项按页数付酬的工作卢梭一直做到去世为止。此时的他，已经怀疑一切，时时警惕着来自同类的加害与暗算，动辄与人绝交。而这一切的祸根，不过是因为他写出了不巧之作《爱弥儿》。他触怒了教会，而那些肮脏的文坛同道们，则出于嫉妒趁机对他进行残酷打压。这让卢梭陷入绝望之境。
他的同时代作家、《保尔与薇吉妮》的作者贝纳丹，是他晚年寥寥可数的朋友之一，有一次，出于对朋友的关心，送给一袋卢梭平时爱喝的咖啡，不料却因此收到了卢梭的绝交信，在信中卢梭称自己“经济拮据，不允许我馈赠礼物。”因此，“请您作出选择，或者把您的咖啡拿回去，或者我们不再见面。”贝纳丹在接到他的绝交书之后，亲自登门解释，最终以接受卢梭送给他一块生姜作为对此事的平息，此后他们仍然是朋友。而对另外一些过去的所谓的朋友，卢梭则依据他们的表现一一写信绝交。
——看到这里，笔者在忍受着内心酸楚的同时，一边为卢梭在困境中对个人尊严的坚守态度击节赞叹。在世界性的黑暗面前，谁能做到真正的强大？我想，至少卢梭做到了。面对误解与诽谤，他没有像常人一样四处申诉，托关系，递状子，痛苦流涕，尊严丧尽。他知道在那种情形下，任何申诉行为都是苍白的，只能遭受更多的蔑视与嘲弄。他更没有就此沉沦，借酒消愁，昏昏度日，以待死期，而是在完成《忏悔录》之后，仍然以思想者的姿态，写作《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可谓生命不息，思考不止。此时的写作之于卢梭，与其说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减压，一种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真正热爱。的确，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有减压的功效。
在一个世俗眼光中的“背运者”来说，过去的朋友会像潮水一样退去，其情势就像当初卢梭走红时他们的蜂涌而至，在任何时代的现实世界里，人性是那么习惯于锦上添花，而较少雪中送炭。而卢梭之所以成为卢梭，即在于他在走红时远离了得意忘形，让内在的谦卑品质正常运行闪闪发光，——当然，你会说这是许多人可以做得到的，世上有许多人在成功之后依然保持清醒，因为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事业的旗帜还在遥远的山顶招摇。但是，卢梭在逆境之中依然保持高贵捍卫尊严的举动却鲜有后者。在我看来，纵观古今，惟有伟大的卢梭，赶在世俗抛弃他的前夜，果断地写下了背离世俗的绝交书。——那是一封封令人高山仰止之书。
（原载《海燕·都市美文》2007年第11期，《意林》2007年第21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