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对观察星空的感受，还停留在那个遥远的童年夏夜。它让我在成年后每一次对星空的观察，都变得潦草而不认真，仿佛是在观看一件复制品。
在村子以东不到两华里，有一个宽敞的打麦场，每年的麦收时节，那里是最热闹的地方。那时，我大约只有六、七岁的年纪，穿着一件蓝道道的海军背心。爷爷把我领到场院里，摸一下我的头，说：自己玩耍去，爷爷要和大伙一道干活儿。爷爷负责扬场，肩上扛着一只大大的木锨，木锨是专门扬麦子用的，它的形状和铁锨一模一样，只是没有铁锨的利刃。爷爷说完，矮瘦的身影溶入人群，我看到他把脱离了麦穗的麦粒朝风口一下下地扬起，麦爙顺风飞走，光洁的地面上留下金色的麦粒。爷爷劳作的身影骤然高大，我看到他的全身很快落满了麦爙，头发和眼眉都变成了灰白色。
几盏马灯高高地照耀着打麦场，宽大的打麦场上，三口铡刀格外耀眼，切割麦草的声音响彻四野。那是给麦子脱粒的一个必然程序——我看到几位包着头巾的年轻少妇把成捆的麦子喂向铡刀，锋利的铡刀由男人执掌，男人用力地把身子一弯，只听喀嚓一声，麦穗连同麦杆的中间部位被齐唰唰地切下，再由专人负责分类：麦茬丢到一边，麦穗拿到场院中央进行脱粒。
三头健壮的黄牛拉动着外表光滑的碌碡，把麦穗一一压碎，长长的麦秸草用木杈一一垛起在场院边上，我和伙伴们爬上去，仰面朝天，四肢放肆地展开，然后神情专注地凝视浩缈的星空。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正是我一生中最初的也是最纯粹的一次仰望。
我清晰记得，我手里拿着一只在路边随手摘下的甜瓜，嘴角旁流溢着一弯液汁和几粒幼小的瓜籽。耳边始终响着一种嗡嗡的声音，不知是蚊虫的声音还是闷热的蝉声，反正我的耳膜像灌进了流水一样模糊不清。但我心里却是那样寂静，那样安详——星星在我头顶闪烁，像一只只低垂的果实，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得到。那一刻我想起了远在城里的母亲，她怀中的乳香味在我鼻孔间萦绕。当时，我的母亲还是个很年轻的少妇，她带着哥哥和姐姐在鲁西北的一个小城教书。他们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我猜不透他们的生活。我至少有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她了。而在那一刻她突然出现在天幕上，她美丽的脸庞和眼睛温柔地注视着我。我忍不住咧嘴叫了她一声，她还没有来得及答应就消失了。
我把脸一扭，流出了眼泪。
这时，打麦场上突然有人尖叫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接着是一片骚动，人们停下了手中的忙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麦垛上一骨碌滚下来，像一条鱼一样朝人堆里面挤，挤到中心时已是满头大汗，立即看到一个骇人的场面。——一个负责往铡刀里续麦杆的少妇，哆嗦着一只血淋淋的手，大睁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原来，她一不小心，在劳动过程中把一只手伸得太靠里面了，于是一排手指被铡刀连同麦杆整齐地切了下来。受伤的是左手。
我听到有人嚷叫：“快，找找那几个指头，看能不能接上……”
几天过后，那个少妇脖子上挂了个白色的绷带，左手被严严实实地包扎了，在她的胸前，一个大大的白布裹缠的球形格外醒目，像个肿胀的大白馒头一样。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从此，她就全凭一只右手劳动了，给猪拔草、往田野里插地瓜苗、她躬身收割庄稼的样子显得吃力。令我略感惊讶的是，她和往常一样，与大家一道说说笑笑地做活，脸上依然展露出灿烂的笑容。听说她曾对人诉说庆幸：多亏了受伤的是一只左手。如果右手，会耽误做活哪。
遥远的打麦场像一部黑白电影，上演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幕。在那个夏夜我领略到星空的眩目和迷人，耳边响着一片嘈杂声，还有麦垛四周起伏的风声，虫鸣；以及草丛里某一只被人随手丢弃的瓜果腐烂的气息。多年之后，它们形成了我对远逝乡村的刻骨怀念，延伸为一种对于人类命运的同情与悲悯。我在俄国作家蒲宁的名篇《安东诺夫卡苹果》中读到这样的文字：“每当阳光明媚的早上，顺着村子按步徐行的时候，你止不住要想，人生的乐趣莫过于割麦，脱粒，在打麦场的麦垛上睡觉。”
我承认在那一刻，我的内心与蒲宁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原载《岁月》杂志2006年第12期，《散文选刊》2007年第3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