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个正儿八经的文化人。
虽然，我正儿八经地学过中文专业；虽然，我正儿八经地当过中学语文教师、电视台记者、编辑；虽然，我至今所从事的职业仍然主要是与文字打交道；虽然，我也混了一个“作家”的头衔，也一本正经地出过小说集……
我出生在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穷乡僻壤的村子里。小时候，作为世代耕织、家境贫寒的一个农家的子弟，我所接触的文学书籍是非常有限的。那时，曲波、冯德英、施耐庵、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常常让我热血沸腾，心神向往，想入非非。那时，得到任何一本文学读物，只要是没读过的，我都会激励不已，都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抓紧时间阅读。魅力无限的文学作品使我人处穷乡间、心志存高远，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高考前夕，我与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同学一起寒窗苦读、潜心攻书，其神情之专注与悲壮，其生活环境之艰难与困苦，至今回想起来，仍令我嗟叹与心酸不已。周围同学如此发愤玩命苦读的目的我自然不得而知。但是，天地良心，我那时寒窗苦读并非完全是为了他日的功名利禄，早日圆就作家梦是我钻研功课的主要目的。
参加工作后，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同事一般都在埋头攒钱准备买家具、准备建房、准备结婚，而我却在工作之余，或游玩于山水之间，或独自一人到省内外的一些城市里去找作家交流写作体会，或混迹于山野乡民之间收集创作素材，每个月的薪水总是早早花完，个人生活在众多同仁面前显得格格不入。好在我性格随和，容易与人交流沟通，要不，大家见我如此痴迷写作，肯定要把我当怪物看待了。
第一次发表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当时，我被圈内人士普遍看成是一个实力派的青年作者，省、市文联及县文化局有意让我参加多种笔会，刻意栽培我。但我初入文坛马上就陷入一个可怕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我那时执意认为，写小说者不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是绝对难成大气候的，写作若热衷于发表短小的东西是难成大气候的。因而，我这个写作新手写小说一写每篇都是洋洋几万言，一写就挖空心思在表现形式上寻求创新。现在看来，当初这两个可恶的念头，让我把那几年最宝贵的时间白白消耗掉了。因为在表现形式上玩花样，我一个乡下人无论如何也玩不过大城市里那些信息灵通、写作经验丰富的高手，我只能跟在后面望其颈背；作为一名教师，很少有整块的时间来搞大部头创作，零零碎碎的时间用来写短东西是再适合不过了，眼高手低不愿写小东西的一个做教师的作者，其名字是很容易在文坛消失的。一个初出道的作者不是扬其所长，而是扬其所短在各领风骚只有几年的文坛内闯荡，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在创作的低谷中一走就是数年。数年间，除混得一手不显山不露水的文字功夫、发表很少的一些文字、创作的一篇小说得到《人民文学》副主编王朝垠先生的赞赏外，其余乏善可陈。时间消磨了我的锐气，到现在，当一个大作家、出几部产生轰动效应的书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已不复存在了。随着人事的沧桑变化，我很难说得清“作家”这两个字在我的心中还占多少地位。我最早为作家感到悲哀的是听到有人以调侃的口气向我讲起一个青年农民作家为生活所迫四处借钱、混吃混喝的事，这个农民作家与我私交不错，我想他若不是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凭他对事业的追求执著、凭他做事的勤奋劲与他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叫他到南方去挑土填海，他也早挑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富翁了，何至贫困潦倒如斯！听了这个作家朋友的情况，我第一次在心里发出疑问：文学怎么了？作家怎么了？而后，我又见到不少作家朋友挑灯伏案苦写，倾家荡产自费出书，我再一次在心中发出疑问：这个时代怎么了？现代生活不需要作家了吗？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一次，一个也算读了不少书的官场朋友半真半假地问我，听说，你们作家拿作家证嫖娼不怕抓？我想作家完了，至少在一部分人眼内，作家尽是些男盗女娼了。至此以后，每当有人把我介绍给陌生人，说我是一个作家时，我心里不但没有自豪感，反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极不舒服。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是在作家争相包装自己、各种出版物铺天盖地、各种《名人录》多如牛毛、花个三五十元就能弄个世界名人当当的那一段时间，我也在骨子里看不起像我一样的文化人。我曾在多种娱乐活动中消磨时间，想彻底与文学分手。但我在娱乐时总找不到好的感觉，总感到心是飘的，不实在。而偶尔翻一翻小说，每每看到动情处，总禁不住热泪盈眶，心中揪动。我想，这一辈子，恐怕再也找不出什么东西来代替文学而让我如此触动灵魂、震撼肺腑了，我不得不承认，文学对我实在是太重要了，对于人类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其实还是想做一个受到社会尊敬的、正儿八经的文化人。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出这本小说集了，不会为太多数作家在当今社会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而萌发出满腹牢骚了，不会常常在话语间、在文字间对那些在文学上对我有所帮助的老师、领导、朋友、同事、同学以及家人发出感谢之言了。
2013年4月于安仁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