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就有枪，有枪就有权，各地的土皇帝们各尽所能维持着自己的小朝廷。天高地远，土皇帝给封闭王国留下的是社会的停滞和观念的封闭。
在辛亥革命中，全国有十几个省以宣布“独立”的方式脱离清廷的统治，随后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也有一些省份宣布了“独立”。其独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于地方主义的发展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各省均宣称地方自主自治，各地政权处于严重的分散状态。随后国家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没有解决结束分裂、实现统一这个根本问题。
面对分散的乱局，当时政界主要有两种思潮：一是军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二是联省自治制。对于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历来众说纷纭，从结果来看，最终是传统的统一论压倒了新兴的联省自治论。
袁世凯曾经短暂军事统一全国，其死后北洋势力仍然控制了全国大部地区，但接下来的皖系、直系、奉系都在内耗中错失了统一的机会。护国讨袁的西南六省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是北洋势力所不及的地区，护国战争后便和北京政府对立。其中湖南是兵家必争之地，从1911年到1920年，北洋势力三度祸湘，湖南人深受其害。
1918年，吴佩孚部进入湖南，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什么违法的事都敢做。他肆无忌惮地扣留中央盐税，将全省矿利卖与英商，公然种鸦片收烟税。张敬尧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最后索性把教育经费全部提充军饷。他的劣行使得湖南各界无法忍受，发起了“驱张运动”，社会各界代表包括省议会、湖南旅京旅沪同乡及学生纷纷加入。
1920年5月，吴佩孚发表反对内战的通电并撤兵北上，护法湘军随即下令发动总攻击，张敬尧大为恐慌，勒令湖南总商会代筹80万元军饷，否则将派兵洗劫长沙，并把商会会长扣为人质。总商会只得派人在长沙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解送督署，最后交出11万元。
战火迫近，长沙人民纷纷弃家逃走，张督军还派兵沿路搜查，出境者每人携带路费不得超过50元。许多商店门外都贴了这样一张声明：“本店被劫一空，无货应市。”这种局面下还能维持住局面简直是奇谈，张敬尧的数万之众不到半个月便不堪一击，望风而溃。
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制定省宪法，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从此不受外力干涉，反对客军侵入湖南，就叫“湘人治湘”。随后赵恒惕担任湖南省长，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开全国省自治的先河。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治”成为举国上下时髦的名称。整个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主张民选省长运动，各省纷纷成立争取自治的团体，派出代表到北京政府请愿，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早已事实自治的西南各省也踊跃造势，积极酝酿制宪和各省联合自治。主张自治的既有企图割据一方的军阀，更多的是反对军阀、希望保境安民的人们。
“联省自治”常被指斥为军阀割据地方、拥兵自保、破坏国家统一的借口。其实，联省自治倡导者认为“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是两回事，地方分权会巩固，而不会破坏国家统一。他们相信在军阀割据各省的情形下，只有废督裁兵，走“联省自治”道路，建立联邦政府，真正的统一才能实现。若诉诸武力来统一中国，以新军阀来代替旧军阀，结果还会弄成集权专横的局面。
短命的自治运动喧嚣一时后便归于落寞，原因还在于当政者心口不一，把自治当成了弄权的工具。在最早制定省宪法、规定人民有示威等各项权利的湖南，赵恒惕的诸多施政措施受到指责，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位民选的一省长官无法明令禁止，便以学生侮辱了士兵为由，指使士兵上街殴打学生，以实际行动说明了“自治”的有名无实。随后吴佩孚趁机插手湖南自治，湖南被迫修改了省宪法，重回到旧日的政治轨道，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沉寂下去。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没有提出过类似的口号，倒是实实在在地自主经营着他的地盘。这位“胡子”出身的大帅没读过多少书，但是驭下治军有他的一套，对文人谦逊，对武人就用江湖义气。“吃老张家的饭，给老张家卖命”的思想保证了部下的忠诚，就是迟迟不能使奉军脱去胡匪习气。20年代中期，华北等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战祸、赋税和兵差这些人为的因素导致东北地区的移民大增。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20.9万人，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618万人到东北谋生。随着大量移民的到来，大片的围场和闲荒地变成了农田，矿山、铁路、电站、银行、学校纷纷建立，原有的自然经济结构迅速瓦解，大豆、豆油、小麦等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东北成为中国商品经济最活跃、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之一。
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为发展重工业提供了资源条件。20年代末，东北工业化水平超过长江流域，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在“九一八”以前，东北人口占全国7.7%，而国际贸易占全国25%，是唯一贸易顺差的地区，东北的经济在全国已经举足轻重。
长期以来日本对东北的事情特别关心，从日俄战争起就把东北看成了自己的后花园。日本垄断企业“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在东北筑港，开采煤铁矿藏，修建铁路，非法移民，满铁调查部几十年间持续对中国进行广泛的情报收集和研究。在历次战争中日本不遗余力地支持张作霖，不仅为奉军供应武器弹药，派出军事顾问，而且通过间谍策划倒直联盟。1925年郭松龄兵变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出兵干预，日军8000余人乔装奉军直接参战，最终郭松龄兵败被杀。
张作霖在争取日本支持其内战的同时，也企图摆脱日本的控制和干涉。1915年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其差价多数被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拿走。张作霖不顾日本多方阻挠，制定了庞大的铁路修建计划，打破了东北铁路长期由日俄两国控制的局面。张作霖还筹备建筑葫芦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东北各地联系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口，限制日本对东北财富的掠夺。
日本对此深为不满，认为东北修筑的铁路严重影响了其在“满蒙”的权益。为此，日本曾多次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和抗议，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1928年，日军中的极端分子暗杀了张作霖，希望以此引起混乱来为日本谋取利益。
继任的少帅张学良怀有救国激情，重视发展民生。他自己掏钱办教育，建立了一批大中小学，尤其创办东北大学可谓一项创举。东北大学教学经费充足，实行高薪养士政策，教授的工资高达北大的六倍，一时关内许多名人学者云集东北大学。
然而，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政治上很快陷入了被动。沙皇俄国修建的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修到海参崴，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由中东铁路公司负责维护治安，公司有权在中国境内兴办工矿业，使得“中东路”成了国中之国。沙俄覆灭后，苏联继承了在“中东路”的特权。1929年5月，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举行“第三国际”秘密会议，年轻气盛的张少帅闻讯决定驱逐苏联在东北的外交人员，并派兵接收“中东路”全线，于是战争爆发了。激战月余，东北军全面溃败，最终中方被迫交回了“中东路”。
“中东路”事件发生的时候，东北外交完全由张学良独立负责，南京政府没有插手，除了支援200万元之外没有派兵参战，结果闹到中苏断交，东北损失超过5000万元。对于张学良而言，他感到是东北在独力抵抗苏联，由此不敢再轻言战事，这种心态在两年后的“九一八事变”中突出体现，使他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