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中国军阀间的战争连绵不断，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仅四川军阀就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但这种战争有个特点是，彼此都留有余地。军阀们通常并不急于把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可能导致部队的丧失，而是先试图用“银弹”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各派军阀之间关系复杂，攀起来可能都是亲戚、同乡、同学，给彼此的收买瓦解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战事一开，其中一方哗啦一倒戈，战争也就很快结束了。对于打败了的军阀，战胜者一般不做肉体上的伤害，甚至不动他们的财产，很有绅士风度。
西方人的说法是，中国的战争以三种形式进行：一、金钱交易；二、铺天盖地的公告、宣言（军阀们竞相把自己打扮成占理的一方以争取舆论，所以要先在文字上铺垫一番）；三、人力。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为另一派打仗，视长官被谁收买而定。
中国人普遍把军队看做一种破坏性力量，认为“好男不当兵”。士兵主要由贫穷农民组成，有些人仅仅把当兵看成谋生的手段，另一些人则看做攀升的一个机会。由于社会经济的持续破坏，很多军阀部队里士兵不发饷，或是以外出掠夺的形式来发饷，大兵们在街上横冲直撞，白瞧戏，白逛窑子，白坐车，败坏了军队的名声。
从世界历史来看，能否保护士兵的利益常常决定军阀甚至政权的命运。罗马帝国后期经济危机，无法保证对驻外军团士兵授予土地、奴隶，士兵们无法再从元老院那里获得他们预想的庄园，他们长年服役积攒下来的财富期望便只能从军阀手中获得。
法兰西内战时期，残酷而长期的斗争消灭了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最终掌权的督政府也无法给长年征战的士兵以任何保障。拿破仑在称帝后颁布了《民事法典》，从利益的角度给老兵们画出一个巨大的饼，并予以法律上的保障，因此他获得了士兵们的支持。
对于民国时期的大小军阀来说，在军阀混战的环境中，军队是他们赖以占地盘刮地皮的根本，是命根子。军阀做军官时当然要喝兵血，但是怕挨黑枪，所以表面上对士兵还很照顾。军阀有了地盘之后更会宁亏老百姓，不亏一个兵，甚至放纵士兵去抢劫老百姓。有野心的人物宁可让自己和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也要尽可能地多养兵。
各级长官对部队经费公开侵吞贪污、盗卖和任意支配，强化了内部的封建忠义道德，一旦培养出一批对自己感恩戴德的部属，打起仗来自然不愁没人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军队的私有性质不断被强化下去。
实践证明，仅仅给部下钱不能保证忠诚，因为对手也有钱。为了有效控制部下，有的实力派利用宗教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
英国观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将个人野心和他们所想象的救国救民宗旨合为一谈，并试图向他们的部下及民众宣传这些。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迷上了藏传佛教，把佛法阐述成忠义和爱国，他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体官兵受戒，官兵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练成了一支佛军。
冯玉祥看上的是基督教。早年他的军队全军领洗，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解释出来的教义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到了1925年反帝的五卅运动爆发时，冯玉祥对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产生了反感，就予以摒弃了。
至于掘了慈溪和乾隆陵墓的孙殿英，他赌徒出身，不擅长作“精神讲话”，但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担任道首，经常会神灵附体代神传言，所带的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发布的命令就是神谕。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瓦解，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负责全权处置西北军残部的编遣事宜。张学良决定将这支部队编成一个军，西北军宿将宋哲元、孙良诚为谋求军长一职展开激烈角逐。在这关键时刻，宋哲元的谋士萧振瀛充分施展他八面玲珑的政客才干，用3000元大洋买通了张学良的承启官，得以在张学良面前鼓如簧之舌，慷慨陈词，赢得了少帅的信任。终于宋哲元获得了军长一职，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新编的29军万余之众驻扎在晋南，每月经费仅5万元，不够伙食。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29军不能从地方上筹钱粮，只能时饥时饱，以咸菜和盐水拌饭勉强度日，宋哲元多次拿出自己的私蓄充当菜金。在北方，29军是装备最低劣的一支部队，士兵衣衫褴褛，每人斜背一把大刀，那不是摆酷，而是缺少武器。
1933年长城抗战中，29军大刀队声名鹊起。到1935年取代中央军进据平津后，宋哲元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俨然一方诸侯。河北及平津地区的财税收入使29军粮饷充足，迅速膨胀为十万大军，养得兵强马壮。
宋哲元认为冯玉祥的失败缘于不发饷，所以除按月发饷外，对部下的师旅长们不时额外赏赐，动辄一两万元，或是随意赠与房屋。1936年4月，宋哲元为母庆寿，排场之大轰动古都。上行下效，其他的将领们也沉湎于享乐之中。
在纸醉金迷中，29军抗日杀敌的锐气也随之消亡。这支脱胎于西北军、经历过抗日炮火洗礼的部队内心其实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们有抗击倭寇的气概和胆识，因为河北及平津一旦沦陷，他们就无立锥之地了；另一方面他们深知以孤军无力抵抗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又怕被蒋介石吞并，因此幻想通过向日本妥协来换取片刻的安宁。
宋哲元在“七七事变”中对大局判断失误，战斗准备严重不足，导致拥有十万雄兵的29军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对优势下，竟然一个大仗没打就损兵折将，狼狈退出平津。要知道，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驻屯军仅有8400人。
乱世之中道德沦丧，就有了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他原因作战勇敢、善于带兵颇受冯玉祥的赏识，1926年南口大战时和韩复榘一起投靠阎锡山，从此养成倒戈习惯。五原誓师后石又叛晋重回冯部，但不再受冯信任。1929年再次携韩叛冯投靠蒋介石，当了安徽省主席。当年再次叛蒋投唐生智，用几十门大炮齐轰南京，造成南京大乱。没多久唐生智失败，石再次投阎。中原大战中再次回到冯麾下，没多久第三次叛冯投靠张学良。1931年，叛变张学良改投两广政府，被打垮后只身投靠韩复榘，不久又跑到天津勾结日本人，被宋哲元收编。抗战爆发后，石友三任冀察战区副总指挥兼察哈尔省主席，先联共后反共，但不久又准备投靠日本人，被部下逮捕并活埋。真是天网恢恢，报应不爽。
纵观纷乱的民国时事，收买或者说争取人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财力的人不少，善于运用的人不多。对于控制中央政府的蒋介石来说，把这些脑后有反骨的人拉过来容易，让其留得住、使之效忠难。对此他使用三道紧箍咒对付杂牌部队：第一为人事孤立，不可靠的人不重用；第二为军饷包办，政府会发饷，但数量总是不足，由其自己想办法；第三为高架悬空，不时明升暗降这些人，使之脱离部队。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些足够狡猾的杂牌将领也反向利用这三道紧箍咒。人事孤立反而增加其内部凝聚力，激起对政府的不满。军饷包办使其经费运用自由，大不了把每月发饷改为35天或40天发饷一次。高架的话就将兵权传给自己的兄弟亲戚，确保控制。
紧箍咒之外，一项重要的控制军队措施是举办庐山训练团，各地将领分批受训，结业时蒋都要接见，此外还要送一笔路费，一般是对方一生没有过手的大数目。西北军和晋绥军的将领一般较穷，这个数字是十万二十万元；对四川、广东一类的较富庶地区，则多到八十万或一百万元。拿到手的人惊喜之余，自然就会少了许多非分之想。
对于自己的嫡系，蒋介石则是关怀备至，综合使用各种激励手段。1930年，张治中40岁生日时，他自己都忘了，蒋介石特地派侍卫官送来一封祝贺诞辰的亲笔信、一幅亲自书写的条幅，外加贺礼6000元。张治中十分感激。1949年，淮海战役炮火正浓时，杜聿明在徐州前线领军，蒋介石派蒋经国去上海为其母亲过生日，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杜聿明闻讯后很是感动，决心死战到一兵一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