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以教育争取为主，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于是，从1940年3月到7月，八路军集中十七个团，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及其同伙六千五百余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这期间，刘春雷和二十多个斥候骑兵被抽调到中央纵队的通讯队，在宋任穷、陈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长（开国中将）之间来回跑。
按说，八路军步兵的团、营单位也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的大仗来，乘骑通信员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斥候骑兵予以协助。打仗的时候，骑兵们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斥候兵平时经常在外面转，见多识广，熟悉沿途环境，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能够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有天晚上，刘春雷和新四旅的通信员去七七一团送信。黑夜里，他俩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几个小时到了个村子。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马也没停就进去了。
他们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候，部队的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通宵亮着。他们走到马灯跟前喊声“报告”就往院子里钻。等屋里的人探出头来，他们这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两人转身就跑。刘春雷动作快，打马从村子的另一头冲出去了；通信员的动作慢了点，被打死在路口。
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单独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军事术语也就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特别是首长们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让北方兵们犯糊涂。
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是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他也是湖北人）气得要命。
1940年8月，刘春雷回到骑兵团，团部通知他到骑兵二连去当班长。
这时候，廖冠贤调到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当政委，黄家景①团长也调走了，参谋长徐国夫到新八旅二十二团去当副团长，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升任骑兵团政委。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骑兵团没有团长、副团长，也没有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只有新上任的况玉纯政委一个人管事。
当然，特派员徐青山也能帮着况政委，于是两个政工领导就接着“反对不良风气”，结果反着反着就出了个事故。
骑兵团有一帮陕北来的基层干部，战功大，脾气也大。这里面，新任四连长韩永正的性格最倔，没人敢惹；老的二连长王永元被教训过一次，老实多了；剩下的一连长许得和（1942年牺牲）、一连副连长米秀山和三连副连长李树茂（1948年牺牲）就成了典型。
这三个红军出身的连干部以往都是立功受奖励的角色，现在每天被战士们提意见、被支部书记批评，弄得灰溜溜的，怪没有面子；再加上老领导又都调走了，委屈之下就想起要逃跑。当然，他们不是想跑回家，也不是想投国军，更不是想叛变当汉奸，听说徐海东在新四军四支队当司令员，就想跑到安徽去找老军团长。于是三个人约好，趁夜晚开溜。
他们出了门就后悔了。别说不知道徐海东指挥部的确切地点，就算是知道，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也到不了安徽，路上不是被日本人杀掉就是被八路军抓住枪毙。三个傻小子在道沟里蹲了一夜，天亮就回来了。
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原本是十三四岁就参军的红孩子，1940年的时候都还不满二十岁，虽然久经沙场，其实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离开部队这个大集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实话，他们的这次“逃跑”举动，更像是我们许多人在青春期曾经尝试过的“离家出走”。
可是，与“离家出走”不同，连级以上干部携枪逃跑的行为在八路军中要算做大的政治事故，必须上报军区。三个连长回到营房就被押送团部，经骑兵团“军人大会”研究决定：判处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三人在“惩戒队”做两年苦工——这实际上是救了他们，如果直接送军区政治部，很可能是会被枪毙的。
发生逃跑事件的时候，刘春雷不在骑兵团；等他回到老部队，况玉纯政委虽然还在会上讲：“反对不良倾向一定要坚持，再跑也要反，跑得只剩一个人也要反！”但其实，整风运动已经雷声大雨点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团的作风已经很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百团大战”开始了。
19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百团大战”。骑兵团主要在冀南和鲁西一带游动警戒，担任策应任务。
10月份，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名叫曾玉良（1943年牺牲）。
曾玉良是河南固始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6年西路军失败后，曾玉良突围到新疆，化名“曾玉山”在喀什四十八团骑兵二连当少校连长，该团的另一位连长是化名为“周玉隆”的周纯麟（开国少将），两人一起接受过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1940年初，流落新疆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开着苏式大卡车回到延安。曾玉良被派到一二九师骑兵团，周纯麟则去彭雪枫部组建了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两个骑兵团又分别被八路军、新四军授予同样的称号——哥萨克骑兵。
曾玉良和况玉纯也是老熟人。在红三十军的时候，曾团长是军部作战参谋，况政委是军部书记官。西路军战败时，曾参谋突围跑到了星星峡，况书记官讨饭去了延安。现在再度共事，两人的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刚开始，曾玉良的职务是副团长（没有团长），主要负责部队训练。
在以前，骑兵的军事训练是“野”的，强调“乘骑冲锋快如风”，只要勇猛顽强动作快就行，怎么顺手怎么来。因此，骑兵们的劈刺动作各有门派，骑马姿势千奇百怪，进攻时不讲究相互保护，行军时的队列也不整齐。曾玉良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
按曾团长的要求，骑兵应该根据不同的任务采取不同的策骑步伐——巡逻侦察走“小步”，马蹄轻盈，骑手挺直身体观察情况（这姿态挺美的，看马术“盛装舞步”就知道了）；作战的时候用“小跑”，奔跑、跳跃、转向动作相结合（马术“场地障碍赛”就是这样）；另外，“常步”是行军步伐，“大跑”就是冲刺。
战马走的是什么步伐，听声音就知道：常步和小步走得慢，四蹄着地，“嗒嗒嗒嗒”四节拍（小步走得好的战马，后蹄子正好踩在前蹄印上）；小跑的时候速度快了，斜对着的两只马蹄同时起落，成了两节拍；大跑起来，战马四蹄翻飞，沾地即起，“嗒嗒——嗒”，感觉是三拍。
练了步伐还要练队形，比如横队、纵队、三角阵位、楔型阵位，还有转向保护、交叉掩护……都要练。大部队有大阵型，小单位有小队形，什么情况下战马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尺寸，不能有差错。
口令也要练。过去，骑兵口令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吆喝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小毛驴叫一声“驾”，骑兵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战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命令了。
练习新技术，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都得下大力气。
大刘的班上有两个老兵——王占奎（1942年牺牲）和刘金魁。王占奎是投诚的俘虏，原先是西北军的马夫，而刘金魁是被撤职离开团部斥候队的。“川老汉”受处分的原因是他遛马的时候到河边洗衣服，结果战马偷跑进老百姓的菜地，吃掉了好一大片苜蓿。老乡们告到团部，刘金魁副排长只好卷起铺盖到二连来当兵。不过他好像挺无所谓的，还嬉皮笑脸地说：“老子洗衣服洗裤子，一不小心把官帽洗脱了。”
刘春雷成天和两个老兵一起练“乘马越障”。这个项目对战马是个考验，开始的时候，由骑手牵着缰绳、引导战马空鞍跨栏杆，等马匹跳习惯了再骑上马练习越障。大刘的“公鸡”个子虽小，却很听话，练了不到一个月就能跨坡坎、过壕沟了。可刘金魁的战马却不行，两个箩筐上面摆一根扁担，它跑到跟前就站住，死活不肯跳过去，气得“川老汉”直骂：“憨马儿，傻大个，只晓得偷苜蓿吃！”“你跳不跳？再不跳，老子处分你！”马儿还是不跳。
也许是老兵原先的技术已经定型，改练新动作反而比新兵慢，因此有好些人想不通：“照原来的样子就挺好的，何必再搞一套？别新的没学会，旧的又忘了……”曾团长的态度却十分坚定：“要练！练好一个兵算一个兵，练出一个连算一个连。”
于是大家叫苦连天：况政委的“整风”劲头刚下去，曾团长的“整马”劲头又上来了，真是累死人……
在骑兵团，四连的训练是最积极的。四连是新连队，当时全团四个连，一、二、三连是红军连，黑马、红马、白马，行军出动整齐漂亮；唯独四连的战马是杂色的。老百姓以为四连是杂牌，就不大看得上眼，遇见“黑马连”、“红马连”，赶紧拿出白面馍馍热情款待；而“花马连”
一到，就把好东西收起来，换成高粱饼子，实在有些气人。
韩永正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到四连当连长，把他的犟脾气也带到了四连。战士们不好和老百姓生气，就和其他连队较劲。别人劈刺一百，他们就来一百五；别人练一对一，他们还练一对二。打仗嗷嗷叫，评功嗷嗷叫，就连唱歌、搞运动会也要争个面红耳赤。说杂色马不好，四连的战马就不和其他连队的拴在一起，自己调教，照看得特别有精神。而且还不许别人叫他们“花马连”，自称是“铁骑兵连”（这名字可比“红马团”、“白马团”响亮得多）。一来二去的，四连的军事技术就逐渐在全团遥遥领先，“铁骑兵”的名声也传出去了。
曾玉良坚持改练新技术，其实是想改变骑兵团的战法。
骑兵的分类五花八门，但简单说来就是两种：骑马打仗的和不骑马打仗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原先就属于“不骑马打仗的”，其基本战法是乘骑行军、下马作战，说好听点是“枪骑兵”（和现在“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说明白点就是骑马的步兵。在这类骑兵中，战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战士们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枪。
这种战法不好看，但这种战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战以后，各国军队都认识到：骑兵在机枪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队冲锋，纯属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枪骑兵”的路子——行军的时候利用战马提高行进速度、扩大活动范围，打仗的时候放弃乘马冲击，下马徒步作战。
在当时，不仅八路军骑兵是下马作战的，国民党骑兵也是。西北“青马”、“宁马”是“枪骑兵”，日本骑兵也是“枪骑兵”。所以，虽然中日双方都有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但在战斗中就极少能遇到骑马对杀的场面，因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枪，谁想耍马刀格斗也没人肯接招。
“枪骑兵”担任追击、包抄、穿插任务，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远，还能携带一些重武器参与进攻和防御。但是，“枪骑兵”下马作战的时候需要可靠的“马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后方基地的稳固。换句话说，对“枪骑兵”而言，行军时战马是重要的工具；作战时战马却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这在游击作战的环境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曾玉良就想改变下马作战的风格，把一二九师骑兵团变成“轻骑兵”。
轻骑兵采用乘骑作战方式。如果说“枪骑兵”是“打了就走”，那轻骑兵就是“边打边走”。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轻骑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火力的打击。
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团长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走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战斗下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1942年以前，在冀鲁豫敌后战场上活跃着四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百团大战”之后，抗日局面一派大好。1940年底，日伪政府在其占领区搞了一次“治安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包括四个大项、二十个小项。评来评去，“重要地区评比”中河北、山东的交界地区最差；“河北评比”中冀中最差；“山东评比”中鲁西最差。骑兵团当时在鲁西北，听说这个成绩，大家都乐了，纷纷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全国倒数第一”。
日本鬼子急了，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从华东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七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采取“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和据点围困住我抗日军民。
就在日军加紧对华北实施“强化治安”、大“扫荡”的时候，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救援新四军遇难部队，冀南的新四旅不得不紧急南下，留在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就只剩下新七旅和新八旅，而新七旅在刚结束的“百团大战”中部队减员严重，新八旅（由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并而成）的战斗力又比较弱，这就使得陈再道司令员在反击日军时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回到冀南、受军区领导直接指挥，担任战区的机动力量，承担起“救火队”的重任。骑兵们没有辜负首长的信任，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们积极拔除据点，破坏封锁沟，袭击敌交通线，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初，骑兵团奉命夜袭山东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各连队在况玉纯政委的指挥下徒步攻坚，架起梯子硬冲寨墙，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八路军打了一晚上也没把主炮楼拿下来。突击队提出炸掉炮楼，可地方上的同志又不同意，说是楼里有我们的内线，结果一直打到天明也没看见内线有啥动静。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退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八路军打怕了，跑到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
郝楼之战恢复了鲁西北根据地的东西交通，上级领导表扬了骑兵团，当地群众也杀猪宰羊慰问战士们。开完庆功会又开总结会，曾团长让各连的班排长谈看法，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吗？”团长却说：“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曾玉良认为：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极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八路军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拉大间距，五百匹战马排成十多里地的长队，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敌人弄不清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不敢出门，老百姓就趁机破坏公路。
青纱帐长高了以后，骑兵团就选择合适的地形隐蔽起来，先由民兵把敌人引出据点，骑兵部队再冲出来截断退路，掩杀一番……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五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一百二十多里，消灭大量日伪军，而我几无伤亡。”——这是当时的战报上记录的。
这战报上“几无伤亡”的意思是伤亡很小。其实伤亡还是有的，因为刘春雷就在这期间受了伤。
那是1941年5月，在朝城县（今山东省莘县）打伪三十一师文大可。
这位文大可师长是东北军出身，“西安事变”时曾经做过一些对我党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当时也才刚投靠日本人不久，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最好能把文师长活捉回来，教育教育，争取让他改邪归正。于是，三十一师被打垮了以后，骑兵们就咬住伪师部，快马加鞭使劲追。可是那位文师长却不识抬举，快马加鞭使劲逃。
追到雷庄、郑庄附近，鬼子的一个大队前来增援了，王占奎勒住战马喊道：“大炮，有大炮！”
前面有日军的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两百多公斤，能用一匹马拉着走；如果拆开来运输，两匹骡子就能驮走，虽然个头不大，但在当时要算是不得了的重武器了。刘春雷以前没见识过这玩意儿的厉害，马刀一挥，满不在乎：“怕个屁，跟我上！”刘金魁也喊：“跟着班长同志，冲啊！”
话音刚落，大炮响了，班长同志只觉得“嗡”的一声，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老百姓的炕上。那位文师长也跑回县城去了（1950年，文大可终于被抓住，这回共产党却不想再教育他，直接枪毙了）。
这一仗，刘金魁活捉了个日军机枪手，而刘春雷却被炸了个脑震荡，班长的职务就由刘金魁接替了。
脑震荡属于轻伤，浑身上下没有伤口，只是一个劲地吐，老想睡觉。
大刘在老乡家养伤，有个摔断了腿的女八路也住在村子里。女伤员比较受欢迎，因为女孩子们嘴甜、手脚勤快，见人就喊大爷大娘，还能帮着描花样、纳鞋底什么的，时间不长就认了个干娘，搞得人人都很喜欢她。可大老爷们就不行了，见了人只会嘿嘿笑。别人问“同志，哪里受伤了”，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自己都觉得躺在别人家睡大觉不合适，待了没几天刘春雷就回部队了。
回到部队也不行，成天晕晕乎乎的，骑在马上直晃悠。连长张起旺（1944年牺牲）跑到团里帮他请假，新任团政治处主任徐青山答应得很痛快：“刘春雷啊，没问题！”批准他回家休息一个月。
这时候，南宫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但大部分乡村还控制在抗日政权的手里。刘春雷家靠近县城，属于“两面负担”地区，既要给日伪军交税，也要向共产党纳粮。村长也是个“两面派”，皇军来了听皇军的，八路来了听八路的。所以刘春雷回到家里，爹娘虽然很高兴，却没告诉外人他是打鬼子负了伤，只说儿子不想在军队干了，回家来卖豆腐。
没过几天，崔秉志跑来找刘春雷。崔秉志是前几个月“整风”时跑回家的，他以为大刘也开了小差，就来约老战友一起做买卖。据他介绍，用骡马大车运棉花到石门（石家庄）去卖，收入不错。大刘应付了几句就忍不住了，道：“大家一起去投军，别人都还在扛枪玩命，你就有心把这买卖做下去？”
崔秉志眼泪汪汪的：“我也愿意打仗。可鬼子把我爹抓去了，逼着家里写信叫我回来；我在部队又天天挨批评，里外不是人，不跑怎么办？
……”
“特派员整风是狠了点，可你想想，邓永耀政委待咱们多好，他打鬼子牺牲了，不替他报仇还算是个人吗？”
崔秉志现在知道大刘不是逃兵了，也就不再提买卖的事，临走时说了句：“兄弟，你是好样的，回部队替我给大家带个好。”
过了些天，“小罗成”也来找大刘。这家伙现在不当“六离会”的香主了，入了“天理教”，成了“在理儿”的。他弄了几条枪，拉起个小“锅伙”，想请刘春雷去当参谋，一起过“大秤分银，大块吃肉”的好日子。大刘早就听说“天理教”和日本人有瓜葛，当然不肯答应。
经常到刘家来的还有刘春雷的堂姐。年前，彩霞堂姐的丈夫到天津办事，半路上被乱枪给打死了，留下她和两岁的女儿。婆家觉得媳妇“克夫”，而且没生个男孩，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可这悲惨的变故却带给刘彩霞一个奇怪的经验：兵荒马乱的年月，应该赶快结婚生孩子，留下后代传递香火才是人生头等大事。因为这个，她把在铁路上当学徒的弟弟刘金树拉回来成了亲，现在又积极张罗着为春雷子找媳妇。
大刘没有成亲的心思。堂弟也悄悄揭发：“别听我姐的，娶媳妇一点儿也没意思。赶明儿，我投军当八路去！”
过了没几个月，刘金树这小子还真的丢下新媳妇跑去参军了。
① 黄老是1913年生人，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58年率领预七师在北大荒集体转业，任合江农垦局局长，现已九十四岁高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