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讯同时送达到一连的，还有返回骑兵团的通知。
1945年8月，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布命令：“全区军民总动员，解除盘踞在边区的日伪军武装，进占大城市。”并迅速组织了南、北、中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
根据军区指示，大反攻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占领大城市。中路军是反攻的主力，由三个纵队组成，任务是消灭伪庞炳勋部，攻占开封市和新乡市。骑兵团属于中路军的第一纵队，这个纵队还包括十四团、十六团、军区特务团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武装。
一连回到内黄驻地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刘春雷连长得到的命令是：担任纵队的后卫。
听说这次纵队的前卫是二营四连，一营一连的战士们顿时很不满意：都是刚从游击区回来的主力连队，凭什么让红马连跑最前头，让黑马连在最后？这要是进了开封城，等人家都高兴够了我们才赶到，多没面子。
本来，一连的人觉得自己这两个月干得挺不错。人马壮大到了两百多，新补充的战士都是在河西选了又选的人尖子，个个精干强壮。战士齐装满员，战马膘肥体壮，就连炊事班也添加了六头大青骡子；全连配备机关枪、冲锋枪、长枪、短枪、盒子炮……这装备！一般的主力团都不一定比得上。大家正寻思着在兄弟连队面前显摆一下呢，谁知道——后卫！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后卫也不是好当的。
从8月12日开始，行署就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全区民兵、自卫队员武装起来，参加大反攻。各县大队和独立营都升级为丙种团，民兵们成班成排地集体入伍，整连整营地加入八路军。15日，边区救总会又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救国会会员、儿童团员、姐妹团员纷纷响应，支援八路军。8月17日，行署再次发出《各级学校参加进军总动员工作的训令》，要求中学教员、学生立即参加前后方工作，甚至部分小学生也参加了战地服务。
经过长期抗战，冀鲁豫根据地青壮年的参军比例本来就已经很高，这次紧急动员，标准更是大为放宽，小至十五岁、大到四十五岁的壮丁都可以入伍。许多人扛着梭镖，拎着大刀就当了正规八路。他们无论是身体素质或者训练水平都难以适应长距离行军的需要，因此，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大批人员掉队。
跟随部队前进的不仅有支前的男女老少，还有好些返乡回城的难民。推车挑担、牵牛撵羊、扶老携幼、前呼后喊的，更给行进队伍增添了许多混乱。
一连走在纵队的末尾，既要维持秩序，又要帮助收容队，进入敌占区以后还要防止汉奸特务破坏，忙得不亦乐乎。骑兵们虽然对担任后卫工作不痛快，但看见乡亲们喜悦的神情，也不由得高兴起来。不管怎么样，胜利了，反攻了，总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啊！
“怎么样？老乡们，能坚持吗？”
“放心吧，能坚持！过去鬼子逼着咱们‘跑反’，啥样的苦没吃过？现在跟着八路军大反攻，打到开封府去，再大的困难也能坚持！”老乡们虽然走得一瘸一拐，情绪却十分高涨。
大军兼程行进，接近敌占区，环境也变得复杂起来。路旁有许多半人高的杂草丛，为防止敌特埋伏打冷枪，骑兵们就时不时地进行巡查。
路过一片滩地，刘春雷听见前面有人喊叫：“抓住了没有？抓住了没有？”他急忙跃马过去看情况。赶到跟前，发现几个小八路挤在草丛里不知正忙乎着什么。还没来得及询问，有个人跳了起来，冲着大刘的战马欢叫：“公鸡！公鸡！”
呵呵，认出来了，这是吴立然的妹妹，那位“收听重要社论”的小电台员。
“小广播，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们掉队了。”
“那你们刚才喊什么？”
“兔子！我们抓兔子！”
兔子钻进洞，早就跑掉了，几个憨憨的小八路还守在洞口傻等。
掉队的小八路不愿意进收容队，非要跟着骑兵走。刘春雷只好把炊事班的骡子牵过来，两个人合骑一头。几个小战士高兴得不得了：“骑马进大城市喽！”
“说说看，进大城市有什么好？”骑兵们一路上总在议论这事，都知道大城市一定挺好，可谁也说不清它到底好在哪里。
“告诉你，进大城市，就能吃上机器做的面条了。”“小广播”一副经验老到的样子，“不用和面，一摁电钮，想要多细就多细，想有多长有多长！”
这个理想非常实在，的确值得大家神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当过厨子的刘春雷也只吃过手擀的面条，猜不出机器做的食品会是什么样的美味。
太好了，加把劲，进开封府，品尝高级面条去！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敌占区，沿途老百姓摆上茶水瓜果欢迎子弟兵。有的群众还主动为八路军带路，报告敌情，帮助运送物资。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就是一群小八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蹦蹦跳跳又说又唱的，搞得热闹非凡。
“小广播”和她的伙伴属于中路军的宣传队。这些从机关、学校出来的小孩们没有经过磨炼，长途行军自然就有些吃不消。他们每天跟着前卫部队第一批起床出发，大清早的时候，鼓动宣传，摇旗呐喊，十分起劲；到中午就开始不行了，越走越慢；结果是每天傍晚，就铁定落到大刘他们后卫连的手里。
不过，虽然是老掉队分子，却依然精神抖擞。腿脚迈不动了，嘴皮子照样利索，叽里呱啦的大道理说开了就没个完。骑兵们戏称她是“小政委”。小吴姑娘还不同意，说是已经有首长封她为“三军总政委”了，因为从早到晚，她可以从前锋、中军，一直宣传到后卫，功劳大得不得了。
8月19日，十六团和据守延津县城的日伪军打起来了，这是中路军出发后第一次作战。跟随行进的群众有的停顿下来，有的绕道前进，负责维持秩序的骑兵一连也就更加忙碌。可这一天，到了傍晚也没有看见小吴姑娘，“难道她今天没掉队？”大刘正纳闷，遇到了宣传队的人。小伙伴们说：“她今天走不动，早就落在后面了。”刘春雷一听就急了，赶紧带着吴立然返回去寻找。
天色渐渐黑了，几个骑兵手里拎着长竹竿，遇见深坑就捅一捅，看到草丛也捣一捣，好不容易才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这小八路——人家头枕着背包，睡得正香呢！也难怪她犯困，每天最早一批起身行军，最后一个回到宿营地，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吴立然揪住妹妹好一顿埋怨，而“小广播”却揉着眼睛四处找她的挎包。那里面有干粮，换洗衣服，还有书本文具。旁边的老乡说，刚才有个“罢战”的伪军从这里经过，挎包准是被他偷走了。
那时候，共产党对日伪军开展了“罢战优待运动”，办法是在敌据点和交通线附近设置“罢战接待站”。伪军们只要到那里登个记就算是“罢战”成功，愿意留下的欢迎入伍，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如果上缴了枪支弹药还能得到张“收到条”，凭条子可以到县政府领取相应的奖励。
日本宣布投降后，路上经常可以遇到这类拿着“罢战条”、“收到条”的返乡士兵。
在敌情复杂地域行军掉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在当时，受到胜利大反攻形势鼓舞的年轻战士似乎并不感觉到害怕，更多的是觉得新奇好玩。
刘连长的心情也很放松。十六团攻打延津县城，三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俘获伪军一千五百多；隔天，又顺利攻占阳武、鲁岗；8月21日，八路军围攻封丘县城，全歼守敌两千余人，城内的日本兵没有进行抵抗，全部自杀。有伪军交代说，开封的日军已经把武器按五支一捆的标准集中起来，准备投降了。骑兵们于是认为：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手里只有一个团，根本挡不住八路军，开封城指日可下。
然而，就在8月21日的晚上，一连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即移交后卫任务，连夜赶往团部报到。
当时，骑兵团主力正在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地区破坏新汴铁路（这条铁路解放后废弃了）。刘春雷在路上就听说二营长受了重伤，接着又看见四连二排的十几个人坐在铁轨上。
战士们看见老排长就哭了起来：“日本投降是假的呀，咱们这次吃亏了。”
“哭什么！你们排长呢？”
“死了。”
“王连长呢？”
“也死了”
“蔡指导员……”
“死了，都死了。”
接连问了七八个老战友的名字，得到的全是不幸的消息，大刘也被惊呆了。
荆隆宫位于封丘和开封之间，新汴铁路从这里经过。21日上午，骑兵团占领火车站，切断了开封（汴梁）与新乡之间的联系。下午的时候，从开封城里开出来一列铁甲车，径直停在了荆隆宫站台上。当时驻守车站的是担任前卫的四连，他们见鬼子不开枪不打炮就以为是来投降的，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糊里糊涂上前“受降”了。
大反攻的路上比较顺利，这给部队带来了能够轻易获胜的错觉；并且，上级多次强调要注意俘虏政策、注重部队形象，所以四连没有做太多戒备，整装列队迎向了铁甲车。刚走到跟前，敌人突然开火了，百来号鬼子端着刺刀冲杀出来，骑兵连顿时伤亡惨重，指导员蔡修仁当场牺牲；连长王元力倒在战友怀里，只说了句“为什么……”，就咽气了。
小鬼子诈降！四连被激怒了。
火车站附近的环境对骑兵作战极为不利。二营长吕兆清命令战士们撤出来，可红马连的汉子受不了这个窝囊气，硬是抗命不退，抡着马刀与敌人肉搏死拼。双方近战厮打、胶着在了一起，全都杀红了眼，谁也退不下来，吕营长只好带领五连加入白刃格斗。直打到一营的二连和三连赶来支援，才终于炸毁铁甲车，消灭了残余的鬼子。但这时候，吕兆清已经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这一仗给许多人造成了很大疑惑。王元力的那一句“为什么”同样也萦绕在战友们的心里，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小鬼子到底投降了没有？别是耍了个调虎离山计吧？”有的猜：“咱们是不是中了鬼子的埋伏？”
一连接替四连担负荆隆宫车站的防守任务。在团部，领导再三要求连长和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可到了阵地上，刘春雷发现根本用不着做动员，大伙的情绪高昂：“鬼子不投降，咱们就接着干！”“见到鬼子，动手打就是！”
中午的时候，开封的鬼子又来了。这一次出动了十二辆坦克，没看见步兵。日军在远处打了一通炮又吹了一阵军号，大概是想探听火车站里的日本兵死光了没有，没得到回应，就掉头朝东北方向开走了。
骑兵们一时疏忽，没能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友邻部队，后来才知道，这些坦克一直窜到了封丘县城，二纵队的老七团也因此吃了亏。
当天晚上，十六团上来接替防御，骑兵团随即离开火车站朝西南方向进发。
8月23日，冀鲁豫反攻部队的中路军进至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南路军也已进至开封以南的陈留、朱仙镇地区，先头部队离城仅十五公里，八路军已对开封形成夹击之势。
开封西面的郑州驻扎着日军十二军军部，骑兵团的任务是切断陇海铁路郑州至开封段，确保我军顺利围攻开封。当晚，骑兵们星夜行军越过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夺淮入海，中下游河道是干涸的），于24日清晨抵达中牟火车站，切断了陇海线。
中牟县驻扎着日军警备队，八路军下马攻坚，首先把炮楼炸了，扫清外围障碍，再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车站。鬼子兵知道大势已去，就聚在礼堂里大哭号叫，一个日本军曹挨个杀死其他人，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枪。
一连最先冲进火车站，发现站台上堆积着成捆的棉花、柞蚕丝，还有些麻袋和箩筐，里面装的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通过讯问伪铁路职员，得知车站旁边还有个日本商社的大仓库。刘春雷跑去一看，库房内外尽是些焦炭、烟叶什么的，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觉得失望极了。
刘连长对民用物资不感兴趣，政治处宣传股长韩祥鳞却仔细地在屋子里东翻西拣，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宝贝——印刷机和印刷纸。印刷机有好多种，韩股长觉得，机器嘛，个头越大的越好，于是弄了两台最重的驮在马背上，把战马压得直哆嗦。那些印刷纸他更是一张也舍不得丢，分成一摞一摞地塞进战士们的行囊里，硬是全部带走了。也别说，这些东西日后都派上了大用场，印课本，印传单。骑兵团印刷的《铁骑报》，比军区的《战友报》还漂亮。
李庭桂政委吩咐一连把车站上的物资集中起来，还说要进行登记。大刘干这个活可不拿手，他带着战士们跳上跳下，翻箱倒柜，忙得晕头转向。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全团拔营，向滑县方向前进。”
大伙蒙了：“怎么向北走？怎么回去了？开封城不打了？”
站台上的物资怎么办？团部的回答是：丢掉不管，立即出发！
这是咋回事？到手的东西不要了，开封城里的机器面条也吃不成了。中牟县的群众前来慰劳八路军，敲锣打鼓地刚走到营地边上，却看见骑兵团急匆匆地上马而去，领头的人举着写着慰问信的大红纸愣在当场。
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党史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十八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八千六百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当时，开封城和新乡城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以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于世的抗战感言。在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八路军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杜鲁门回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他需要日本鬼子帮忙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开封日军接管防务，何应钦接连向日军发出电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共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开封城的争夺越来越激烈。8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赶到开封、新乡一线，八路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部队并没有做好进行大战役的准备。
到1945年8月底，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七七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五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见势不对，说走就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回到黄河北岸的时候，战场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
许多熬过八年抗战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但是，通信员吴立然却在这时候失踪了。
19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乘，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大部队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上级就派骑兵团快速出击。激战两小时，敌保安团被歼灭，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了（19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处决）。
战斗结束后，骑兵团继续进发，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春雷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
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刘春雷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根本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吴立然参加骑兵团还不到四个月，带到部队的新鞋子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他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个美好的青春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