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末，我已年满66岁，领导部门免除我的科研院副院长行政职务，但仍保留我的院总工程师职称，直至1988年年满70岁退休，这使我在退休前就能有较多时间从事我想作而缺少时间的事。
到1985年我已涉足造纸行业学习与工作40年，这期间我既参与过企业的具体生产实践、全国造纸行业的专业管理，也参与造纸业的发展规划编制，行业的科普宣传、业务交流、专题咨询等工作，这类工作常需查找一些具体数据和相关具体资料，特别是较系统的历史资料和经过整理的零散信息，往往需要翻阅多种报刊杂志、档案资料，非常费时吃力。中国机制纸产量在新中国成立后也由1949年的10.8万吨，增长到1985年的615.3万吨，纸张品种大量增加，我深深感到对我国造纸这个重要行业，有编辑出版一种史料性工具书的必要，最好能每年出一本，也就是考虑出版《中国造纸年鉴》。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一些同行朋友的支持赞同，但大家也感到问题不少：一是收资困难，特别第一本至少要上溯到1949年，最好更长远一些的多年历史，哪位专家愿意承担这种任务；二是编辑出版要花钱，售书收入如不抵出版支出，由谁承担亏损；三是年鉴要公开发表许多不知是否要保密的具体统计数字，如有泄密，谁敢负责。这些都是实在问题，不考虑周到不行。我将我想办造纸年鉴的设想和问题向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王毅之（原轻工业部副部长）和学会副理事长王文哲（当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作了汇报，他们非常赞同，并在中国造纸学会常务理事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可由造纸学会组成由王文哲担任主编的造纸年鉴编委会，主要负责经费管理和保密审定。具体编辑工作则组成由我担任主任的编辑部负责。重担落在我的肩上，我考虑要努力办好第一期作为示范。因而自己首先找到有关年鉴的基本知识认真学习，并谋求得力助手，以保证首部年鉴能顺利出刊。其次，要设法争取企业刊登广告的经济支持，年鉴能发挥行业资料工具和支持学会经济的双层作用，以保持其长期坚持出版。有关资料保密问题，因王文哲副部长是当时轻工业部保密委员会主任，有他负责把关审定，无需我担心。我从1985年开始学习年鉴编辑的有关资料和参考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类年鉴，大体认识到年鉴既要求具有典籍类工具书的真实准确性，又是一种内容具有连续性的编年史，需要制定基本内容能大体相对稳定的框架结构，这个框架结构经制定后，基本稳定无大变化。首册年鉴的不少综合资料，是我费很大工夫编写并以编辑部综合整理名义刊登，大量具体的编、审、校工作，必须有专职工作人员，经找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李威灵所长商量，得到他的大力支持，选派了该所工作多年的万立和胡文利两位担任年鉴专职编辑相助，他们一直协助我编辑年鉴达十年之久。第一二期还邀请营口造纸厂退休老工程师陶登祥担任常务副主编，共同努力，为造纸工业年鉴奠定了较好基础。我原来只打算创办起来后就让贤接替，但人选困难，因为年鉴主编，既要较熟悉行业较全面情况，威望较高，又愿认真负责，投入极大精力，在职人员缺少时间精力，当时对退休人员又不另给薪酬，聪明能干的同志竟无人愿意接手，我只得勉强担任这个主编长达十年，才交给学会秘书长黄润接替这项没有酬劳的艰辛工作。与我共事十年的万立和胡文利两位同事，都很能干并认真努力，与我相处融洽。我担任年鉴主编至1996年离任，他们两位也返回造纸研究所工作，似乎与我同进退。造纸年鉴这本行业的重要资料工具书，由于内容丰富，检索方便，也提供了企业间相互了解交流的便利，一直得到业内好评与重视，而且企业刊登信息广告多，学会也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增加了开展学术与科普活动的经济实力。
我还与张珂教授于1982年共同主编出版了《亚硫酸镁盐苇浆的制造》一书，我负责撰写了“蒸煮废液的回收与综合利用”一章，是我当时跑遍全国各亚硫酸盐法制浆厂实地调研，进行流化床红液燃烧炉中试科研和考察瑞典芬兰制浆厂的心得体会，受到国内亚硫酸法纸浆厂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