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回北京亲人小聚
林彪事件后，大概为了解放一批老干部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3年初，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仍在干校劳动的技术干部，都被轻工业部调回北京休整，听候另行安排工作。当时我在广州、上海、吉林各地的弟妹们闻信都很高兴，都要到北京来看经历“文革”折磨，身心仍然健康的老大哥，我也想与他们在京聚会一次，但“文革”初期三间住房就被挤剩两间，不便接待，只好设法放弃繁华且交通最便利的西单附近的老住房，搬到当时算城区边缘的轻工业部右安门宿舍（有三居室的较大单元），让弟妹们（有的随带儿女）能一同拥住一处，共享数日欢聚之乐，大家促膝谈心，互谈“文革”遭遇与彼此悬念之切，相互鼓励祝福，备感难忘的手足情深。
安排南下广西
返京在家休息约两个月，轻工业部人事司让搞造纸的我和杨琏工程师，搞制糖的黄振勋总工程师一同去广西轻工厅帮助当地轻工发展，并说明我们是轻工业部派去帮助工作，不是调职到广西。我们接到通知后，一同去找了主管人事的夏之栩副部长，我们提出：我们经过长期的审查却一直尚未作出政审结论，这种身份到地方能发挥作用吗？夏部长表示：部里派你们去，是部里有根据的信任你们，当然地方也会信任你们，凭你们长期的技术工作经验，也肯定能很好发挥作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是很有意义的，希望你们不要多顾虑。夏部长虽然没有具体回答我们有关政审结论问题，但说得相当恳切，我们三人拿了部里的介绍信于1973年4月一同去南宁广西轻工厅报到，厅领导对我们表示热情欢迎。经研究，当时广西造纸工业的重点是柳州市柳江造纸厂，该厂是以较先进进口设备为主进行基本建设的骨干造纸企业，决定我和杨琏同志都到该厂协助督察，黄振勋总工则留在南宁，协助南宁的糖业发展。当厅领导们询问我们是否有可能长期留在广西工作时，我们都表示年纪过大，家属都在北京工作，据轻工业部领导安排估计仍需回部工作，难于长期留在广西，他们对此表示失望但也表示理解，因而只给我们安排顾问性工作，希望我们在广西期间能多做贡献，精神愉快。
作客广西柳江造纸厂
根据在南宁研究的工作安排，我与杨琏工程师约于1973年4月间到达位于柳州市洛埠镇的柳江造纸厂。这是在混乱的“文革”期间开始新建的一个现代化制浆造纸厂，主要设备多为进口，人员来自四面八方，那个时候领导这样的工作，难度很大，听说曾经相当混乱。我和杨琏到厂时，工厂主要领导、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厂长兼党委书记）甘苦同志上任不久，但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情况有很大变化，给我们的初步感觉是干部职工情绪稳定，工作积极，秩序井然，职工们还能响应领导号召，夜晚义务加班修筑厂区的主干道路。这在当时的老企业也很难做到的。
我们到柳江造纸厂的当晚，甘苦主任就在他非常俭朴的家里设便餐招待，热情欢迎，他当然了解我们过去的工作经历和当时才初离干校的情况。初步交谈就让我感到他为人诚恳朴实，他说他对造纸完全外行，我们的到来，将给他极大支持和帮助，加速柳江造纸厂的建设进程，但我们是上级主管机关派来临时协助工作，他不好给我们安排负责职务和承担具体责任，另外，当时工厂还在建设草创时期，生活工作条件都比较差，希望我们谅解。他希望我们多了解工厂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收集有关改善建设工程质量、进度，以及生产准备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及时和他交流意见，商讨对策，促进建厂工作顺利发展。他为我们的工作和作用设想得很客观现实，没有承担具体职务与责任，我们也就愉快地开始了在柳江造纸厂的作客生涯，当然有义务尽可能发挥作为领导耳目和参谋的作用。
我们选择在工程技术科放两张办公桌，安顿一般日常办公室活动，因为所有建厂设计资料、工程进度报表、主要技术负责人员、有关技术协调处理工作都集中在这里。我和杨琏两人，行动基本一致，经商量后，观点认识也基本相同。我们大体上，每天有半天在工地与车间巡视现场，通过观察与访谈，了解工程与生产准备进行的实际情况与问题，半天时间在办公室阅读工厂的详细设计资料、图纸、进口设备的技术资料，各种有关施工工程进度与质量检查报表，听取和参与同志们对一些问题的议论，有些事他们也很愿意听听我们的看法。当时工厂存在各自独立的建设单位（工厂）、设计单位（上海轻工设计院）和土建及设备安装施工单位，有时建设单位发现设计欠妥，不方便将来生产，需改变施工，但施工单位只同意有原设计单位的正式修改设计通知，才能改变施工内容。而要上海轻工设计院改变设计，却比较困难，他们大概认为修改设计多，反映了设计缺点多，而且原设计人员又多不在现场，设计院派驻工地代表，一般很强调原设计的合理性，不愿考虑建设单位的改变要求，这种矛盾常影响工程进度与质量。我和杨琏与上海设计院技术负责人孙孝儒和派驻工地代表都较熟悉，又不属三方的任何一方，争论激烈时，我们平心静气分析修改设计是否必要，提出我们的建议，对是否需要修改原设计，一般都能协调一致，及时合理解决。我们发现的一些较小的具体技术性问题，向有关主管同志提供我们了解的情况和建议后，他们一般都能注意改进。甘苦主任常在晚餐后到我们住处来看望并一同散步交谈，了解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交流探讨，我们注意到，他认可的我们一些具体建议，总能在工作中较快得到体现，这使我们感到在此虽然属于“作客”，却满有意义。
甘苦主任何以能在“文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在较短时间内，将一个相当混乱的新建厂，整治得井然有序而且生气勃勃，深受职工爱戴，没有高明的领导才能和感人的人品绝做不到。我们了解到他到厂后，在成堆的问题中，首先抓住解决全厂中层领导班子的思想与实际问题，当时工厂的科室、车间的科长、主任大多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从生活工作条件都较好的原属城市机构下放到这个小镇企业来的，生活不便，有的身家两地，缺乏实际建厂经验，工作艰难，虽各人情况不同，但满腹牢骚较普遍，不能安心工作。甘苦主任分别情况，个别谈心帮助解决思想问题，并尽可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有的调到较适合的工作岗位，从而大大改变了这批中层骨干的精神面貌，激励了他们的干劲，发挥了工厂中坚骨干作用。对于工厂职工上班迟到早退的积习，他没有进行过批评，而是自己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办公楼打扫楼道和办公室，下班前也随时约谈工作，一把手这样的作风，科室干部哪敢再迟到早退。车间干部职工也都学习跟进，他以无声的表率行动，一举扭转了恼人的积习。工厂每周一次的干部参加劳动，原已流于形式，一般借故不参加，或到场点卯就走。甘苦主任到厂后，每次都带头参加实干到底，鼓舞了全体职工自觉的劳动热情。他日常工作的检查布置，一般都只找有关少数同志了解情况、研究安排，很少兴师动众召集会议，工作进行相当及时明确有序。当时厂内有少数职工将一些公物，如工地电灯泡、电线、木板、小工具等取回家私用，有人检举了部分人员，并建议加以惩罚以正风气。甘苦主任没有及时采取具体行动，只在一次全厂职工会上，简单谈到厂内有少数人将公物取回家私用的不良作风，是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不能容许的，这些人的错误行为，也是被自己左右的群众看在眼里、认为可耻的行为，经过“三反”“五反”的同志，估计有一天会算这笔公物私用的账，那会很难受。因此，他建议这些私拿的人，立即主动将公物送回原处，既往不咎，再犯必罚。这次会后，部分失落公物被退回，类似事很少再发生，效果似乎比惩罚几个人示警要好。他秉公办事、待人以诚、勤劳敬业、朴实无虚的为人风格与工作精神，加上良好逻辑思维形成的遇事果断能力与务实的工作方法，深受职工信任与爱戴，他很容易成为人们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短期相处的友谊也常在我的回忆之中。大约在我们到柳江造纸厂一年，基建工程接近收尾的时候，甘苦主任被广西区人民政府调南宁任水利电力局局长（后来担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已去世），全厂职工对他的调离都依依惜别。
广西人民政府调派了区轻工局一位副局长来柳江造纸厂继任革委会主任，这位新主任没有带家属，一个人来厂，就与我和杨琏同住两居室简易宿舍中的一间。他是位语言不多的谦谦君子，同住同一间单元，却难得相互交谈，也就很难相互了解。他的工作方法主要依靠召集副手和中层干部开会研究和布置，由于诸事要议，议而难于拍板定案，使会议多而时间长效率低，开始在厂内办公楼会议室举行，后来嫌厂内噪声大，就改到厂外的接待室开，领导们成天在厂外开会，职工们纷纷议论，说他们现在不但难看到厂领导，而且连与自己的科长、主任见面都困难了。前后两任领导工作作风与方法大不相同，比较之下，不少同志感到忧虑，但好在前任领导打下了较好工作基础，而且建设也接近收尾，虽然新领导工作方法不甚理想，但大事都在会议上通了气，干部们经过锻炼，都知道工作该如何干就自觉负责干，虽然过多会议与拖延决断，相当浪费时间精力，但对工作尚无大碍，两种非常不同的领导风格的对比，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柳江造纸厂逐步进入试生产阶段，我和杨琏仍能通过与基层同志们的切磋讨论，发挥微薄作用。亲眼看到全厂主要设备逐台投入试运行，新进口的当时较先进的高速造纸机在广州造纸厂周厂长领该厂一批经验丰富的造纸工人来柳江参观访问时，更帮助一举将试车车速提升到360米/分，让人感到一定的欣慰。这时已是1975年初夏，我和杨琏突然接到轻工业部通知，让我们按通知日期，到某地（记不清了，大可能是广州市）参加全国造纸工作会议，会后不再回广西，直接回部听候另行分配工作。由于这个新建厂已基本完成基建任务，投入试生产运行，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领略了不少技术和领导工作的好经验，我们两人也颇感这两年并未虚度，在与厂内朋友们依依惜别的心情下，相当愉快地离开了作客将近两年的柳江造纸厂，也基本摆脱了难以忘怀的“文革”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