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曾祖端本公，是故居的拥有者。经科举进入仕途，共有四个儿子（我的曾祖辈）也都继承父业。至我祖父辈，曾共有嫡堂兄弟13人，姊妹19人，因此时清末国事积弱，备受列强欺凌而被迫废科举、办学堂、兴洋务。我祖父辈因时应变，放弃科举旧学，另创新路。在我童年时，祖父辈中排行第八，诙谐而健谈的范传公谈到他自己的几位兄长情况时曾说：他的一、二两位大兄长都在童稚之年受到惊吓而死，有一位是在一次雷雨中受雷鸣惊吓而死。他认为连雷声都能被吓死，长大了也难有出息，不足为惜。而他的三、四（我的祖父）、五、七几位兄长则多在二十或三十多岁就因痨疾早逝，均未得一展抱负实为可惜。范传公自己则有幸被选派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骑兵，成为余家当时仅有的一名军人。他学成后回到北京，逐步被升任为满清宫廷禁卫新军的骑兵队长。在一次由慈禧太后主持的阅兵式中，范传公这个戎装骏马上的英俊骑兵队长竟受到慈禧的欣赏，被特别召见。太后问他是否有“媳妇”，意指他是否有妻室，但长沙人讲媳妇是指儿媳妇，范传公虽然已婚，但无儿媳，因此回答说没有。后来慈禧让人告知，他既无“媳妇”，就准备将一位皇室的格格下嫁给他。这可将他吓坏了，因将有妻室答称无妻室，让太后赐婚实属有罪，而且家庭也难处理，只得千方百计托人向慈禧解释因方言不同而引起的误会，幸而得到谅解作罢。范传公说，如果余家弄回一个格格作媳妇，真不知会出现什么难堪的局面。他的九、十一、十三，三个弟弟及最年幼的十九妹共四人则有幸均去美国留学，分别学习经济、工程、文学与教育，都比他这个学军事的对国家建设有所贡献，而且在家族中树立了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和独立创业的进取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义学故居的族人都入城就学或工作，仅在特殊情况下，如抗战初期长沙等城市被日机轰炸，而到故居短暂停住。到抗战胜利后，这里几乎没有余家人居住，而主要依靠雇人看守家宅了。
族人纷纷离开家乡私塾，到城市进学校求学。祖父辈中，比较年幼的弟妹中，到国外留学的就有5人。如前所述，祖父的八弟范传公曾去日本士官学校学骑兵，回国后，曾任晚清宫廷侍卫的骑兵队长及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九弟啸秋公留学美国专修经济，回国后曾长期担任著名的民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主管财务的协理。
十一弟籍传公留美学土木工程，曾长期担任湖南省公路局长和建设厅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任南京市工务局长时，有过一段为难而有趣的经历，事情与建造******官府有关。当时，******与夫人宋美龄在对于其官府的门框樑柱采用什么颜色喜好不同：一个主张红色，另一个喜爱黄色。夫妻的不一致给当时负责监理该项工程的市工务局长出了难题。深思之后，籍传公决定采用红黄相混的橘红色。这一折衷取色做法，竟使******和夫人都较满意而渡过难关。
祖父的十三弟楠秋公留学美国专修文史，以后曾长期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及文学院院长。最小的十九妹惠传留美学习教育，曾任湖南省立长沙女中校长。祖父一代学以致用，开辟了进高校学习专业之风。到我父亲一辈，除从业、从军外，绝大多数毕业于国内大学的理工医文法等专业，少数留学英美。这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家族，成员们几乎都以不能接受高等专业教育、不能离家独立创业进取为耻；在这种情况下，家乡的“义学”故居也就逐渐成为没有余家人居住的余氏故居。
长沙余氏家族除我们原住“义学”的这一支外，还有部分散居在长沙东乡各地的，当时按族中男口统算不足百人。余家在长沙东乡的留嘉冲，建有一座余氏宗祠，其内供奉的始祖本生公，是由江西西迁定居长沙的第一代始祖，也是一位读书人，到我这一辈已是第十二代了，对子孙训教以读书应试科举入仕为主，所以后代读书人多，经科举而宦途通达者也不乏其人，余家在长沙因此小有声名。曾祖的一位堂弟肇康公，曾在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出任过清代的工部主事、两湖提学、山东和江西按察使等职。正是他们这些仕途宦达的子孙，为了光宗耀祖，修建了这所宗祠公产。据长辈讲，祠堂每年都有较隆重的祭祖典礼，外地有专程赶回参祭的。我隐约记得在5岁左右曾随“义学”的两位长辈去祠堂参加一次冬至祭典，有赞礼（司仪），主祭读颂词，齐叩首分献祭礼，鼓乐鞭炮齐鸣，很是隆重。为了鼓励繁衍后代，族人用祠产对家族里每位男童自出生开始至16岁为止，每年发给稻谷两担。鉴于乡间出现个别穷困户有溺杀刚出生女婴的惨事，余家宗祠立下规矩对每位刚出生女婴给予一次性的16担稻谷作为养育费，以后不再逐年派发。这座祠堂房舍相当大，部分房屋一直用来做义务学堂，免费对附近贫困儿童授课，对余氏子女则免费供应食宿，照顾住读。想起来，这个不大的家族颇有一些特色。
幼年时曾听祖辈闲谈时谈到，长沙还有其他余姓氏族，但都与我们这家余姓联不上宗（即从族谱中找不到纵向或横向的先祖联系）。据长辈谈及，原因是我们这一族系原来并不姓余，真正的先人是明代的知名大儒方孝儒。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后，由已故太子之子继位。可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即明成祖），在燕都拥有重兵，不满侄儿继承皇位并图谋削藩，起兵攻克南京，夺其侄之皇位。为免“篡夺”之讥，燕王令当时朝中声望最高的大儒方孝儒为其撰写继承皇位的“劝进书”，方誓死不从命，被朱棣诛杀九族。方家仅有一子不在南京，被人冒险匿救，在江西隐姓埋名避过灾难。这一遗孤就是我们的先祖，改姓为余，可能暗寓“劫后余生”和“漏网之鱼”之意。大儒之后，家学渊源，一直保持了对子孙鼓励读书仕进的家庭传统。但在明代根本不敢恢复原姓，年代一久，复姓很难，也就维持了这个无法与其他余姓联宗的姓氏了。方孝儒是被族灭的家庭，这个传说很难找到历史凭证，因而也就成了我们这个余家的原始姓氏之谜，成为我童年的记忆之一。大概比我年轻的族人，都少有机会听到这种故事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