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慷慨侠义，要行善举，花钱是必然的。对于向来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商人来说，要行善举树形象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花得是时候，是地方，也就是要把钱用到刀刃上才可以奏效。“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胡雪岩身处于兵荒马乱的环境中，更懂得要想在社会中显名扬声就必须要先施恩布泽的道理。
商人以逐利为目标，因此传统的意识中商人是狡诈和悭吝的代名词，甚至在感情世界中，商人也被定格为“重利轻别离”的角色，然而这并不能以偏赅全。事实上，历代不乏十分重视义利两立的极为明智的商业经营者，他们非常善于用余财热心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结果往往因此善名远扬，在事业中得到更大更高的回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范蠡十九年中曾经三掷千金，多次散财救济贫贱之交和乡里乡亲，结果范蠡的慷慨义善名远扬乡里。后来范蠡的子孙继承和发展了父辈的事业，财富由千金而至巨万。这就是范蠡富而行德的报偿。
范蠡以后，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良贾数不胜数。如明清年间晋、徽两大商帮中的许多人在富甲一方之时仍然能够助赈救荒、修桥铺路、捐衣施食、疏渠筑坝、投资兴学，颇有急公好义的美德。
胡雪岩作为清末的红顶商人，富甲一方，他也沿袭了历代良贾的优良传统，具有急公好义的美好品德。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大河名字叫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
一个多世纪前，钱塘江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梅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疾驰直下，如离弦之箭。同时海潮从鳖子门涌入，二者交汇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塘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必须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常常事先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无法保证平安渡江。
为了解决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当时自己捐银十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立下誓言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还是让我们看看当时清末史志方面的记载吧：
太平天国攻浙江时，任浙江按察使的段光清曾经在《镜湖自撰年谱》1864年（同治三年）条目下这样叙述：
“义渡一事，是宁绍出入要路，捐钱者必多。前司于长发（统治者对太平军的诬称）未扰时，亦曾捐银千两，各衙门亦皆有捐，交胡（光）墉经管。收复之后，胡（光）墉亦不能置之不办。”
从这条史料看，钱塘江义渡的事情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已开始着手筹划，而且府署官员多有捐助，并非像有的文章所讲的是胡雪岩一人独资兴办。
当时，由于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州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在望江门的码头上岸。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由于过往的行人特别多，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顾客主要来自杭嘉湖等“下三府”，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做到生意兴隆，能够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怎样才能改变胡庆余堂这“地利”上的劣势呢？
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向船工们调查。当时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主意也就拿定了。胡雪岩决定要把码头搬到胡庆余堂的店门口来，改变“地利”的劣势。
胡雪岩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远，并且江上风浪大，容易出危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的人从此改道由鼓楼进城。
不多久，码头很快就修好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全部实行免费渡江，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闻讯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由于上八府的旅客改道由鼓楼进城，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然而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却迅速冷落。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据这条材料，胡雪岩开设义渡的目的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种德堂抢顾客、兜揽生意的需要。
尽管史料记载对钱江义渡的起因说法不一，但大致还是能够勾勒出一个轮廓：在太平天国进军浙江前，地方政府就已将官员捐资交给开钱庄的胡雪岩，筹划义渡之事，后来因时局动荡，中间停顿。清军卷土重来后，胡雪岩开始着手主办此事，并捐有巨款。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江边临时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航远十余次，一般顾客则不取分文，只有能够干苦力的人来过渡时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胡雪岩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更为令人称赞的是钱江义渡还准备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实施救援。
开办钱江义渡使胡雪岩的善名在浙江附近几省不胫而走。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事业发展也大有裨益。
需要一提的是，虽然义渡的船只比原来用于渡江的渔舟宽大，方头平底，行驶平稳，仍旧是全靠人力摇、风力送，逢急流、大潮，也只能是在南北两岸高悬白旌旗，封江停渡。
光绪年间，胡雪岩破产后，义渡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后来，浙江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之一的俞襄周组织同乡会向社会各界募集基金，继续开办钱江义渡。俞襄周向上海外商购得小型机轮一艘，用以拖带原有的木质渡船，后来又购买铁壳柴油机轮四艘。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成立义渡局，归省府管辖，改民营为官督民办，仍实施免费过渡。现在的钱江南岸码头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废墟上重建的，一切设施更加完善。以上只是胡雪岩所做的慈善事业中的一件。事实上，历年各地有灾荒发生时，胡雪岩都踊跃向朝廷捐赠赈济。想当年，山东大水灾，胡雪岩一次就捐出了二十万两银子。不但捐钱，而且捐粮食、捐棉衣、捐药品。胡雪岩自幼家境贫寒，自身经历坎坷。他深知，天灾人祸时候，每多捐一分钱就能够多救一条人命。同时，因为你的慷慨赈济善举，饥民自然饮水思源，感恩戴德，官府也会因为援救及时，对你另眼相看。浙江收复后，胡雪岩谒见左宗棠，报告朝廷说自己已经采置粮食万石，运抵杭州。左宗棠当时讲明军饷有困难，战乱刚刚平定，官府财库亏空，恐怕采购粮食的费用一时不能兑现，需要拖欠。胡雪岩听后，随即表示，购粮所垫的十万两银子，全部报效朝廷，不用官府再还。这一行动使左宗棠大为吃惊，继而为胡雪岩作为一介商人，能够在关键时刻，舍己利而取大义，慷慨捐赠军粮而十分感动和佩服。他在上奏朝廷的折子中称胡雪岩“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语多褒扬，恳请朝廷对胡雪岩进行“破格优奖”。
胡雪岩虽然捐献了十万两银子，但却赢得了朝廷的嘉奖，封疆大吏左宗棠的信任，拥有了左宗棠这位在官场的可靠的靠山和朋友，并为他事业的不断壮大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