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哈正利博士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哈正利博士此前从事民族学、回族研究有年，已经在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接受了本科和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的专业训练，在专业研究上也已经有所成就。2001年年底，他又报考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研究生，第二年在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随我进行了三年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课程研究和论文撰写。尽管我们说人类学、民族学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学科，但由于在近十多年的中国内地学术发展中，在学术旨趣和研究侧重点上的差异，而逐渐有了一些理论和方法论范式及操作程序上的差异。也许人类学更关注在田野工作基础上对学科问题的讨论，而民族学则重视某一区域或者民族的源流追寻和纵向线索梳理。哈正利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当时国内的回族研究更为关心的是民族和宗教史领域，因此，他当时的选择应当说是一种需要克服诸多困难的学术转型。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秉着扎实而勤奋的风格，努力学习，出色地完成了课程学习，除了他已经熟悉的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之外，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人类学史等方面亦多有探索，并且到本文所论及的西道堂所在地甘肃临潭进行了田野调查。他在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的努力受到了同业的赞赏，也赢得了同届一位出色的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芳心。
谈到回族文化研究，需要对回族自身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哈正利作为在安徽长大，后来又在中南民族大学学习的回族学子，长江中游散杂居回族的文化熏陶着他，并让他有了自己独特的体验，他也系统地梳理过作为一个整体的回族历史，也接触了其他地方的回族同胞。到了北方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特别是到西北回族聚居区进行了田野调查之后，从而对于回族本身的差异性有了更强烈的感受。这对于过去将民族视为一个历史和文化共同体（而非诸种不同力量介入其间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断被重新建构的群体）的思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甚或是一种文化震撼。我相信，由此也激发了他个人在回族历史与文化理解上的理论范式上的更替。
回族固然有着其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或者说共同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基础，但是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程中，随着民族概念的引进和民族意识的唤醒，中国西北等地聚居的和各地散杂居的操汉语的穆斯林民众及其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兴亡和命运，有了更为深切的关怀，回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意识逐渐强化，而且逐渐从宗教信仰的强调和捍卫，转化成为历史文化的追溯和延续。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地方、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着不同的命题，人们也在文化实践中给予了不同方式的回应和创造。因此，对于回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必须要放置在历史的场景中，在关注更大范围的、更为宏大或者整体的话题之同时，更应当注意一个具体时空场景中社会文化发展过程的演变，注意在场景中人们基于认同建构及其变化的文化实践。
回族的族群认同研究牵扯到学术对话和研究实践的探索两个方面的问题。学术对话，更重要的就是和国内外曾经或正在呈现的族群认同讨论中的诸多观点进行对话，尤其是和那些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关于中国穆斯林、关于回族的认同问题的相关研究著作进行对话。西方学者在关于中国穆斯林族群认同的讨论中，将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民族作为他者（Other），放在政治学和人类学学科视野内进行探讨，已经拓展出了一些值得人们关注和进一步研讨的论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族群认同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更多地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特别强调了国家对于族群认同建构的操弄，也注意到国民教育、回族历史研究、回族性的解释等作为强有力的手段，对于将回族整合到中华民族之中所起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在不同的地区对回族族群认同进行田野个案调查和文献研究，以他们遇到的多样的个案材料在研究中呈现出了对回族内部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关怀，向国际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展现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当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所具有的族群、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也力求说明回族在民族国家场景中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尽管这些研究为中国穆斯林和回族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可谓各有所长，然而，也有不少观点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对于回族历史与文化的解释也并不能令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完全信服。我相信，通过远远超出国外学者的更为扎实的田野工作，可以提出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国学者自己更为深入和具有更大解释力的回应，而且我也认为只有这种学术基础上的对话，才能够促进学术的进步、知识的分享和思想的碰撞与激荡，也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追求的目标。
关于相关理论发展方面的讨论，在本书中已经有更为详细的评述，在此不再赘言。而哈正利博士论文选题时另外一方面的思考则放在对于民族、宗教的复杂联系是如何选择一个本身就具有更强问题含义的田野调查点，以更为独特的材料来丰富特别的论点，使理论的讨论更加深化。本书展现的西道堂就是在对于社会历史场景有更多考虑的关照中，再加上一些较个人化的原因和较为偶然的机会，成为了哈正利的博士论文所特别关注的地方。
对于族群认同问题的讨论，要能够认识到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从而说明在民族国家内部族群文化多样性存在和延续的重要性。在本书中，哈正利博士注意到各种不同因素对于回族和西道堂自身的认同的建立、发展和延续的影响，他也讨论了族群的和集体的认同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中表达和体现出来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对西北回族内部差异性做出阐释也成为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
本书作者注意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与强调当下场景性和故事性的那种类型的田野民族志相比，本书似乎对于西道堂所经历的历史的关照更多了一些，这一处理手法一方面凸显了西道堂研究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在一个充满了苦难与艰辛的历史记忆的群体之中进行更为深入的田野工作的困难。可能也是为了从这种田野工作的困难中解脱，作者将对于族群认同问题的访谈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参与观察相结合，力求借助包括婚姻家庭、日常生活的表征、仪式活动、社群领袖魅力与威望等多种不同角度的田野民族志材料去进行阐发。
哈正利博士强调，回族特定社会群体族群性的建构和维系，或者说族群认同的产生、发展和延续，主要依托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空间之下的社会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场景中，西道堂的创立依托于西北回族社会中的苏非主义传统，并深受西北社会中门宦传统的影响；通过和各种介入到甘肃南部地方社会和西道堂社群的社会力量的互动和交流，这一具有特殊性的社群在遭受挫折时以其特有的方式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国家民族宗教政策落实之后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族群认同在复杂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得到延续和再现。在其建立、发展和延续的过程中，族群间排斥对其族群性的维系和表达，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在其社群的维系和认同的变迁之中得到体现。因此，西道堂社群及其族群认同是社会关系建构的产物，是自身发挥能动性，不断协调自身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借此来实现其在宗教理念、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上的合法性的过程。
这项研究突破了以往从伊斯兰教出发去认识回族传统文化的框架，以独特的视角梳理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回族和回族文化研究拓展了新领域，具有填补中国传统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空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书对于回族读者，特别是回族知识分子来说，可以了解除自己每天生活于斯的那个地方和那个群体之外，其他地方的回族是如何生活的，怎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消解回族聚居地区教派、门宦之间的隔膜，因此可以说是每一个通过关心回族社会文化发展的人扩展和深化对于回族社会认识的一个有益的个案。其他民族的读者通过对像哈正利博士这本新著这类的阅读，也可以反观自身所在的社会，挑战和拓展对于其他族群以及自身社会那些习以为常的、似乎合理的认识。进而对于人们以往不了解的其他文化给予更多尊重，也能够给予更多理解、包容和欣赏，从而促进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之和谐共生。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遵嘱写几句话，忝为序。
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
2010年10月1日于台北台湾大学修齐会馆内容提要，本书主要以中国西北回族中一个宗教性群体——西道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尝试性地应用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并进一步对西北回族内部差异性做出阐释。本文注意将人类学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和其在历史和现实中个案性的实践相结合，力图对其集体认同建立、发展和延续，做出历史人类学的分析和阐释，借此理解其集体认同的表达和演变。
研究方法上，本书注重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突破既往研究局限于历史研究范围之内的情形。同时，因为引入了人类学中族群认同研究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扭转既往研究中忽视理论探讨的倾向。而且，本书提出将它放在中国西北回族社会的时空背景中来研究的方法，即将它放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变迁中来考察，且尤其关注各种因素对其建立、发展和延续的影响，及其在集体认同表达中的体现。
内容上，除导论和余论之外，本书前四部分以历史材料为主，结合田野资料，将西道堂放在一个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框架中描述、分析和讨论。而交待其发祥地——甘肃省临潭县在历史地理、文化分布和权力机制上的边缘性，旨在说明它在历史和现实中所依托的自然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及其特征。其次，讨论中国西北穆斯林社会的苏非主义传统和马启西思想来源等，是为了说明其创建所依凭据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资源。再次，鉴于它产生于门宦林立的西北穆斯林社会中，所以，讨论它和地方社会中不同教派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形式的历史变迁，有助于理解这些关系对其认同选择的影响。最后，研究它和地方社会以外的民族、国家权力和知识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于揭示它是如何拓展地方社会以外的生存空间的。
后四部分以田野材料为主，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就其内部关系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认同表达，展开民族志式描述、分析和阐释。其中，研究宗教上层人士，在于揭示其在集体认同中的地位。而对其群体内部组织体系的分析，在于展现其内部的组织性，及其在集体认同选择和组织中的功能。再者，描述服饰、婚姻策略、宗教礼仪和丧葬等日常生活的实践，旨在展现其集体认同的表达，以及与其他门宦的区分。最后，通过对集体性大型宗教仪式的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仪式中的集体认同。
结论中，以西道堂为个案，立足其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实践上，围绕族群性的建构和维系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它的产生、发展和延续，主要依托于特定自然和社会空间之下的社会关系。在此背景下，通过和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和交流，其群体规模和集体认同得到延续和再现。可以说，它是社会关系建构的产物，它的历史，就是其不断协调自身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借此来实现其在宗教理念和社会实践上合法性的过程。因此，它的建立依托于西北回族社会中的苏非主义传统，并深受西北社会中伊斯兰教门宦传统的影响。而且，在其建立、发展和延续的过程中，族群间排斥对其族群性的维系和表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在其集体认同变迁之中得到体现。
总之，本书通过对西道堂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多重社会关系形式变迁下的族群性建构的地方性个案，展示了历史和现实中影响族群认同的多种可能性。与既往对回族内部认同差异性的研究相比，本书在肯定各种社会关系形式的变迁对族群认同表达造成影响的可能性的同时，并在复杂的地方历史中，发掘出人们在族群性建构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且，本书的讨论使以往尚未被深入研究的西北回族内部的差异性，获得了可以理解的可能。而这种理解的可能性基于本书提出的一个基本认识，即虽然西北回族社会秉承相近的宗教传统，但由于地方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以及不同地区回族对宗教教义的理解和实践的选择不同，结果造成西北回族穆斯林内部认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且，伴随着族群的边界的维系和延续，这种差异性渗透到日常生活实践的不同层面，至今依然对族群成员的行为具有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