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要南征北战，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保障。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几十万大军的粮饷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要想对南宋发动战争，要想对海都动武，他首先必须解决财政问题。忽必烈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财政问题。他执政头二十年所推行的政策使得开支大增。他启动的建设项目，包括上都和大都的营建，每一项都耗资巨大。忽必烈对艺术的支持，他越来越奢华的宴乐和狩猎活动，消耗了大量的宫廷和国库收入。设立驿站、修筑道路、促进农业经济以及公共工程项目的维护等，都大大增加了朝廷的开支。
而忽必烈的军事活动的花费更令元廷财政吃紧。他对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叛将李璮的镇压，对维护他中国之主的地位无疑是极为关键的。他对于高丽国王的军事支援，他派遣自己的儿子那木罕去对付威胁中亚的海都等，对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征服了顽固地拒绝其和平建议并拒绝向其称臣的南宋，从而控制了一个重要地区。这些远征的代价都非常高昂，但是政治上的收获足以补偿过高的花费。然而，他对日本实施的入侵计划却并非那么要紧，而这次跨海远征作战的费用也就不那么容易证明是非常合理的了。但是，作为一位蒙古领袖，忽必烈必须报复日本对自己威望的打击，因为日本拒绝接受他作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公共建设、建筑计划以及军事远征加在一起，使得元廷财政难以承受，因此，增加额外的收入势在必行。
中统三年，也就是1261年，忽必烈朝议的重点又转向了如何提高财政税收，如何为他开动战争机器提供大量的动力。这一次，太子真金，那些汉儒们，还有财政大臣——才任命的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委任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大臣阿合马都来到了他的面前。
真金首先说道：“父皇，儿臣曾细研《资治通鉴》，唐太宗曾说过，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人君当‘为政以德，作为一国之君，儿臣以为，必须心存百姓，实行仁政。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也。所以臣下认为，当下之计，宜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史天泽也说：“陛下，太子所言极是！立国之初，宜让百姓休养生息，待三五十年，国力复苏，财政经济自然好转。切不可饮鸩止渴，涸泽而渔呀！”
这些忽必烈都曾考虑过，他不是不清楚这些问题，他从小就听刘秉忠讲唐太宗治国，并以唐太宗为政治榜样。但是，形势不容他如此，海都在中亚蠢蠢欲动，南宋还在威胁着蒙古帝国的安全，这两项的开销正如姚枢所说，实在不是个小数，若中途供应不上，几十万大军将毁于一旦，后果太严重了。此时忽必烈最需要的就是钱，他需要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力！有了钱，才能创造出比成吉思汗还要大的业绩。此时他已经等不及了，在当时，谁能够为他找到财源，那就是忠臣、能臣。
为了获得所需资金，忽必烈不得不寻求穆斯林理财大臣阿合马的帮助。阿合马最善分析形势，揣测忽必烈的心思，他对忽必烈说：“陛下，钱粮的事，臣绝对不让您操心。不是臣夸口，征讨海都、伐宋的军需费用，都包在臣一人身上。臣敢对陛下说，臣就是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臣下近闻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此举让国家税银大量流失。去年一年，朝廷在这方面的税银只有七千五百两，这太少了！臣下认为，当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只要吃盐，都要分摊缴纳盐税。
“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自汉桑弘羊始榷之，而后世未有遗其利者也。各朝如此，我们何不也取之呢？为便于管理，我建议皇上在南北主要产盐区设都转运使司管理盐政，隶属于户部。其他地区，则设立盐课提举司或茶盐提举司。这样政府就能够对盐的生产严加控制了。在生产方面，要派专门的灶户产盐，灶户在指定的盐场中制盐，生产过程受到严格的监督，产品必须如数上缴给国家。对盐的销售，臣下以为，我们可以在各地设常平盐局，由政府直接卖盐。还可以由商人向盐司或户部纳钱，换取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或盐仓领盐，然后运销各地。当然他们也可以到指定的地点缴纳粮食，换引领盐运销。这样，无论是政府销售还是盐商买盐，我们都能把盐税包含在其中了，朝廷的盐税收入就不会白白流失了。”
阿合马继续说道：“铁器在民间流行，危害非浅。单把铁矿的开采、冶炼权收归朝廷还不行，还应当把铁器的制造、买卖权收归朝廷所有，价钱由朝廷制定，这样冶铁也能为我们增加收入。去年，臣下任职开平府事，任命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管已经清查到的三千户没有户籍的百姓，仅这些人就能每年为朝廷上缴铁一百零三万七千斤，用这些铁铸锻农具二十万件，换成粮食上缴给公家的一共有四万石。全国户数已达一百九十四万八千八百七十户，生活、生产都需要铁器，陛下算算，单这一项该有多大收入啊！再加上食盐专卖的收入，钱是绰绰有余的！”
虽然众人反对阿合马，但是忽必烈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自己只不过采用了他的先辈所采用的同样政策。窝阔台汗和蒙哥汗都曾雇用穆斯林作为财政总管和行政总管。阿合马是中亚人，出生在离今塔什干不太远的一个小镇。《元史》把他归类为“三奸臣”之一（另外两位是桑哥和卢世荣）。汉文和西方史料一致指责他剥削和压迫汉人。
必须指出的是，阿合马也有他的理由。因为他知道，他的价值在于他为朝廷增加了多少收入。他搜刮的钱越多，他的权力就会越大，声望就会越高，个人收益就会越多。根据汉文史料记载，他曾滥用权力，把苛捐杂税强加给汉人。毫无疑问，他肯定曾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指责他的人（即汉文史料的撰写者）都是对他的政策决不认同的官员。
儒士对阿合马政策的反对激起了他的愤怒和报复心。他鄙视忽必烈周围大多数的儒士和佛教幕僚，因为他们在政府政策方面和他的观点严重相左。史天泽、廉希宪以及其他忽必烈最亲近的幕僚都异口同声一再反对阿合马的税收政策，并指出新征税是中国平民难以承受的重负。他们指责他借机自肥，并且“阿谀逢迎、诡诈奸巧”。而他反过来也指责他们中的一些人盗用国家资财，以及个人品行不端等。汉文史料称，阿合马捏造罪名陷害一个名叫崔斌的政敌。崔斌任职于江淮，阿合马诬陷他贪污官粮，并怂恿忽必烈下令将他处决。无论汉文资料对这个具体案件的描述准确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3世纪70年代，确实有许多阿合马的对手离开了政府职位。和崔斌不同的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既未被处决，也未被监禁，有一些人是出于自愿而告老还乡的。由于无法约束阿合马的势力，名儒许衡退出了政坛，成为国子监祭酒。畏兀儿名儒廉希宪在遭到阿合马指责盗用公款、通奸以及其他不端行为之后，也选择了告老还乡。阿合马的确也很幸运，因为忽必烈的不少幕僚在13世纪70年代相继去世。刘秉忠死于1274年，史天泽死于1275年，赵璧死于1276年，姚枢死于1279年，窦默死于1280年。由于这些政治对手的死亡，阿合马在朝廷中变得愈加强大。阿合马与忽必烈的非儒士幕僚的关系也是形同水火。他和忽必烈汗廷中的佛教和道教领袖的关系都很糟糕。因此，1280年八思巴喇嘛的去世使他的对手又减少了一个。忽必烈于1281年发布的限制道教势力的法令则进一步稳固了阿合马的地位。
波斯史料对阿合马的生平和个性的描述与汉文史料截然不同。拉施都丁写道，“阿合马光荣地履行宰相职责约二十五年。”他称赞阿合马促进了中国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贸易，并且还可能保护了在中国境内的穆斯林。穆斯林史料没有记载汉文史料中对阿合马的那些指责，比如裙带关系、剥削以及投机行为等。然而，如果从另外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那么汉人所指控的似乎并不能算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安排亲戚和志趣相投的同僚进入政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排除阻力并推行其政策，阿合马需要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到重要的位置上。组织这样一个小集团当然受到了传统中国思想家的谴责，但是阿合马认为，如果在官僚系统中没有同情者，他就不可能成功，而这些同情者大多是穆斯林。他也许确实剥削了汉人，正如中国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他曾征收重税，提高政府垄断基本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元廷的地位取决于他能否满足蒙古人几乎贪得无厌的财政需求。他若想进一步往上爬升，并获得奖励，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弄更多的钱。假如要为他辩解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他只不过是急需大量财政收入的蒙古朝廷的一个代理人而已，而他还是一个一心一意而且高效率的代理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个人的晋升和物质奖励没有兴趣。实际上，他曾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早在1262年，他就接受了中书省的任命，两年后，他成了该机构的一位副丞相。儒士们害怕阿合马借机一路高升，于是成功地游说忽必烈把一个重要人物安置在中书省。此人就是忽必烈的儿子真金，他被任命为中书令，直接管辖中书省。其目的显然是要防范阿合马把这个机构作为自己的权力基地。1271年，阿合马再次试图扩展他的权限，而他则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平章尚书省事。可是针对设立这个机构的反对声浪很大，因此，该机构在设立两年之后便被撤销了。中书省重新得到恢复，并成为最重要的行政部门。毫无疑问，阿合马曾试图利用职权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忽必烈任用阿合马为其治理财政，仅盐铁两项，就每年为其增加了大量的税收，这就为他南灭南宋、北平海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当然，这些税收的增加，必然增加百姓的负担，使元朝立国不久便出现“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益藏”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