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宋臣，南宋理宗朝宦官，生年不详。理宗后宫贾贵妃于淳祐七年（1247年）去世，在董宋臣的帮助下，阎婉容得封贵妃。为报答董宋臣的帮助，阎贵妃经常在理宗面前夸奖董宋臣忠心，任劳任怨，因此，理宗很信任他。他在朝中用事之时，正是南宋政治混乱、困难时期。董宋臣是南宋理宗时的宦官，人们称他为董阎罗。他非常善于讨好理宗，陪理宗玩乐，所以皇上很是宠爱他。
淳祐年间（1241—1252年），善逢迎的董宋臣，取得了理宗的宠信，由睿思殿祗侯这一卑微的内侍官职，被特别提拔为横行官，可以任意出入宫中，进入朝班。宝祐三年（1255年），他“兼干办佑圣观”（《宋史宦者四），成为得以参与朝政的宦官。
理宗即位之前并不是太子，他是被权臣史弥远拥上皇帝宝座的。从嘉定十七年（1224年）登基，一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的九年间，朝政大权始终控制在史弥远手中，他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史弥远在宁宗时为相十七年，理宗即位后又独专相权九年，长期擅权用事，打击异己，培植党羽，使南宋的政治日益腐败。他死后，理宗赵昀开始亲政，断然贬黜了史弥远的三只鹰犬梁成大、莫泽和李知孝，决意干几件振奋人心的事情，以重振朝纲。遗憾的是事与愿违，客观上朝政积弊重重，主观上理宗根本没有扭转乾坤的雄才伟略。所以，他束手无策，迟迟拿不出什么“新政”来。无奈，在端平元年（1234年）将道学家真德秀召为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然而，真德秀所主张的“收放心，养德性”，根本不能扭转当时的政局。第二年，真德秀就病死了。理宗见新政无望，便心灰意冷，开始不问政事，尽情欢宴去了。理宗朝是南宋末世三朝之始。从他喜狎董宋臣，嗜欲昏庸，怠于政事，可以看出南宋末世开始的一个侧面。
宝祐三年（1255年）正月，董宋臣为取悦理宗，特意把西湖妓院里的妓女召进宫中，让她们陪理宗过元宵佳夜。侍郎牟子才见宋理宗太不像话，上疏弹劾董宋臣引妓入宫，理宗只是降旨说：“纳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嘱咐他不要把奏本给别的大臣看，但自己仍然舍不得就这么放走美人。牟子才知道是董宋臣把妓女弄到宫里来的，又给宋理宗献上了一幅“高力士脱靴图”。董宋臣看了大怒，就在宋理宗面前告状，说这是在诋毁皇帝。宋理宗倒也不恼，还笑着说：“这个是在骂你，并不是在骂我呀。”董宋臣赶紧解释：“这家伙把皇上比成唐明皇，阎妃娘娘比成杨贵妃，把臣比成高力士，他自己却以李太白自居，实在狂妄！”阎妃是宋理宗最宠幸的人，于是宋理宗也就高兴不起来了，疏远了牟子才。
宋理宗的祖上宋徽宗，也是有名的风流皇帝，可他看上妓女李师师，也只敢挖条地道通到她家，偷偷地钻来钻去，不敢召她入宫。像宋理宗这般将妓女召进宫的做法，倒算得上是胆大胡为。不过后人也有冷眼看破的，作诗道：“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就连说他好话的《宋史》，也指出他“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
宋理宗对董宋臣这个善解人意的宦官倍加宠信，董宋臣则借理宗之宠，恣意弄权，左右大臣。当时萧山尉丁大全千方百计地巴结董宋臣和卢允升，很快由县尉升为朝臣，最后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三人狼狈为奸，恃宠弄权，不可一世。时人把董宋臣称为“董阎罗”。
董宋臣也喜欢别人对他逢迎。他曾替杨驸马营造府第，要拆除周围民居。首先要拆除的是太学生方大猷的住宅。董宋臣原以为方大猷不好说话，会有一番争执。不想方大猷对他刻意逢迎，主动献出房屋。董宋臣于是提拔他当官。以后，一些无耻之徒摸清了他的脾气，纷纷曲意奉承，得以当官。当时，一些正直的大臣也与董宋臣作过斗争，但力量微弱，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御史洪天锡对于董宋臣弄权非常不满，多次上书弹劾，说：“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可是，奏章多落入董宋臣之手，压下不报。后来理宗虽得奏章，但他却庇护董宋臣，毫无疏远之意。洪天锡见理宗无动于衷，又上书言：“臣留则宋臣去，宋臣留则臣当斥，愿早赐裁断。”（《宋史·洪天锡传》）理宗根本不理，不久还听信董宋臣的谗言，把洪天锡贬到外地为官。
端平元年，南宋联合蒙古消灭了金国。其后，蒙古军队连年南侵。理宗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对朝政更加冷漠，整天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奸佞之臣趁机投其所好，极力逢迎，正直大臣的意见根本得不到传达。宦官卢允升、董宋臣很快得到理宗的宠信，他们根本不顾蒙古军队的大举进犯，而且还扣留抗战部队的粮饷军需，给抗战将领施加压力。董宋臣受到宠信，全靠逢迎有术。他见理宗心志懈怠，十分贪财，便极力怂恿理宗大兴土木，花费大量财力，侵夺民田，兴建了梅堂、芙蓉阁、香兰亭等楼台殿阁，供理宗游乐。理宗去禁苑赏荷花，苦于没有凉亭遮日，董宋臣揣摩上意，一天之内就修建了一座凉亭，理宗十分高兴。冬天，理宗又去赏梅，董宋臣已事先在梅园建造一座亭子。理宗责备他劳民伤财，董宋臣说不过是把荷亭移到这里，理宗又大赞他办事得体。
右丞相董槐颇受理宗信任，丁大全有意与他结交，派人到董槐家中送礼，董槐对丁大全派的人说：“吾闻人臣无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结约，幸为谢丁君。”（《宋史·董槐传》）丁大全碰了一鼻子灰，心中暗恨董槐。不久，董槐对理宗陈述时弊，历数丁大全之奸。结果，理宗不仅没有处罚丁大全，反而听信了丁大全和董宋臣的诬告，罢了董槐的相权。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主力部队，在黄陂突破长江天险，围攻鄂州（今武昌），展开了对南宋大规模的入侵。临安朝廷大为震恐，董宋臣竭力主张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打算在敌兵逼近时乘海船逃走。这种逃跑的主张，当时虽有人不满，但满朝文武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反对。理宗听其言，急忙命丁大全安排迁都事宜。理宗诏书刚下，朝野哗然。当时身为宁海军节度使判官的文天祥，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要求处死主张逃亡的董宋臣，以统一国人之心，全力抗敌；并劝告宋理宗“当守中国”、“当卫百姓”（《宋史·文天祥传》），不应临敌怯懦而逃。在大敌当前，文天祥表现了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董宋臣扣住奏章不报。
不久，董宋臣出为保康军承宣使。景定四年（1263年），又为内侍省押班，“寻兼主管太庙、往来国信所，同提点内军器库、翰林院、编修敕令所，都大提举诸司，提点显应观，主管景献太子府事。”（《宋史·宦者四》）董宋臣任职甚多，极受理宗宠爱，几乎成了朝政总管。这时文天祥升迁为刑部郎官，又上书历数董宋臣之罪。董宋臣又得文天祥奏章，压而不报。文天祥不愿与董宋臣共事，上书求去，出知瑞州（今江西高安县）。文天祥这位爱国志士，最终被董宋臣排挤在朝外，不能参与政事。
董宋臣权势之大，恣意妄为，引起朝臣不满，秘书少监汤汉上书弹劾董宋臣：“宋臣十余年来声焰薰灼，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至结凶渠以致大祸。中外惶惑切齿，而陛下方为之辨明，大臣方为之和解，此过计也。愿收还押班等除命，不胜宗社之幸。”（《宋史·宦者四》）奏章呈上，理宗还是没有看到。景定四年六月，理宗又命董宋臣主管御前马院及酒库，把这两个广开财路的机构交与了他。不久，董宋臣一命呜呼。理宗诏命，按特级提升法，升其为节度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