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认识自我总是抱抵制态度。在个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强迫人们打破这道防线的变故或事件，无论何种原因，都会带来痛苦。体验过一场急性抑郁症，不仅能使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自己更臻完美。
不仅抑郁症能提供我们一次获得内省力的机会，就连心理“崩溃”也能在一场严重危难，譬如蒙受重大损失之后，加速人们重新考虑今后生活的进程。当我们失去一个亲人、一个职位，或者自我的一部分时，抑郁症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一个人对此的依恋心越重，跟他的自尊心或依存需要关系越密切，抑郁症反应就越强烈。由于蒙受损失继而出现抑郁症最常见的境遇有：亲人的死亡，以及与深深挚爱的情人断绝关系等。
弗洛伊德在题为《悲哀与抑郁症》的论文中试图区分这种悲哀性反应与抑郁症。他认为，失去亲人时，悲痛是正常的反应，而抑郁则是异常的反应。他提出两者之间差别的根源在于有关双方原先相互关系的亲疏程度，尤其是对死者是否怀有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和愧疚。
事实证明，这样的区别只会把问题引入歧途。将悲痛看成是急性抑郁症的一种形式更有用。倘若患者对损失高度敏感，或者该损失的某种性质使患者如不接受专家治疗便无法处理激烈的感情，这种抑郁症就更加复杂。而蒙受打击时，体验不到抑郁感则病情要严重得多。未产生抑郁只会使应急反应潜伏下来，在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地影响患者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压制了人们体验与表达感情，期望每个人都能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最好对自己也这么做。无论精神压力的性质如何，除非他身体出了毛病，人们总指望他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每逢遇到精神压力时，人们情愿肉体上出现病症，如心血管疾病，或者消化系统疾病，使他能心安理得地依赖别人，也不必掩饰自己的无能，从而不致招来非难。
然而，如果谁蒙受重大损失，却不能对痛苦的心情作出反应，那正是这个人，今后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倍受慢性抑郁症的摧残，这种摧残总是以肉体疾病的面目出现。当处境确实不幸，当损失的确无法挽回，即使精神崩溃一次也无可非议，而且不无助益。急性抑郁症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处在我们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事情说变就变，而且往往毫无先兆，谁也免不了蒙受损失。精神病专家们在研究文化对于各种精神状态的影响时指出，明显的抑郁症在结构紧凑、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发病率较高，因为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一目了然，抑郁症几乎无法躲避。他们的研究还显示，一个动荡社会的特征则是隐蔽的抑郁症发病率极高，因为那里价值观念系统混乱，有时甚至到这种地步：人们几乎弄不清去何处寻找衡量自尊心的标准，此外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一个人可能遇到多次环境变动。
由于在这样一种结构松散的社会，人们除了患抑郁症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选择作为对生活中精神压力的反应，从沉涵于反社会的暴力到终日吸毒酗酒；在处理人际方面问题时，常常简单地采取断绝关系的解决方式，譬如离婚。这样一来，抑郁症往往被掩盖起来了。
任何形式的变动，如果涉及对个人十分重要的人或事，便可能成为抑郁的催化剂。孩子长大成人及成人步人老年的过程都包含着一系列变化。一生中的每个转折关头，从童年到结婚到衰老，都要放弃或失去某些东西。为了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个人必须以直接的、有意义的方式来体验抑郁。
孩子也能患抑郁症，这时他们情绪上的变化很可能原原本本地在其行为中显示出来。当一个人首次意识到自己内心情感及生活的内涵，并能如实认识与体验抑郁情绪时，青春期便开始了。他第一次体验到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自我，并开始决定自己对别人的影响以及与别人的关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分离的时期，第一次真正地与自己的父母亲分离。
14岁的少年开始感到需要脱离，需要独立，需要和自己同龄人相处。但他对家庭仍有持续的依恋，对于自己抗拒父母的表现，感到不同程度的内疚。当今世界对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特别艰难。精神病理学家彼得·布劳斯曾将青少年形容为社会的脉博。如果十多岁的青少年处于迷茫与混乱的状态，那么可以推测他们所反映的那个社会也是动荡不安、缺乏自我意识的。
美国的氛围特别使青少年难以承认抑郁和对付抑郁。面对大量形形色色的道德准则，许多人感到困惑、幻灭。他们无法抵制性、吸毒、酗酒、冷漠的诱惑，企图以此来缓解精神压力。青少年偶然罹患明显的抑郁症，无论对本人还是对社会都不算大问题；如果不能容忍或悲伤或失望，那才是成问题的。他们与自己的情感之间存在隔膜，不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很可能将抑郁感强压下去，而以逃学、未婚先孕等自暴自弃的行为取而代之。
婚姻是另一类容易导致抑郁的大变动。无论夫妻双方在此之前认识多久，即使他们已同居一段时间，婚姻仍然要求双方的态度作大调整，并重新评价各自的前途。这时已不再是互相爱慕、卿卿我我的一对情人了，除了以夫妻这一新的角色共同应付生活的种种琐事之外，还必须以新的身份来接待亲朋好友。经济方面该考虑的事也不同了。
因此，随着放弃旧的自由——即使这种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约束——承担起一项新的更永久的义务，一定程度的抑郁也便随之而来，这不足为奇。如果急性抑郁情绪淬然出现，而又未被正确认识，或者这种情绪被头痛、泌尿系统失调或疲劳等心理性生理疾病的表象所掩盖，那么抑郁症便可能开始吞噬夫妻关系的核心。
意识到自己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并设法改变这一模式，通常也会引起抑郁。十有八九这种行为模式本身就反映了深层的未经觉察的慢性抑郁症。
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着破坏作用。一位五十五岁的妇女，在女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之后，抑郁症急性发作。这时她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患了慢性抑郁症。在此之前，她从未考虑过自己会得抑郁症。她长期以来一直神经过敏，性功能失调，厌恶社交活动。但是，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家人都将此看成性格上的“怪癣”，而不是潜伏的抑郁症症状。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紧张谁也免不了要碰上。遇到这种挫折最好的对付办法是避免冲突，要是事情太棘手，那就喝上一两杯。而她遇到这种情形，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女儿的风湿病诱发了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迫使她就医，使她第一回意识到慢性抑郁症剥夺了她更充实的生活。
最后，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作用。它能使患者在抑郁症治愈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创新精神，效率更高。
抑郁症使活力衰退，抑郁的情绪即使尚未使患者完全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给他造成重重困难。然而，对大部分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而言，无论“创造”这个词用的是狭义的、艺术方面的含义，还是广义的、即能以新眼光观察事物、或用独创的方式组合概念，这些人都会证明这一事实：他们全都经受过严重的抑郁症急性发作，但他们从抑郁中奋争而出，创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一时的抑郁体验与绝望的痛楚，反而会成为创造意识空前高涨的前奏？答案就在创造精神的本质之中。无论按创造这个词的哪一层意义上讲，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必须能够扬弃过时的成见，因为它们只会妨碍我们重新评价形势。例如10年以前人们认为女人的阴柔气质取决于早婚、多子。过了几年又出现了一种成见，宣扬女人应该攻读研究生，事业上有所追求，即使这意味着排斥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在所不惜。无论哪一种要求都向青年女子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迫使她们在时尚的偏见前就范。
由于缺乏克服这类影响的能力，许多青年女子不能正确地选择前途，也无法运用想象力与知识为自己创造出最合适的生活。
人类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接受家庭与社会的制约。这样的制约对统一人格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许多与此无关的，过时的、甚至有破坏性的模式也同时变得根深蒂固。这一制约越刻板、越强烈，特别当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时，人格就越固执。人格越是僵化，他就越是缺少精神恢复能力与想象力来适应新的意外形势。
急性抑郁症是一种必要的媒介，使人从这样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使创造力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得以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