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那泪蛋蛋，一道道往下流……”在内蒙古后套插队时，听得最多的民歌就是《走西口》，这首民歌经老乡之口演绎，那味道，岂一个悲凉说得？不知何故，这些年来，《走西口》的旋律常萦绕耳畔，于方寸间徘徊不去，如此勾魂摄魄，索性相约几位好友，走上一遭。
§§家住太原
走西口的第一站选在了太原。太原既是走西口的始发地，又是祁县、太古、榆次乃至晋南走西口人的中转站，所以颇具代表性。晋陕蒙地区广为流传的二人台《走西口》是这么唱的：“家住在太原，爹爹孙朋安。生下我一枝花，起名叫孙玉莲。”也就是说，至少在清代，太原人便开始走西口了，有二人台台词为证：“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二姑舅捎来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我（太春）有心走西口，恐怕玉莲不依从。”咸丰五年即1855年，玉莲、太春这一对新婚夫妇，为谋活路不得不生离死别走西口。
二人台是地方戏曲，小剧种，又叫打坐腔，形式有点像二人转，演出时多为丑旦或生旦二人。《走西口》是二人台经典曲目，剧情较为简单：太春、玉莲一走一送，小夫妻交替唱和，主要内容就是送别。至于太春后来是否发迹做了晋商衣锦还乡，抑或给人打工挣下些许血汗钱回家，还是自此一别生死两茫茫……这一切皆语焉不详。一句“家住在太原”，彰显了鲜明的地域符号。太原是晋商故里，走西口孕育了晋商，许多晋商因走西口而生。所以我有理由期待，太春和玉莲应该有个大团圆式的结局。
太原是古城，街头多古木。在府东街的一个路口，有近两抱之粗的古槐当街而立，铁干虬枝，形貌沧桑。待上前观瞧，见树身有铁箍、支架，四周有台墩、围栏。——我来自一个古木稀缺的城市，故少见多怪，感慨良多：21世纪的太原街头，各种车辆往来穿梭，目不暇接；古槐犹如悲悯的历史老人，于岁月的长河中检索着尘世的过眼云烟，不知目睹过多少回走西口的商帮与流民，又不知聆听过多少次“家住在太原”的乡音。百年以上的古木在太原有数百株之多，令人好生艳羡。当然，比起晋祠里三千年的周柏，这棵街头古槐自是小巫见大巫，但它独有一种草根品质和灵性，行走在红尘之中。
如同这些植根于历史的古槐、周柏一样，人杰地灵的太原，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当你得知王之涣、王昌龄、王翰、王维、白居易、温庭筠、米芾、罗贯中、傅山等大家都出自太原时，你不得不对精英荟萃的古城肃然起敬。“雄藩巨镇，非贤莫居”——李白的赞誉画龙点睛。当然，历史上的太原，概念跟现在有所不同，这也须注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传承，得天独厚的太原，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文学气质。二人台《走西口》的作者已不可考，这部民间艺人的纪实作品，也许不是一个人的原创，或经多人打磨而成，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历经几百年的生命力。近代中国曾发生过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大移民潮，而唯有二人台《走西口》，同步记述了当年的故事。它以一种略显单薄质朴的文艺形态，承载着重大的历史现象和几代人的期盼，与走西口大潮一路如影随形，甚至当这种迁徙已定格为历史，各种唱法的《走西口》却仍在继续，一直唱到今天。
据史料记载，走西口现象始于明嘉靖年间，到清末民初形成高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取决于两个必要条件：首先，政府允许移民开垦边地是历史背景；其次，晋陕冀一带民不聊生是现实问题，人挪活、树挪死，只能远走他乡寻觅生路。长城以北的土默川以及黄河后套的广袤原野，成为走西口的理想家园，一个个村落由此诞生，一座座城镇拔地而起，“家住在太原”的太春，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归宿。
西口古渡说河曲
太春是从哪里走西口的呢？
关于西口的说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普遍认为西口是个广义的概念，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此种观点似乎更为民间所认同。二是特指山西右玉晋蒙交界处的杀虎口，它是清政府认可的唯一合法的通商口岸，其位置在长城另一要塞张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的说法。
但是，太春显然不是从杀虎口出去的。玉莲千叮咛万嘱咐：“坐船你要坐船舱，你不要坐船头”，若是从杀虎口出关，则无须过河，船舱船头成了无的放矢。因为出了杀虎口，便是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已经是黄河北岸了。所以，太春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从晋北河曲过黄河，经府谷→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包头→乌拉特前旗等地进入后套。于是走西口又有旱西口、水西口之说，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而地处晋陕蒙交汇处的河曲县，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故称水西口。
我们来到河曲。
这是第一次到河曲。虽然视野中全是陌生的山川景物，却有一种梦回故里的感觉。这很奇怪，因为我的老家不在这里。如果非要找出什么因由，那就是我在内蒙古五原下乡插队的村子，是走西口人创建的，村民也多是河曲移民的后裔。说来惭愧，我曾想当然地以为，河曲就是《愚公移山》中智叟的老家。典型的望文生义，这个谬误延续多年，直到一个河曲人纠正了我，此君就是这次走西口的向导、《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
鲁顺民与我都是鲁迅文学院同学，同行的还有《长江文艺》的胡翔和湖北作家小叶，以及我的几位插友。如此人员组合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这些老知青与几位作家都是素昧平生。
河曲是古塞雄关，鸡鸣三省之地，与陕西、内蒙古隔河相望。二人台《走西口》唱词曰：“头一天住古城路走七十整，虽说路不远跨了三个省。”古城是陕西府谷县的一个村镇，太春从河曲过黄河，经府谷到准格尔旗，正是跨越了晋陕蒙三个省，并不夸张。
在河曲，我们造访了娘娘滩，即黄河里砥柱中流的一个岛屿。娘娘滩上有人家居住，还有掩映在田园林木中的庙宇和度假村。摆渡我们过河的，竟是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艄公，脸上写满沧桑。他推船撑篙，动作娴熟，两腿青筋暴突，犹如老树根须，使人想起“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九十九个艄公来把船扳”那首民歌。艄公姓李，而且娘娘滩上的人家都姓李，他们自称是李广后代。我无法判断真伪，觉得有些牵强附会，或者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命运多舛的李广，竟在这里获得了同情与支持，由此可见人心向背。据说，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因受吕雉迫害，曾避难于此，故称娘娘滩。李广当时正是薄太后的护卫。这个民间传说把皇宫里的博弈，与百姓生活巧妙地扯上了关系，很有创意。
走西口的大潮并没有波及娘娘滩，大概谁也下不了决心，舍弃这样一个自给自足、风景如画的桃花源。我不知道那位艄公的前辈，是否摆渡过走西口的太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拨又一拨走西口的汉子，坐着他们的船到了彼岸。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西口古渡”，也就是太春上船远行的地方。凭栏而望，华灯倒映，疑似湖光山色。如果事先不知这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便以为身处悠哉闲哉的幽静之地。有史料记述了曾经的喧嚣与繁华：“其时水旱码头，丝绸之路，商贾辐辏，渡河船只云集，五方杂处，兵民繁错，万家烟火于斯盛焉。”简直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
月色溶溶，灯光如昼，西口古渡河神庙戏台两侧的楹联赫然入目：“一船风拥入这般风景/三乡情溢出那段情由”。此时，戏台前的广场上，一群时尚女孩随着摇滚音乐跳起劲舞。从远古流过来的黄河，感受着青春的律动，这是在二人台的故乡，在走西口的源头。
这就是河曲，古老而年轻。
三天的路程两天到
因为要在内蒙古河套平原的乌拉山镇（乌拉特前旗政府所在地）与甘肃作家任向春相聚，我们从河曲出发，依次路过走西口的重镇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却都没有停车，直奔乌拉山而去。向春是走西口人的后代，乌拉山是她老家，据说祖上也是从河曲过来的，鲁顺民还考证过她家是来自哪个堡子的云云。向春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河套平原》，她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与认知，比起我们这些探访第二故乡的老知青，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河套平原分为后套与前套：狼山以南、乌拉山以西至巴彦高勒的平原是为后套；大青山以南、乌拉山以东的土默川一带是为前套。乌拉山是前套与后套的分界线。
向春设宴为我们接风，喝起酒来，端起杯子便一饮而尽，颇见西北女子风格，令我刮目相看。酒过三巡，不知谁提议每人都要唱首歌。论起唱歌，那是鲁顺民的专长，在鲁院学习期间，他是我们的民歌王。鲁顺民张嘴就来，歌词令人难忘：“这么长的辫子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妹妹见不上个面；这么大的锅来下不了两颗颗米，这么旺的火来烧不热个你。”一般情况下，只要鲁顺民唱了，别人就没法再张嘴，因为他唱得太好。但这回每人有份，轮到我时，便用破锣嗓子来了几句当年学的民歌：“大青山高来乌拉山低，马鞭子一甩我就回口里；不大大那个小青马我多喂上二升料，三天的路程我两天到。”待我唱罢，坐在一旁的向春面色凝重地对我说：“听你唱这首民歌，不知为啥我总想哭……”
向春说她小时候与知青有过接触，乌拉山曾经有很多天津、北京的知青，过去与知青相处的情景，清晰地留在她的记忆中。这真是沧海桑田，我当年在距乌拉山百里之遥的五原插队时，向春还是个猴女女（小女娃）；三十多年后，我与她竟成为鲁院的同学。向春、胡翔、鲁顺民，都是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接受过系统正规的教育，不像我这个老三届，十六七岁就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去了。胡翔，这位总爱把树读为xu的九头鸟，不止一次地询问我当年“下放”的情况，所以我也不止一次地把他的“下放”更正为“下乡”。我跟他开玩笑说：“下乡已经够可以了，就不要再下放了。”
在非知青作家眼里，知青是怎样的一代人呢？他们会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就在前不久，有位年轻的同行这样问我：“知青还迁户口啊？”上山下乡结束距今不过三十多年，这段历史的细节已然变得如此模糊。有些人可能不清楚，我们不仅迁户口，插队知青连工资都没有，挣的是工分——这是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词汇，专门用来计算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生产队年底分红时，村里的会计根据全体社员工分数的总和，计算出全年的分红，到那时你才得知一个工分合多少钱。下乡头一年，我辛辛苦苦挣的工分，折合成人民币才18元钱，从五原到天津的火车票是17元多，再加上坐公交车回家，最后还剩几毛钱。一个单程的火车票，过完年再回村还得家里掏路费，如此境况，远不如现在的农民工，估计也比不上走西口的太春，更遑论那些晋商了。
那天晚上感慨良多，因为这一切都与走西口有关。如果没有走西口，即便同学一场，也未必特意在乌拉山相聚；如果没有走西口，我也不可能相约鲁顺民，从他的家乡，再辗转来到我的第二故乡；如果没有走西口，胡翔何苦从武汉飞到太原，又跟着我们风风火火跑到后套，过了长江再过黄河，一路好辛苦。我们完全可以从容潇洒地游山玩水、把酒临风，这条路线周边的景点很多，如五台山、成吉思汗陵等等。
可能是有某种解不开的情结，我总把走西口与河套平原下乡插队的知青联系到一起，尽管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我们很像同一类人：迁徙规模大，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口多，远远超过了闯关东和下南洋；而且当事人都是被动的——走西口的太春为生活所迫，老三届除了上山下乡没有别的去向，我就赶上了“全锅端”的政策——68届初中生全部下乡。我想，文学创作没有可以穷尽的题材，只有江郎才尽的作家。在向春、胡翔、鲁顺民这些局外人的笔下，如何演绎、解读走西口和知青的故事，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
§§情系张三贵
“黄龙弯弯河曲县，三亲六眷漫绥远；二姑舅啊三老爷，八百里河套葬祖先。”——这是一首风格苍凉的河曲民歌，河曲移民在后套的规模，从这首民歌里可略见一斑。当年走西口的汉子，多为出来扛活打工的“雁行人”，他们春来秋回，像大雁一样季节性地往返于口里口外，后来便在这里落户，成为永久性居民。后套的五原县，是我们此行的终端。但历史上的走西口，绝非止步于后套，大西北的宁夏、甘肃乃至新疆，都曾是走西口的锚地。
在高速看到路牌上有五原两个字的时候，情绪就有些异样，心里的动静难以言表。二人台对五原也有描述：“上了五原县，挣饭没工钱；到处没生路，心如滚油煎。”这是太春走西口的年代，干活只能糊口，挣不下钱。那时候，后套的水浇地尚未形成规模，著名的八大渠多是咸丰以后修建，生存环境也很差。上山下乡时代，后套的灌渠已然改观，但我们也只混个吃饱肚子，照样“挣饭没工钱”。
我插队的村子叫张三贵圪旦。张三贵，清末河曲人，与其兄张大贵走西口来到后套垦荒，并各立门户，张氏兄弟的名字就成了村名。这次回访第二故乡，还相跟着两位张大贵圪旦的知青。张三贵的乡亲为我们专门宰了一只肥羊。当年插队时在村里吃过几次羊肉，生产队每逢入冬之际，将那些估计熬不过寒冬的羊杀掉分给社员。我们11个人的知青集体户，大约能分得三五斤肉，搁上辣椒胡萝卜洋葱头烩上一锅，在那个年月，算是相当不错了。
村委会召集来几十位乡亲欢聚一堂，还请来打坐腔班子唱二人台，好不红火。鲁顺民早就和我们当年的房东邬丑拉呱上了，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情态，邬丑是河曲人，这恰是鲁顺民的关注点，他俩是老乡见老乡。
“当初没照顾好你们……”红四总跟我重复这句话，他越这么说，我就越愧疚。红四的父亲曾是生产队长，没少关照我们。现在红四说没照顾好啥的，令我百感交集，我们何德何能要让人家照顾？那年冬天我在知青点看家，过年时乡亲们都来看我。现在的村长徐三儿，当年还是个猴娃娃，从家里端着碗猪头肉毕恭毕敬地送到我面前；张二仁的老娘送来染了红的煮鸡蛋，一个劲儿地说我“可怜娃娃孤铃寡哨的”（她还不知道我们偷吃过她家的鸡）；几乎半个村的人都来拜年，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待遇，我受宠若惊。而今，面对几十位乡亲，我竟哽咽得说不出话，只要一说话眼泪就下来了——真正体验了一把“止不住那泪蛋蛋，一道道往下流”的感觉。
在这些知青中，我回村最勤。2005年夏天我曾来过一次，住在县城宾馆，有一个来自我们向阳乡的服务员，我问她，知道张三贵圪旦不？她说知道。我又问，知道张三贵圪旦的知青不？她说知道，还说张三贵的知青可好呢。我说你年纪轻轻（20来岁）咋就知道这些？她说是听老人们讲的。她是在怎样一个场合听到我们的故事，我不知道，但我们已然成了传说，感觉好像是上一辈子的事。后来我把这口碑传达给我们那些老知青，引发好一阵激动。
这次回村，还见到了我们村的创始人张三贵的重孙张二铁。二铁与我年岁差不多，当年一起摔跤翻手（一种角力游戏）的情景恍若在昨天。二铁把我拽进他们家，看那光景过得不错，他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叫我心里好不是滋味——“谢谢你们当初没批斗我家！”多年未见，没曾想二铁竟然这样说。二铁的曾祖父张三贵，既是我们村的创建人，也是地主，当时二铁的父亲还戴着地主帽子，在那个时代，知青批斗地主是常见的事。我们没有批斗他们，二铁居然记挂了四十多年，我心说惭愧，这竟成为二铁感谢我们的原因？看来不管在任何时候，人性都是检验人的标准，我们在无意识中经受了人性标准的检验。而我，从心里感谢张三贵的乡亲，是他们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作者简介：唐涓，《青海湖》文学杂志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散文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已出版文学作品多部。先后获第三届冰心散文优秀奖；青海省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青海省第八届、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陕西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
梵音萦绕的隆务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