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教室，我的心又回到了认真听讲的中学时代。
我是以《红岩》杂志副主编的名义录取到这个研讨班的。尽管我这个“特殊身份”同学们都了解，并且听到过个别同学的私下议论。但是我心里十分坦然，因为《红岩》杂志的扉页上有巴一这个副主编的名字。因此我也不再心虚地做一些解释。
一个人一间卧室，卫生间和办公桌让我有了另一番生活天地，没有了商场上的矛盾纠纷，没有了乱七八糟的酒场应酬。我一下子沉静了下来，不再睡懒觉，不再东奔西跑，学习生活让我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生活状态。幸福啊！难道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吗？
在食堂排队打饭，坐在同学对面，边吃边聊，没有顾忌，没有防范，话题总是与文学有关，与鲁院有关，与班里的每一个同学有关。在鲁院小小的阅览室里，能读到每一位同学的作品集或他们主编的期刊，并能寻到说不完的话题。
周末的晚上，鲁院附近的小餐馆大都看得见同学们聚会的场景，没有拘谨的正襟危坐，没有道貌岸然的互相恭维，没有尔虞我诈的矫揉造作，没有心怀叵测的蜿蜒索取，只有开怀畅饮的嬉闹趣谈，只有喋喋不休的文学话题，只有对文学作品的品头论足、真知灼见……
友情，由文学而生；友情，因志趣而生；友情，在切磋和笑谈中变成兄弟姐妹般的相互偎依……
我的同桌叫王曼玲，《西南军事文学》副主编，一位和她的名字一样妙曼秀美的军旅作家。她丰腴的身材，高挑、端庄，饱满、白皙的面孔，让人一眼就能联想到《渴望》里的女主角刘慧芳。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学生时代，她是第二个女同桌。
第一个女同桌，是在合肥读大学时那个从黄山来的女同学胡桂英。她的名字太一般，甚至说有些俗气，可人长得漂亮。不仅是“班花”，而且是“系花”，是“校花”。她身上时常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水味，那时我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叫“法国香水”。上课时，我常常被她的香水味迷惑得走神，有时候向她借支笔，借本书，无话找话地与她搭讪。她总是冰冷冷地满足我一切小要求，其实她明白我的阴谋和动机。聪明的“班花”啊，一直到毕业也没有正儿八经地跟我说过一次话。最难忘的是一次在大教室里听课后，晚上九点了，我悄悄递了个纸条给她，约她下课后出去走走。她笑着看了我一眼，很久才说，明天吧，明晚我在学校前面的桂花树那里等你。
合肥大蜀山的秋夜，凉爽的风已有了寒意。她的如期而至，让我青春萌动的心荡漾着冲动的涟漪。她赞美我发表在校刊上的诗写得好，并且背诵出来了两句。她的笑声和赞美膨胀了我表白的勇气。她说你真勇敢，将来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当作家，当一名像鲁迅那样有学识、有文采、有正义感的作家。她几乎是笑得前仰后合，她说你应该务实一点，我们都是学法律的，我们应该在司法界有所成就，你怎么胡思乱想呢？我说我具备文学天赋，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一定能干出点名堂来。她不再说话了，临走她说愿你的文学梦早日实现吧。
她去了黄山的司法机关，我回到了太和县司法局。生活的沉重压力，只能将我的这位女同桌成为我的“梦中情人”。那淡淡的香水味永远只能“香如故”了。
没想到在鲁院学习又遇上了一个美丽如旧的女同桌。
那首《同桌的你》的歌天天萦回在我的耳际，只是再也找不着少年时的幻想与遐想了。王曼玲听课的时候，手机在不停地振动。我看了一眼专心听课的她，又示意她接手机。她微微一笑，顺手按掉了响动不止的关机键。落落大方王曼玲是不畏惧和男同学开玩笑的，尤其像《中国作家》杂志的方文同学，还有来自长春的作家王怀宇同学，都愿意在课间时间与王曼玲探讨男女情事。王曼玲从不躲闪他们的言语，而是更犀利地道破他们的“阴险用心”。
畅所欲言，无话不谈，使我们的同学友情有了更深的沟通与理解；取长补短，关爱有加，使我们的同学友情成为了终生受益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