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上午9点，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雷达给主编班学员上第五堂课《当代文学的社会位置》。到下午，形势急转直下，院方召开紧急会议，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胜友代表中国作协宣布：
鉴于“非典”猖狂，蔓延迅速，主编班暂时停课，何时复课等候通知。学员去留自由，完全由个人决定。张胜友最后用浓重的闽西永定县客家口音强调：
“这是一场瘟疫。”
于是，全班47个同学，有35人选择回家；12人选择留下。我是留守者之一。一是《福建文学》编辑部经费拮据，来去路费能省则省。二是万一真得病了，不至于回去传染家人和同事。
这边，会议刚结束，天津已经专程来车接《小说月报》副主编董兆林、《散文》副主编刘雁两位同学。他俩都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单位要求回去体检并隔离观察半个月——后来不少回去的同学都是同等待遇，说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真不该回去。接着，吉林省吉林市朝鲜族刊物《道拉吉》主编金红兰同学也坐车走了。
于是，留下来的12位同学与同样不走的班主任高深老师等就在鲁院大门、院内分别合影留念。马上要告别的董兆林、任真、程绍武等同学也加入进来匆匆留影，匆匆辞行。
4月24日一大早，没有吃早饭，《山东文学》副主编（今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许晨等已经往机场赶早班机回去了。而早饭后，本来要回兰州的《西北军事文学》主编任真发低烧，像感染“非典”的征兆，走不了了。一时间鲁院上下如临大敌，十分紧张。我则不当回事，走进301室看望任真，送鸡蛋给他吃（盛传吃鸡蛋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而班主任高深已经坐在任真床头，颇具大将之风。就这样，我们留守同学还在上午送走了海口《天涯》副主编王雁翎、贵州毕节《高原文学》主编禄琴、北京《阳光》副主编刘俊（打的回家）。
4月24日下午，我们又先后送走了河南省《散文选刊》主编王剑冰和《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河北省《散文百家》主编贾兴安、吉林省《参花》主编王怀宇。下午，任真的烧退了，但走不了了，因为组织上已经把他的机票退了（改次日航班）。这边，家在北京的《诗刊》总编室主任张新芝同学专门从家里拿来体温计，送高深老师、我、王曼玲、梁琴等留守师生一人一支。真算得上是礼轻情义重了。
4月25日，上午送走了湖北《长江文艺》副主编胡翔、新疆《绿原》主编曲近；下午送走了重庆《红岩》主编刘阳和任真。
4月26日，上午送走了江苏省《钟山》主编傅晓红、《雨花》主编姜琍敏、《青春》主编裴秋秋；广东省《作品》副主编温远辉（今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安徽省《艺术界》主编孙叙伦……还有《山西文学》编辑部主任（今主编）鲁顺民、《人民日报》文艺部作品组长王玉芳、湖南省《母语》主编王静怡、解放军艺术学院唐韵等何时走的，我也不知道。转眼之间，鲁院人去楼空，让人顿生“不思量，自难忘……无处话凄凉”的慨叹。我的日记这样记载：
“（当天）下午，留校的学员我、马青山、曹雷、盛丹隽、董立勃、郭文斌、张庆国、王童、马宝山、梁琴、王曼玲（缺西藏的维色）由高深班主任和张晓峰老师（曹文轩教授的博士生）召集开会，选举了新的班干部。决定学员坚守鲁院不出院门和不会客的纪律；决定‘五一’节出游（后取消）及加餐，搞好留校生活。晚上，王童放映碟片《鬼子来了》及《我与铁托》。前者由姜文主演及导演，很好。”
也是在4月26日子夜，央视“午夜聚焦”宣布，今起北京所有文化娱乐场所停止营业；北京所有学校放假，同时推迟暑假返校时间；对银行流通的人民币进行消毒等。同时听说中央还准备将2003年高考时间推迟到下半年（后来如期举行）。也是从2003年开始，全国高考从每年的7月7日至7月9日改为6月7日至6月9日。
而且，从4月21日起，北京每天定时播报新增感染“非典”的病员人数。
4月21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06例；
4月22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05例；
4月23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89例；
4月24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08例；
4月25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13例；
4月26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23例；
4月27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126例。
鉴于北京“非典”传染严重，4月27日北京市政府宣布“三就”防范原则：就地预防；就地治疗；就地隔离。确保不输出病人到全国各地去。也是从这一天，我们留守师生被一把大锁锁在鲁院，吃住都在院内，禁止外出——就像关禁闭一样。此时，全世界已有30个国家发生“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