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至正十八年（1358年）宋濂出山，到洪武十年（1377年）致仕，前后十九年。在这十九年的时间里，朱元璋非常尊重和信任具有渊博知识和高尚品行的宋濂，并一直“留在身边，充当顾问”。
宋濂一生饱读经书子集，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文字为荣。相传刘基曾对太祖评论当代文章时说，天下文章以宋濂为第一，自己甘拜下风。
在明太祖朱元璋为政期间，以宋濂等为代表的“道统”文学在官方政治势力的推动下，渐渐取得了文学的主流位置。
道统文学观已产生了很长时间，可是每一阶段的理念都有所不同。如，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提倡“文以明道”，特别着重于“文”的工具性，却并非不重视“文”，代表人物是韩愈和欧阳修；宋代理学家针对前人的不彻底性，提出了“文道合一”以及“作文害道”的观点，防止文人在“道”以外重受到“文”的吸引。
宋濂在元朝末期曾被元顺帝召为翰林院编修，但他以侍奉双亲为由婉言辞谢，并在乡里隐居起来。这一期间，他曾经信仰道教，从事写作，阐释个人的主张和学说。
他的文学思想便是沿袭理学家的极端观点而发展的。宋濂特别着重于“文”，而他指的文并非专指“辞翰之文”，却是“道”的“象”，也就是“呈现”，“文”和“道”时刻相随，“道”在何处，“文”便在何处。在著述里，他也一次次地提出了“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文外无道，道外无文”等看法。
然而，若单独以宋濂的理论来评判各位古代作家，便显得十分偏执狭隘了。例如，在《徐教授文集序》里，宋濂毫无顾忌地提出，在孟子之后便“世不复有文”；他认为，贾谊、司马迁学到的只是“皮肤”，韩愈、欧阳修学到的也只是“骨骼”而已；他认为，唯独宋代的几名大儒“得其心髓”，方可谓“六经之文”。
实际上，通过《元史》的编写格式可以看出，“文道合一”论是一种被官方赞同的观点。自从范晔的《后汉书》被分别立为《儒林》、《文苑》两传，以此将经学之士和文学之士区分开来，后世的官修正史便大多遵循这种编写格式。而《元史》则将此种区分取消了，单独设立《儒林传》，提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
《元史》是朱元璋命宋濂编撰的，宋濂如此安排肯定投合了朱元璋之意。在官方的支持下，此种理论必定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在宋濂的文集里，充满了众多美化、赞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和赞扬贞妇烈女之作，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他的“道统”文学观。较为接近现实中的人性。例如在《王冕传》中，他将元末一个“狂士”的精神状态刻画了出来。《送东阳马生序》也较为真实动人，讲述了他早年在贫困严寒中求学的艰难。
宋濂写的各种文体时常各具特色，较为灵活。他的散文语言简洁淡雅，很少铺陈，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段，也可写得清丽俊美。
从总体上看，宋濂的文章风格既完全符合道德准则，又具备很高的语言造诣，体现了他娴熟的写作技巧，或许这就是他的文章被奉为明朝初期文章风尚典范的缘由吧。
宋濂于1369年依令修撰《元史》，被授为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因此，明朝初期朝廷中一直流传着“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的说法。
宋濂在儒学长期熏陶下，精通经史，深谙世之兴衰的道理，他希望朱元璋用儒家的思想来统治天下。
一次，他趁朱元璋请他来讲解《春秋左氏传》的机会向朱元璋进言道：“《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作战的时候，朱元璋喜欢黄石公《三略》等兵家书籍，宋濂就进言不应只看兵书，“《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
统一天下后，朱元璋出于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也经常和他一起研讨帝王之学，探究治国的策略。朱元璋曾问他哪本书是帝王之学里最为重要的，他举出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朱元璋就命人在宫殿的两庑壁上抄录下来。除自己观览外，当诸大臣会集时，还让宋濂分析给大家听。宋濂就乘此时进言“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倡言人君要以身作则，应用礼义治理民心，用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能仅仅依靠刑罚的手段。
宋濂所讲的这些道理，对朱元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明初朱元璋对文人的态度反复无常，他的“文字狱”亦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是朱元璋“好儒”的记载也有不少，这或许与宋濂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因此朱元璋每当和群臣谈起宋濂来，皆称其“淳谨君子，辅导有方”。
在宋濂辅导太子的十余年里，一言一行地教太子遵守礼法，引导他走上正道。在他同太子讲解学业，谈到政教及前代兴亡事情时，如果他认为太子的意见是对的，就说“应该如此”，若是不对，他便说“不该如此”，绝不迎合太子。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他返乡省亲，朱元璋与太子赏赐他很多。他上书道谢，并在信中继续鼓励太子要以“孝、友、恭、敬、进德、修业”为努力目标，“毋怠惰、毋骄纵”。朱元璋看到这封信，非常高兴，找来太子，亲自讲给他信中的内容，又写信褒奖宋濂，还叫太子回信表示感谢。
宋濂辅佐尽心，赢得朱元璋和太子的信任，更加上忠厚谨诚的品质，使他能久居庙堂之上。
宋濂久居宫禁，严格约束自己，对朝中诸事绝不向外人道及。他在自己屋中写下“温树”两个大字来时刻警醒约束自己。每当有人问起朝内之事，他就指给他们这两个字作为回答。
“温树”的典故，原来是汉成帝时孔光的故事。当时孔光官至御史大夫，谨慎持重，对家人也不讲朝中之事，家人或问宫内温室树皆何木，孔光也沉默不作答。宋濂用这两个字，其用意不言自明。但若是太祖问宋濂，宋濂却坦诚相告，即使是问到家事，亦一一道之。有一次，宋濂和朋友在家中喝酒，朱元璋秘密派人侦察。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说：“你昨天喝酒没有？跟谁一起喝？用些什么菜肴？”宋濂如实回答了朱元璋，朱元璋十分高兴，笑着说：“一点都不错，你果然没有骗我。”朱元璋有心要他涉政，他拒绝道：“我除了舞文弄墨，不会别的。”因此，朱元璋更厚待他。每次在便殿朝见，都要设座命茶。早晨，则叫他陪同进膳，下朝后，经常咨询再三，直到夜半才散。宋濂不善喝酒，有一次，朱元璋跟他开玩笑，强要他喝，宋濂三杯酒下肚，便摇晃起来。朱元璋看他踉踉跄跄的醉态，高兴得哈哈大笑。然后朱元璋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作为赏赐。朱元璋曾亲手调甘露汤给宋濂喝，并说：“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让太子朱标为宋濂挑选良马，还亲自写了一首《白马歌》，以示宠耀。
宋濂最终以信，尤其是自己高尚的品行，赢得了朱元璋的信赖。他长期侍从内廷，却总不道人长短。有一次，朱元璋向他问及群臣的好坏，宋濂只举出那些正直的大臣，对其他人则只字未提。朱元璋问他，他就说：“我会说他，是因为他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才说他好；至于我没有交往过的那些人，我不知道他的好坏，所以没有资格去说。”
还有一次，主事茹太素上了封万言书，朱元璋看了十分生气，便征求廷臣的意见。有的廷臣为讨好朱元璋便说这书不好，恶意诽谤，不合乎法度等。独独问到宋濂时，宋濂说：“他是尽忠于陛下的！既然陛下广开言路，为何又要深究臣子之责。”过了一会儿，朱元璋仔细看完上书，觉得有的很值得采纳实行，就召集那些廷臣斥责一顿，并说：“如果不是宋濂就要误给他定罪了。”在朝廷上朱元璋常说：“古人最高等的是圣人，其次是贤人，再次是君子。宋景濂在我身边做事十九年，未曾讲过一句谎话，未曾批评过一个人的短处，宠辱不惊，始终若一，称他为贤人也不为过。”
不过，宋濂在朝十九年，虽然受到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但其官位却起伏不定，官职最高才达到正五品。
洪武二年（1369年）8月，由于他修纂完成《元史》，被授予翰林学士，正五品官。然而到次年8月，由于失朝而被贬为七品编修。洪武四年（1371年）调升为国子监司业，是正六品，没过多久又因奉命考据祭祀孔子的典礼没有按时上报，被贬为正七品的浙江安远县知县。过了一年，又被调任礼部主事。洪武五年（1372年）改为詹事府赞善大夫，是从六品，也就升了半级而已。当时朱元璋留意文治，征召张唯等几十个名士，其中年少俊异的，都授予编修，并令在宫中文华堂学习，这时宋濂即做了他们的老师。洪武六年（1373年），宋濂由赞善大夫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是从五品，直到他离开朝廷，他的官职都没有再变动。从洪武二年的翰林学士，到六年的侍讲学士，当官好几年，其职位反不如他刚入官场时高。
宋濂侍奉朱元璋多年，对朱元璋每一举措都十分了解，他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一生言行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想让他参预朝政，他婉言谢绝了，这反而赢得了朱元璋更大的信赖。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已68岁，告老回乡。他在青萝山畔盖了间草屋，闭门著述，布衣蔬食。
但这样一个被朱元璋称为“贤人”的人，最后也未得善终。本来宋濂致仕后，每年需要入一次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身体欠佳，太祖允准可不来朝。没想到上朝时太祖因忘记此事，而很不满意宋濂未上朝。太祖偷偷派人视探，正见到宋濂和乡人饮酒作乐，勃然大怒，要处死宋濂，后经皇后和太子解释，事乃作罢。
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朱元璋虽然表面上对宋濂宽容了，但其实仍在寻找借口除掉宋濂。所以，当丞相胡惟庸因为谋反罪被处死后，其孙宋慎被名列胡党，子宋璲也受牵连而死。宋濂全家系狱，朱元璋想一并处死宋濂，后经马皇后、皇太子说情，才改为全家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当时宋濂拖着七十一岁的病弱之躯，千里跋涉，于洪武十四年5月，行至夔州（今重庆奉节）途中，终因辛苦劳累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