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管理学家特威尔在《企业的生存战略》一书中指出，工业化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以企业为特征，第二个时代以管理者为特征，第三个时代以战略家为特征。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战略家的时代，或者说是“战略制胜”的年代。
这一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背景和趋势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在这一进程推动下，各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速度加快，所形成的跨国企业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跨国企业在国际经济舞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其不断地发展壮大，日益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经济国际化在扩大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市场的竞争。而世界市场的竞争通过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所表现。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也通过跨国公司的竞争所表现。因而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再看核武器的多少，而是看跨国公司、名牌的多少。一国拥有的跨国企业数量及其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因此，促进跨国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世纪之交，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的发展，追赶世界经济潮流，跻身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发展成一支重要力量，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
资本国际化运营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散、乱、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系统的发展战略。因此，要促进和扩大它的发展，就必须首先制定科学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关理论和中国综合优势理论、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借鉴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制定和重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是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前提和关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应包括宏观发展战略、中观发展战略和微观发展战略三方面内容。下面将分别论述。
宏观发展战略要依据国情和当代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来制定，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扶持战略、目标选择、时机和序列选择等。
第一节 当代世界对外直接投资
发展的新趋势在跨世纪的经济角逐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纷纷调整自己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竞争使得世纪之交的国际投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
一、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巨增，增长速度加快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经济圈的兴起，圈内的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不断强化，圈外的国家为打破这种无形的约束，先后选择绕过这种壁垒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进入和占据圈内市场份额。这一动机促使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种重要趋势，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达30%以上，以三年翻一番的速度迅猛发展。199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为3470亿美元，1997年为4500多亿美元。1998年高达6640亿美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34000多亿美元。而同期国际贸易额的年增长速度均未超过10%，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也未超过5%。也就是说，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为国际贸易增长速度的3倍，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8倍，并有逐渐替代国际贸易的趋势。或者说全球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已由国际贸易主导型国际分工阶段转变为国际直接投资主导型国际分工阶段。
二、国际直接投资以流向发达国家为主，但发展中国家流入量不断增长对外投资与对内投资一样，需要在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市场经济宏观环境中进行。社会稳定可以减少投资的非经营性风险，经济繁荣有利于增加投资预期经济效益，市场体系完整、机制健全有利于提高投资的综合经济效益。从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看，直接投资大多流向社会相对稳定、市场经济体系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和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据统计，1992、1993、1994、1995、1996年流向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分别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56.1%、57.3%、57.7%、63.9%、63%，投资额1995年为2032亿美元，1996年为2180亿美元。在流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中，投资水平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即国际投资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吸收国际投资最多的国家，近年来年均在800亿美元左右。进入90年代，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掀起了一股新的高潮，其中亚太地区更是外国投资的热点。199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568亿美元，1997年时已上升到1190亿美元，6年增长了两倍。流入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APEC）成员国资本的增长速度尤快，90年代是80年代的5倍，1993年是1990年的4倍。到1996年时，APEC成员国吸收的外资占整个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93%。其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1997年为453亿美元，1998年为455亿美元。可见，发展中国家这几年资本流入来势凶猛、数量巨大，但流入地区也相对集中在几个改革比较深入、经济保持良好势头、政局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三、投资领域转向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及基础设施国际投资的产业分布和结构，自80年代以来明显呈高度化的趋势。其突出表现是：跨国公司投资重心开始由原料工业转向加工工业，由初级产品工业转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转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服务贸易业等正日益成为投资的重点。导致国际贸易也逐渐由产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
金融投资已产业化。目前，全球金融资本已大大超过产业资本，产业化趋向日益突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98%的资金都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和投机活动，在美国的外汇交易市场上，进出口贸易交易额已从50年代的80%下降到90年代的2%。也就是说，有98%的资金都有可能被用来进行跨国股权和非股权投资。投资主体也由工商业资本举办合资、合作企业阶段，进入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新阶段。产权投资、证券投资、控股、购并及基金等已成为投资的主要形式。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保险等服务性行业的投资已占日本、欧洲的对外投资80%以上，占投资美国和美国对外投资的90%以上。
基础设施领域也成为投资的重点，但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重点有很大差异，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侧重于交通运输业、电力供应、通讯设施等方面，对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信息产业的设施建设方面。基础设施领域之所以能成为投资重点，一方面是需求大，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缺口大；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等也需要耗巨资才能完成。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高。世界银行统计：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最高。如世界银行1974～1992年援助的基础设施项目，市场投资收益率达到17%，高速公路高达29%。
四、投资主体集团化，全球市场网络化
国际直接投资的载体是跨国公司。目前，跨国公司已成为集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于一身的“无国籍”巨型经营主体，成为进行国际贸易和技术转让、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据统计，占世界企业总数1%的4万多家跨国公司（其分支机构约28万家）所生产的产值相当于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3，其投资额占世界投资额的70%，它控制着国际商品贸易的2/3、工艺研制的80%、国际技术贸易的75%、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90%、销售额占世界出口额的70%。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经济体系。据此可以预料，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在进入跨世纪发展的世界经济中，必将成为国际投资尤其是生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载体和主导力量。
同时，跨国公司所占领的全球市场经营已实现网络化。70年代以前，跨国公司的发展主要是拓展内部网络，所形成的全球网络公司是内部化扩张的结果。而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环境变化使跨国公司开始联合安排，组建战略联盟，发展外围网络。所建立的全球网络公司是外在的、外部战略联盟的结果。根据调查，美、日、欧大型跨国公司55%的业务来自公司外围合作网络，40%来自公司内部网络，5%来自非合作性交易。跨国公司内外两大网络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构成进行全球竞争的战略基础与经营体系。
这一趋势是对内部化理论的挑战，使之在现阶段已不太适用。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一个巨型跨国公司的竞争地位不再完全取决于公司内部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公司所结成的战略联盟网络的广度和深度。
五、投资方式多样化，但以购并和战略联盟为主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跨国公司自身的资金优势、管理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市场网络优势，使其对外直接投资已突破原来单一股权安排，逐步形成独立、合资、收购、兼并及非股权安排等多样化投资方式并举的格局。非股权安排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要方式，其形式有：技术授权、管理合同、生产合同、设备租赁、合作销售、共同投标、共同承包工程等。但随着近年来的发展，收购兼并、战略联盟又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跨国界、跨洲界的收购和兼并企业已成为绕过贸易壁垒、迅速进入他国市场的主要手段。1992年，全球跨国企业收购兼并共发生1810起，交易总额726亿美元。到1997年跨国购并总额达3400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5%。而现代跨国购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强联合”的合作竞争，而非破坏性竞争。在美、欧、日三大集团之间发生的“强强联合”很具代表性。如德意志银行以97亿美元购买美国第八大商业银行——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以550亿美元兼并美国第五大石油公司——阿莫科石油公司；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以400亿美元完成了对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兼并；日产汽车公司与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的合并等。这些大公司之间的强强联姻，旨在发挥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多种因素的优势互补，迎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建立是投资方式的一种创新。所谓战略联盟是指公司之间基于正式的相互协议而建议的一种商业合作关系。有人称之为代表一种新型的全球性商业模式的“关系企业”，与直接投资、收购和兼并等方式相比，它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的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缩短新产品从设计到正式投产的时间和分担风险。随着同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产品的设计研制周期就显得至关重要，谁能抢先推出新产品，谁便能占领市场，其他同行则承揽了研制成本的风险损失。二是分摊高昂的投资开发费用。现代的高科技产品是一系列技术组合，使投资成本大幅度提高，分摊高额开发投资费用是同行业企业的共同需求。基于上述原因，全球间的跨国公司特别是美、欧、日三大贸易区之间同行业的跨国国际战略联盟得到空前发展。如信息产业间的联盟合作，欧洲三大芯片生产巨头，即菲力普公司、西门子公司和汤姆逊公司联合开发新一代计算机主机、储存器及芯片。1999年4月7日《经济参考报》报道：日本电气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宣布在今年夏天共同投资12亿日元联合开发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W-CDMA”，以争取掌握下一代世界移动通信市场的主动权。总之，战盟联盟已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同行业间的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高科技产业开发、通讯技术研制等领域广泛而迅速的展开，成为投向竞争对手的“洲际导弹”。
六、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
90年代以来，货物贸易、涉外金融交易、技术转让的进一步发展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达成及实施，均为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奠定了基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对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由化改革，以努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由化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在国内立法中，还是在双边层次、区域层次及多边层次签订的有关协议中，都体现出了一些传统、不开放的产业参与到自由化进程中来，向境外转移利润及撤资的限制也已被取消或大大放宽。许多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正在被取消，而对国际直接投资非歧视待遇、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被承认和实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给予外国投资者法律保护以及非商业风险的保证不断加强。
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的一个直接动因和特征是区域经济集团内部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放宽性发展。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取消了重要的投资壁垒，给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投资以基本保障。近年来欧盟不断修改着《罗马公约》，已建立了统一的内部市场，取消了对成员国之间资本流动的任何限制，实现了资本自由流动。亚太经合组织也于1994年出台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约束性投资原则》，这一有关外国投资待遇的非约束性纲领文件，为成长国投资者提供了资本自由转移的保证。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竞争的加剧，这些区域集团内部的投资自由化政策不断“外部化”，从而推动着整个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加快。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
扶持战略企业跨国投资既是企业内在的市场经济行为，也是政府为了实现其职能、国家为了实现其目标和利益的手段。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企业的投资行为，从国家利益目标出发，依据市场经济规则，通过法规、政策及相应措施从宏观上加以引导、协调、监督、管理与扶持，使企业的跨国投资活动能够顺利、稳定、协调地发展。
在第二编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国际比较中已论述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政策扶持方面的差距，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我们应借鉴它们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的现状，制定和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扶持政策。
一、制定总体战略规划
在上节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中讲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将是全球跨国公司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繁荣时代，大规模、高层次、高技术的全球投资活动将获得空前发展。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各国政府都在制定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如前所述，在90年代中期，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都纷纷制定出了21世纪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为此，我国政府也必须及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做出跨世纪的整体战略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在我国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中期发展规划中对此重视不够，应强化到位。如对外投资总规模、产业定位、区域选择、投资主体、投资结构、融资战略、可享受的优惠政策等都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划。
二、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
为贯彻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划，还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来专事对外投资行政管理事务。目前我国对海外投资管理机构不统一，职能分散在几个部门中，相互脱节，难以协调，管理混乱。为此，应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做法，尽快设立一个统一、独立的半官方管理机构，如“海外投资委员会”或“跨国投资委员会”，统一制定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有关战略规划、方针政策、管理措施，要脱离并能协调国家计委、外经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外汇管理局等各部门的工作，为跨国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咨询服务及跨国人才的培养，加强对跨国投资的统一宏观监管，确保跨国投资的各项活动按照国家宏观规划健康稳定地发展。
三、制定全面鼓励的倾斜政策
要扩大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除了加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和经营机制方面的建设外，急需解决的还是投资政策问题。因为投资政策是鼓励还是限制，对海外投资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前面比较中韩国的对外投资发展比较典型，当政府的政策限制变为全面鼓励后，对外直接投资5年内扩大近10倍。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状况也表明：1986～1988年、1992～1997年的两次外商投资高潮，并非因为我国生产要素、市场要素等发生了多大有利于外商投资的变化，而是由更为宽松的政治气候及由此导致的鼓励性政策措施所引致的。相反，我国在越南的投资企业亏损面大，与投资越南的其他国家相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在于政策不够。从全球情况看也不例外，近几年许多国家竞相推出了完善的投资政策。1991～1996年间，各国修正投资法案599项，其中属于拓宽政策限制、有利于外商投资进出入的占95%以上。1997年全球有76个国家对151项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法规进行了调整，其中89%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
1.尽快出台《向境外转移的长线产品目录》长期以来，我国允许对境外转移的长线行业和产品目录不明确，影响着国内企业向境外投资的规划。期盼已久，早已放出出台信息的这一政策至今迟迟未出台，使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指向不明，企业投资行为受阻。
2.经济扶持政策。（1）提供优惠贷款。借鉴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为投资不同产业的国内企业提供80%～100%的优惠贷款。由国家涉外基金和银行提供贷款解决。（2）建立对外投资基金。由基金成员单位注入一笔原始资金，并由基金成员单位委派专业人员组成跨国投资发展基金运作机构，进行具体的投资操作。既可以分散投资者的风险，又可以做到小额资金的集中使用。（3）应赋予我国跨国公司对外金融权。实业型跨国公司越大，它对资金的需求也越大，政府应允许跨国公司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并赋予其对外金融权。（4）放宽生产性跨国投资项目的外汇管制。在目前人民币经常性收支项目自由兑换的既定前提下，建议适当放宽外汇管制，允许投资项目的外汇自由出入。另外，为了鼓励企业用实物资产、专利技术进行投资，对生产性跨国投资项目的实物、技术投资部分实行免收保证金的鼓励性政策。
3.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政策。借鉴美国的经验，在上述建议成立的“海外投资委员会”下，设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可以是半官方的松散型联合机构，由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由外经贸部、研究机构、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国家驻外使馆的商务参赞人员等组成海外投资信息服务部，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咨询和项目论证。这个服务中心的运作可以是政府半额拨款或部分拨款，实行对企业有偿服务的商业性运营，将收入与服务效益挂钩，有利于信息咨询服务质量的提高。
4.减免税收。对投资海外企业实行一定年限的税收减免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税收减免年度一般在5～10年之间。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税收鼓励力度应更大些。对投资海外的本国企业至少应10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返销产品特别是运回的资源产品，免征进口税。对作为投资带动出口的设备产品免征出口关税。同时完善国际税收制度，政府应与东道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投资协议，以维护对外投资者的利益。总之，采用多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跨国企业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对外投资规划开展对外投资活动。
四、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虽然已同100多个国家政府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或条约，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当局签订了避免双重税协定和中外投资保护协定。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立法是针对我国对外投资和中国跨国公司的。可见，我国对外投资立法严重滞后于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处于空白状况，严重地妨碍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从我国已出台的有关对外投资法规看，多是针对企业出国前的审批管理等，而没有完整的对出国后行为管理的对外投资法规。为此，希望政府尽快制定《对外投资法》、《中国跨国公司法》和其他对外投资法规，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规体系，使我国的对外投资有法可依，规范、健康地发展。
五、建立对外投资的投资保险制度
由于东道国和投资国具有不同的地理位置、经济背景、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差异，因而，对外投资比国内投资存在更大的风险性，且这些风险具有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御性。但对外投资风险越大，获利也越高。在这方面，我国应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性运营做法，将国内的各种保险制度扩展到对国外企业的风险保险。政府应支持和协调保险公司建立此项保险业务。对海外投资企业的保险范围、保险额度、期限赔偿比例、保险费收取比例等予以明确规定，这对于大多投向充满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可以让跨国企业放心地从事经营活动。
六、培养大批合格的跨国经营人才
国际投资与经营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人才拥有状况。所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培养和利用，是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要扩大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应看到我国不论是管理人才还是实用技术人才的缺口都相当大。为此，要制定人才培养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如大学、研究机构、合资企业及“海外投资委员会”的下设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等，大力培养跨国经营等的各类人才，以满足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选择
第二章的论述结论已表明，我国是一个具有综合需求和综合优势的经济高速增长大国，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但在多元化的投资目标中应有重点选择。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目标应有四个：
一、先进技术寻求型投资
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可以说是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最佳选择。当然，我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引进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但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对先进技术的封锁和控制，能得到的多是成熟产品的适宜技术，用这种成熟技术改造我国产业结构以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话，只能是一种“等距离”的追赶，起不到缩小差距的作用，也无益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调整。而采取直接购并发达国家的目标企业，则能够全面拥有该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经营方式、产品销售市场等。这种目标投资所需资金多，直接获利少甚至是亏本，属于要付出“学费”的学习型投资，体现国家利益强，需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强和拥有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由国家统一筹措投资，选择适合的国有企业去投资，以保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长期宏观目标的实现。
二、集团市场进入型投资
随着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到21世纪初，各大区域经济集团将基本形成封口，实行区域集团的“体”内循环发展。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各国都在制定集团市场进入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力争在区域集团形成封口之前挤入其内，占领一定市场份额求发展。如在亚洲遭遇金融危机后，美国疯狂购并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的倒闭企业、银行，大力购买不动产业即是其扩大在东亚区域集团内的市场份额、实施全球市场战略的举措。日本在90年代中期制定并着力实施的“全球四总社制”战略，即日本——北美——欧洲——东南亚投资战略，也是以进入三大区域经济集团为目标的全球市场战略。我国现在动作已晚，且进入难度已加大。如欧共体集团，一方面对“体”内国家的企业在贸易、关税等方面不断放松限制，另一方面却对“体”外企业的进入不断加高进入壁垒，进入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对进入的产业、环保要求、当地化率等都有着极严的限制。为此，我们应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加大进入的力度，努力扩大集团市场进入型投资，以确保在各经济区域集团内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三、资源获取型投资
为确保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后劲，仅开发利用我国的生产性资源是不够的，还应从国外获取发展所必需的生产性资源。投资于国外的资源性产业是获取目标资源、稳定供应的有效途径。但要对目前的资源型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在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资源型投资占40%左右，这一比例过高。一方面，对确保进口性资源产业要加大投资；另一方面，没多大必要或国内可替代性的资源应压缩。
四、扩大出口型投资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因素、区域经济集团化使“体”外贸易受阻因素、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势严峻且有不断下滑趋势。借鉴日本在70年代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就是扩大对贸易对象国的直接投资，在贸易对象国设点建厂生产。特别是贸易对象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措施最为有效。因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设立众多的贸易与非贸易壁垒，阻止外国产品的进入；另一方面又制定许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我们正好顺应这一政策趋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保障型投资，既能维护和扩大出口份额，又能享受发展中国家对外资进入的优惠政策，降低进入成本，可谓一举两得。
除上述四种主要的投资目标选择外，其他类型的投资目标可根据我国的需求，在市场机制选择的条件下来适当发展，以满足我们这个经济增长大国不同方面和层次的综合需求。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序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序选择也就是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和序列选择问题。
一、时机选择
辩证地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吸引外资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又给我国提供了一个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各区域集团的极好时机。可以说，世纪末是进入的最好契机。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已两年，难以抵挡袭击的亚洲诸国陷入了经济最低谷，据国际许多权威机构预测，危机的恢复还需2～3年时间。那么，从低谷到恢复的这2～3年，就是我国扩大和进入的契机。其理由为：
第一，可购并日、韩、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在全球各地所建的“半截子”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受到沉重打击。这些1996年经济增长还在5%～11%的国家，到1998年经济增长跌入——3%～——13%，使之本国母公司自身难保，对全球各地的直接投资所建的“半截子”项目则难以为继，纷纷转产退出。这些还需继续投资的海外企业遍及北美、拉美、非洲、欧共体、东欧、亚洲各地。我国可组织国内欲进入上述各地的相关行业的跨国企业去接手购并，借机进入这些区域，还能降低进入成本。
第二，可购并日、韩及东南亚各国的倒闭企业，从而扩大在亚洲区域集团内的市场份额。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98世界投资报告》指出：目前是投资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极好机会，其原因是：（1）金融危机限制了许多亚洲跨国公司向本地区其他国家投资的能力。这正好是其他跨国公司进入的好时机，使它们能够直接打入亚洲市场，或扩大在该地区的业务。（2）东南亚因经济危机引起的某些服务行业的重组正在给外国投资者带来新的机遇。所以外国投资者纷纷流向服务业，尤其是银行、保险和电信业。（3）购并越来越成为外资进入亚洲的重要方式，同1996年相比，1997年外资购股金额从40亿美元增加到130亿美元，上升了两倍多。（4）流入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在这些国家建厂和扩大生产设备的成本下降了。
从这两年的购并实践看，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日、韩及东南亚各国购并倒闭企业，收购受不良资产影响而倒闭的银行，购买不动产等。据统计，仅1998年上半年日本被外国兼并的倒闭企业就比1997年全年增长20%，其中60%是被美国兼并的。
上述情况表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新一轮亚太地区国际分工的格局正在调整或形成，一旦形成后，就要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可见，这个重新调整和形成的过程是个契机，我国一定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趁机扩大向亚洲各国的进入，与美、欧争夺一定的市场份额，重新确定在亚洲区域集团内的重要市场地位。
第三，在第二章中已分析到，当前我国已具备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实力和技术实力。主要是资本实力。其技术投资策略为：对发达和次发达国家可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成熟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投资。可以说，实施上述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时机选择战略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同时，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可以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为期不远了。“入世”也将给中国带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机会。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世界竞争，享有成员国之间的平等国民待遇。另一方面，也给国内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将促使企业加速技术改造，改进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二、序列选择
序列选择也就是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步骤选择。应采取循序渐进和跳跃式发展相结合的战略。
（一）循序渐进发展战略
循序渐进发展方式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从国际化发展过程和阶段上讲，应先培养国内的外向型企业的产品出口，待外向型企业的产品出口有了一定市场、在国外建立了一定的销售网络、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建厂条件也具备时，方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从产品出口对象国向周边国家逐渐发展。（2）从投资区域角度讲，借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先从周边国家投起，因周边国家的投资环境熟悉，历史文化相近，待积累了跨国投资经营经验后，再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3）从投资主体角度而言，不能一哄而上，要先选择各行业中已占领了国内市场，且有拳头产品的条件成熟、有一定规模和优势的企业进行跨国投资。（4）从进入方式角度看，对于政治局势稳定、市场体系健全、投资环境完善的发达国家，可根据具备条件选择独资方式、购并方式或战略联盟方式均可。对于政局不稳或市场体系不健全、投资环境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要以稳妥的方式进入，先从工程承包、劳务出口等项目入手，逐渐熟悉、了解、适应。待有一定基础后，再投资合资、合作项目或独资生产项目。
（二）跳跃式发展战略
跳跃式发展战略适应于以下三种投资：（1）我国传统工艺产品的海外投资，可以说哪里有市场、有需求，就可到哪里独立建厂生产。因要保持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所有权优势，加之需求市场狭小，无需遵守循序渐进方式。（2）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寻求型投资。因这是一种学习型投资，根据我国的技术需求，选择目标市场直接投资于目标市场进入获取。这是一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学习型投资，要打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型循序渐进投资模式。（3）我国的乡镇、私营等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借鉴台湾地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跳跃式发展的成功经验，直接选择目标市场进行投资生产，无须发展到一定规模、经历一定产品出口阶段的循序方式。
总之，序列选择要根据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目标市场和自身的条件进行选择，既不能不顾循序原则一哄而上，也不能不顾创新死守固有模式。要将循序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