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事中要灵活自如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不断探索多种语言风格。有些话，非直言不讳不行，但生活中并非处处都要“直”，有时候把话说得巧一些，这样的语言表达效果会更佳。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在争得中原霸主地位后，逐渐自大起来，而且开始沉溺于酒色之中，没有当年争夺霸权时的那种锐意进取精神了。
一次，楚庄王得到一匹身躯高大、色泽光鲜的骏马，心里高兴极了。楚庄王便从此一心扑在这匹马身上，每日里嗜马如命。不料事与愿违，没过多久，这马便死了。楚庄王非常痛苦。为了表达他对爱马的真情，决定为马发丧，金殡玉葬，以大夫礼葬之。
楚庄王的决定一发布，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许多忠直之士以死相谏，但楚庄王主意已定，谁也无可奈何。正当群臣摇头叹息之际，突然从殿门外传来号啕大哭之声，楚庄王惊问是谁，左右告之是侍臣优孟。于是，楚庄王立即传令优孟进见，问道：“爱卿，何故大哭？”
优孟一边抹眼泪，一边哭哭啼啼地说道：“堂堂一个楚邦大国，有什么事情办不到，有什么东西得不到？大王将自己所爱之马以大夫之礼下葬，不但不过分，而且规格还嫌低了。我请大王应该将爱马以国君之礼葬之，赐以玉雕棺材，好木头做的棺椁，而且要全国老幼抚土掩埋。通知邻国来唁悼。这样让诸侯们也好知道大王您看重马而轻人，这不是很明智的举动吗？”
优孟的话音刚落，群臣一片喧哗，以为优孟之说，十分荒唐。楚庄王一听，却沉默不语，细细品味优孟话中的真意。寻思良久，低着头慢慢地说：“我说以大夫之礼葬之，确实太过分，但话已传出，现在能怎么办？”
优孟一听，马上接口道：“我请大王将死马交给厨师，用大鼎烹饪，放上调料，煮熟后，马肉让群臣饱餐一顿，马骨头以六畜之礼下葬。这样，天下人以及后世就不会笑话您了。”
楚庄王找到了一个台阶下。群臣大吃了一顿马肉，事情也就此了结了。优孟的能说会道，劝阻了楚庄王荒唐的行为，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大臣劝谏不成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心有余而“口”不足。
优孟因侍奉楚庄王多年，深谙楚庄王的性情，知道此时的楚庄王，忠言直谏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获悉群臣劝谏失败之后，采取一种“直话巧说”的策略，先顺着楚庄王之意说下去，自然地在依从中露出揶揄、讽刺之意。先指出楚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度，无坚不摧，任何事情都办得到，应该以人君之礼葬马。这些话在楚庄王听来自然舒服，甚至感谢优孟对自己爱马之情的深刻理解。这样一步一步说下去，楚庄王也不是傻瓜，当然懂得其中的真正意思：大王以国君之礼厚葬爱马，这着实是“贵马”之举，但是在它的反面是“贱人”。优孟正是从称赞、礼颂楚庄王的“贵马”精神的后面烘托出另一相反的意思——讽刺楚庄王“贱人”的昏庸举动，从而把楚庄王逼入死胡同。不得不回头，改变自己的决定。
直话巧说是一种高明的办事方法，通常，你直接说可能起不到想得到的效果，而当你换一种方法，办事的目的就达到了。按理说，与人办事时应该做到坦诚，不说假话，直来直去。而且在现实中，人们口头上也一向把直来直去的性格，作为一种美德，倍加赞赏。但是，更多的人嘴上说喜欢“直来直去”，内心深处却并不喜欢“直来直去”。而当你换一种方式说，将话说巧，把话说到对方的心坎上，这事可能就会办成。
朱元璋称帝后，要册封百官，可当他看完花名册后。心里又犯起了愁。因为功臣有数，但亲朋不少。封吧？无功受禄，群臣不服：不封？面子上过不去。军师刘伯温看出朱元璋的难处，又不敢直谏，一来怕得罪皇亲国戚，惹来麻烦，二来又怕朱元璋受不了，落下罪名。但想到国家大事，不能视而不见，最后，他想出一个方法，画了一幅人头像，人头上长着束束乱发，每束发上都顶着一顶乌纱帽，献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接过画，细品其味，忽然哈哈大笑道：“军师画中有话，乃苦口良药。真可谓人不可无师，无师则愚；国不可无贤，无贤则衰！，原来，刘伯温画的意思是，”官（冠）多法（发）乱！刘伯温此举，不但未伤害到朱元璋的面子，不犯龙颜，还道出了谏言：官多法必乱，法乱国必倾，国倾君必亡。画中有话，柔中有刚，也算是做到了直话巧说的高境界，使听者懂得话外之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社会中，要想获得办事的成功，必须懂得把话说巧的道理。最好在说话时巧妙地拐个弯儿，千万不要信口直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尊，需要面子。直来直去，实际上就是故意不给人面子，使对方心中不快，以致造成双方关系破裂。把事办砸。
实话实说，应该是办事的一条准则，但这条准则有时候并不能起到好的作用。但是，当你将直话进行一番修饰，或换一个角度巧妙地表达出来，可能就会是另一种结果。你会发现，这种直话巧说的技巧，是非常有利于办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