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港油田某工厂曾经有一批“请调大军”，对此，新厂长并没有大惊小怪，更没有埋怨指责，面对几百名“请调大军”，他发出肺腑之言：“咱们厂是有很多困难，我也怵头。但领导让我来，我想试一试，希望大家给我半年时间，如果半年后咱厂还是那个奶奶样，我辞职，咱们一块走！”
这些话语没有高调，朴实无华，既是人格的表现，又是模糊语言的恰当运用。厂长没有坚定地表示决心，而是“我也怵头”；他没有把话说绝，而是“我想试一试”；他没有正面阻止调动，而恰恰相反，“如果半年后，咱厂还是那个奶奶样，我辞职，咱们一块走。”然而，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来“试一试就走”的厂长。相反，人们正是从他那入情入理、心底坦荡的语言中感到了力量，看到了希望。这个工厂像是一个得了狂躁症的病人吃了镇静剂那样恢复了平静，一心要干下去的人增加了信心，失去了信心的人振作了精神。模糊语言在这里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1949年，国共谈判时，毛泽东分别接见一些国民党政府代表，当刘斐和毛泽东谈起共同关心的问题时，表现出对于和谈的前景尚有怀疑，就试探着问毛泽东：
“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回答道。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平和，只要平和就好了。”毛泽东听出了刘斐话中有话，笑着回答道。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一连串的模糊语言，它一语双关，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在这种特殊场合，成了沟通思想而又不致引起矛盾的特殊方法。我们在外交事务中，常常用“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贵国”来回答国外的邀请，“适当的时候”，就是模糊语言，它既显得彬彬有礼、十分中肯，又给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试想若用“不打算去”或“马上就去”或“某月某日去”即非常确定的语言来回答，其效果都不会理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弹性外交”的很好运用。
柔性管理首先要端正思维方式，冲破传统的、习惯了的“非此即彼”的思维约束，寻求两个对立极端的中间状态，使其真正与现实问题相吻合。彻底抛弃“非对即错”、“非社即资”、“非黑即白”等长期困扰我们的违反辩证法的极端观念。
一位伟人曾针对这种“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指出：“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