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如果我们能够用无拘无束的自由目光审视基督教学说和基督会史，我们就一定会发表某些违背一般观念的意见。然而，我们从婴儿开始就被束缚在习惯与偏见的枷锁里，童年时代的印象又使我们的精神无法得以自然发展，并确定了我们的秉性的形成，因此，我们如若选择一种更为自由的观点，以便由此出发，对宗教和基督教作出不偏不倚，符合时代的评价，我们会认为这几乎是大逆不道。
试图作出这样一个评价，可不是几个星期的事，而是一生的事。因为，我们怎么能够用青年人苦思冥想的成果去打倒在两千年之久的权威和破除各个时代有识之士的金科玉律呢？我们怎么能够因幻想和不成熟的观点而对宗教发展所带来的所有那些深深影响世界历史的痛苦与祸福置之不理呢？
要想解决几千年一直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这纯粹是一种恣意妄为：推翻只把追随有识之士的信念的人抬高为真正的人的观点，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主要成果一无所知却要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统一起来，在世界史的统一和最原则的基础尚未向精神显露自己的时候最终从自然科学和历史中提出一种实在体系。
一无指南针，二无向导，却偏偏要冒险驶向怀疑的大海。这是愚蠢举动，是头脑不发达的人在自寻毁灭。绝大多数人将被风暴卷走，只有少数人能发现新的陆地。那时，人们从浩瀚无垠的思想大海之中，常常渴望着返回大陆：在徒劳的冥想中，对历史和自然科学的渴望心情常常向我袭来！
历史和自然科学——整个以准时代遗赠给我们的奇异财富，预示我们未来的瑰宝，独自构成了我们可以在其上面建造冥想的塔楼的牢固基础。我常常觉得，迄今为止的整个哲学，多么像是巴比伦一座宏伟塔楼；高耸入云乃是一切伟大追求的目标；人间天堂何尝不是这样。民众中极度的思想混乱就是没有希望的结局；倘若民众弄明白整个基督教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势必会发生巨大变革；什么上帝的存在，什么永生，什么圣经的权威，什么灵感，等等，都将永远成为问题。我曾经试图否定一切：啊，毁坏易如反掌，可是建设难于上青天！而自我毁灭显得更为容易；童年时代的印象，父母亲的影响，教育的熏陶，无不牢牢印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以致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凭理智或者纯粹的意志是不那么容易消除的。习惯的势力，更高的需求，同一切现存的东西决裂，取消所有的社会形式，对人类是不是已被幻想引入歧途两千年的疑虑，对自己的大胆妄为的感觉——所有这一切在进行一场胜负未定的斗争，直至痛苦的经验和悲伤的事件最终再使我们的心灵重新树起儿童时代的旧有信念。但是，观察这样的疑虑给情感留下的印象，必定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文化史的贡献。除了某种东西——所有那些冥想的一种结果之外，不可能会有其他东西铭刻在心了，这种结果并不总是一种知识，也可能是一种信念，甚至是间或激发出或抑制住一种道德情感的东西。
如同习俗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种思想流派留下的结果，道德是一般人类发展的结果。道德是我们这个世界里一切真理的总和。在无限的世界里，道德可能只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一种思想流派留下的结果而已；可能从各个世界的全部真理结论中会发展起一种包罗万象的真理！可是，我们几乎不知道，人类本身是否不单单是一个阶段、一个一般的、发展过程中的时代，人类是不是上帝的一种任意形象。人也许仅仅是石块通过植物或者动物这种媒介而发展起来，不是吗？人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吗，而且其中不也包含着历史吗？这种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难道永远不会有个尽头？什么是这只巨大钟表的发条呢？发条隐藏在里面，但它正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这只巨大钟表里的发条。钟表的表面就是各个重大事件。指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从不停歇地走动，12点钟以后，它又重新开始新的行程；世界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人作为那种发条不能承载起内在的博爱吗？（这样两方面都可以得到调解）。或者，是更高的利益和更大的计划驾驭着整体吗？人只是一处手段呢还是目的呢？
我们觉得是目的，我们觉得有变化，我们觉得有时期和时代之分。我们怎么能看到更大的计划呢？我们只是看到：思想怎样从同一个源泉中形成，怎样从博爱中形成，怎样在外部印象之下形成；怎样获得生命与形体；怎样成为良知、责任感和大家的共同精神财富；永恒的生产活动怎样把思想作为原料加工成新的思想；思想怎样塑造生活，怎样支配历史；思想怎样在斗争中相互包容，又怎样从这种庞杂的混合体中产生新的形态。各种不同潮流的斗争浪涛，此起彼落，浩浩荡荡，流向永恒的大海。
一切东西都在相互围绕着旋转，无数巨大的圆圈不断地扩大。人是最里面的圆圈之一。人倘若想估量外面圆圈的活动范围，就必须把自身和邻近的其他圆圈抽象化为更加广博的圆圈。这些邻近的圆圈就是民族史、社会史和人类史。寻找所有圆圈共有的中心，亦即无限小的圆圈，则属于自然科学的使命。因为人同时在自身中，并为了自身寻找那个中心，因此，我们现在认识到历史和自然科学对我们所具有的唯一的深远意义。
在世界史的圆圈卷着人走的时候，就出现了个人意志与整体意志的斗争。随着这场斗争，那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个人对民族、民族对人类、人类对世界的权利问题就显露了出来，随着这场斗争，命运与历史的基本关系也就显露了出来。
对人来说，不可能有关于全部历史的最高见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一样都是预言家，因为他们都从内部的圆圈抽象到外部的圆圈。而命运的地位还没有得到保证；我们要想认清个别的，乃至整体的权利，还需要观察一下人的生活。
什么决定着我们的幸福生活呢？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卷动我们向前的事件吗？或者，我们的禀性难道不是更像一切事件的色调吗？在我们的个性的镜子里所反映的一切不是在与我们作对吗？各个事件不是仿佛仅仅定出我们命运的音调，而命运借以打击我们的那些长处和短处仅仅取决于我们的禀性吗？爱默生不是让我们问问富有才智的医生，禀性对多少东西不起决定作用以及对什么东西压根儿不起决定作用？
我们的禀性无非是我们的性情，它鲜明地显示出我们的境遇和事件所留下的痕迹。究竟是什么硬是把如此众多的人的心灵降为一般的东西，硬是如此阻止思想进行更高的腾飞呢？——是宿命论的头颅与脊柱结构，是他们父母亲的体质与气质，是他们的日常境遇，是他们的平庸环境，甚至是他们的单调故乡。我们受到了影响，我们自身没有可以进行抵挡的力量，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受了影响。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感受：在无意识地接受外部印象的过程中，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让习惯势力压抑了自己心灵的能力，并违背意志让自己心灵里播下了萌发混乱的种子。在民族历史里，我们又更广泛地发现了这一切。许多民族遭到同类事情的打击，他们同样以各种不同方式受到了影响。因此，给全人类刻板地套上某种特殊的国家形式或社会形式是一种狭隘做法。一切社会思想都犯这种错误。原因是，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再是同一个人；一旦有可能通过强大的意志推翻过去整个世界，我们就会立刻加入独立的神的行列，于是，世界历史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梦幻般的自我沉迷状态；幕落下来了，而人又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与外界玩耍的孩子，像是一个早晨太阳升起时醒过来，笑嘻嘻将恶梦从额头抹去的孩子。
自由意志似乎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它是无限自由、任意游荡的东西，是精神。而命运——如若我们不相信世界史是个梦幻错误，不相信人类的剧烈疼痛是幻觉，不相信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幻想玩物——却是一种必然性。命运是抗拒自由意志的无穷力量。没有命运的自由意志，就如同没有实体的精神，没有恶的善，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了对立面才有特征。命运反复宣传这样一个原则：“事情是由事情自己决定的。”如果这是唯一真正的原则，那么人就是暗中在起作用的力量的玩物，他不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他没有任何道德差别，他是一根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他看不透自己的地位，如果他在羁绊自己的锁链里不猛烈地挣扎，如果他不怀着强烈的兴趣力求搞乱这个世界及其运行机制，那将是非常幸运的！
正像精神只是无限小的物质，善只是恶自身的复杂发展，自由意志也许不过是命运最大的潜在力量。如果我们无限扩大物质这个词的意义，那么，世界史就是物质的历史。因为必定还存在着更高的原则，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差别无一不汇入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都在发展，阶梯状的发展，一切都流向一个辽阔无边的大海——在那里，世界发展的一切杠杆，重新汇聚在一起，联合起来，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编按：马克·吐温，美国声名卓著的幽默讽刺作家，号称“文学界林肯”。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当过排字工、领航员、淘金工人、记者，有丰富的生活阅历。1867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时署名“马克·吐温”。在长达50年的创作生涯中，佳品迭出。
马克·吐温是出色的演说家，著有《马克·吐温演讲集》，以诙谐的风格和精妙的比喻著称，本篇是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公共教育协会上的演讲。
他幽默而辛辣地谴责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赞扬了义和团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揭露了沙俄企图进一步霸占中国的野心。全篇妙趣横生，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