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是致胜的关键，或明或暗，取决于行动者的心计。一般讲，明可以示假，暗可以为真。这是许多诡秘者的行动绝招。如果只知明斗，而不知暗争，十之八九会导致败局。此为《孙子兵法》“作战篇”之精髓。
【本篇导引。
本篇名为“作战”，实写战前准备的重要性。
由于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即所谓“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所以战前必须认真准备。
同时，为了避免“钝兵挫锐，屈力殚贷”后“诸侯乘其弊而起”，所以“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速战可减少因战多带来的巨大耗费，也可解决补给困难。
其次，要“因粮于敌”，一方面可就地解决给养，另一方面可造成敌方的穷弊，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战争的进程。
另外，要“胜敌而益强”，只要重赏勇士、宽待俘虏，用战利品壮大自己，就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
本篇主题词：兵闻拙速、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
【智慧之源。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经典诠释。
孙子说：凡兴师打仗的通常规律是，要动用轻型战车千辆，重型战车千辆，军队十万，同时还要越境千里运送军粮。前方后方的经费，款待列国使节的费用，维修器材的消耗，车辆兵甲的开销，每天耗资巨大，然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
用这样大规模的军队作战，就要求速胜。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攻打城池，会使得兵力耗竭；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会使国家财力发生困难。如果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实力耗尽、国家经济枯竭，那么诸侯列国就会乘此危机发兵进攻，那时候即使有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挽回危局了。所以，在军事上，只听说过指挥虽拙但求速胜的情况，而没有见过为讲究指挥技巧而追求旷日持久的现象。战争久拖不决而对国家有利的情形，从来不曾有过。所以不完全了解用兵弊端的人，也就无法真正理解用兵的益处。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兵员不再次征集，粮草不多回运送。武器装备由国内提供，粮食给养在敌国补充，这样，军队的粮草供给就充足了。
国家之所以因用兵而导致贫困，就是由于远道运输。军队远征，远道运输，就会使百姓陷于贫困。临近驻军的地区物价必定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得百姓之家资财枯竭，财产枯竭就必然导致加重赋役。力量耗尽，财富枯竭，国内便家家空虚。百姓的财产将会耗去十分之七；国家的财产，也会由于车辆的损坏，马匹的疲敝，盔甲、箭弩、戟盾、大橹的制作和补充以及丘牛大车的征调，而消耗掉十分之六。
所以，明智的将帅总是务求在敌国解决粮草的供给问题。消耗敌国的一钟粮食，等同于从本国运送二十钟。耗费敌国的一石草料，相当于从本国运送二十石。
要使军队英勇杀敌，就应激发士兵同仇敌忾的士气；要想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就必须借助于物资奖励。所以，在车战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并且换上我军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于敌俘，要优待和保证供给。这就是说愈是战胜敌人，自己也就愈是强大。
因此，用兵打仗贵在速战速决，而不宜旷日持久。
懂得用兵之道的将帅，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现代释用。
任何战争都是有目的，或为人，或为财，或为物。同时，任何战争都必须消耗一定的东西，也可以说，任何战争都必须消耗一定的人才、财力、物力。人、财、物是战争的初始，也是战争的终结。为了进行战争，就必须做准备，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
从事企业生产、商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利润也就是人、财、物的化身。为了实现利润，必须进行人力、财力、物力的筹备，通过一定的经营手段才能实现目的。
战争的胜败很大程度上依赖时间，准备需要时间，具体实施需要时间。充分的准备，有效的实施，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在常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充分的准备。有效的实施，无疑会加速战争的进程，这是致胜的法宝。而超乎常情，就是神速。所以说，“兵贵神速”。
企业生产、商战致胜也贵在神速。及时地掌握信息、分析信息，有效地进行操作，必将为利润的最终取得提供保证。如果不及时把握信息、有效操作必将贻误战机，追悔莫及。
对入世后的中国来说，投资国内产业的国外资本往往有着较成熟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资深人才为后盾，这便给了国内各个行业以机会。作为领导者，认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借鉴对方经验，聘用对方人才，必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因粮于敌”。
另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彩电、冰箱和电视机大战中，本来颇有势力的一些大企业，由于长期推行低价政策损失了大量利润，最后给企业的经营管理造成了一系列困难，甚至面临重组和破产。因此企业的运营，商业运作必须讲效率。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兵贵胜，不贵久”。
决策行动拖延的时间越长，相应的管理费用就相应增加，时间成本就越高。同时，由于时间上的延识，失去先机，将丢掉市场，形成连锁反应，损失惨重。
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必须不遗余力地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谁先研发成功，并及时把它投放市场。满足市场需求，谁就会控制市场，争得主动。“货贵及时”，所以，速度是企业命运攸关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名领导者，果敢决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争得了时间，争得了一切。
朱元璋在应天建立战略根据地后，提出基本国策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此一决策对明朝初年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老儒朱升为朱元璋谋划的。朱升提出的战略，集政治、军事于一体，用非常精辟的语言，准确、全面、深刻地指明了朱元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战略方向。朱元璋闻言大喜，全盘采纳了这个战略。
高筑墙，首先是指要有一个强大和巩固的战略根据地。战争是人力、物力的较量，人力、物力的来源离不开牢固的后方补给。因此，能否建立一个强大巩固的战略根据地，就关系到朱元璋的部队能否在元军和群雄割据势力的包围中站稳脚跟，求得发展，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朱元璋选择应天及周围地区作为战略根据地来“高筑墙”是比较得当的。一是应天与淮右连成一气，唇齿相依，朱元璋及其主要将领和谋士多是淮右人，下级军官与士卒也大多来自这一地区。立应天，淮右为本，大部分将帅、士卒为保卫家乡而战，无疑可以激发参战的热情，对稳定军心十分有利。二是应天临江依山，周围多丘陵，地形十分险要，是东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应天，可瞰制江淮和浙北。三是应天及其周围地区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支持战争的潜力十分巨大。朱元璋对建设战略根据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采纳朱升的战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势力范围边缘地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从稳定、巩固应天的需要出发的。尔后，对应天本身的城防也进行了大力加固。后来，朱元璋就是在应天以固若金汤的城防，抵挡住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陈友谅的10万舟师。在统一战争的全过程中，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一直没有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又为战争提供了极大的支持。这都说明朱元璋在建设强大的、巩固的根据地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高筑墙，也是指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不是仅仅用来防卫的，主要的是用来主动进攻的。其一，建设一个稳定、巩固的战略根据地，其本身就包括了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否则，在群雄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下，任何根据地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战略根据地的稳定和巩固，首要的、关键的条件就是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保障政治、经济和其他建设顺利地进行。其二，朱元璋及其将领谋士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安于现状，满足既得利益而无远大抱负的领导集团。朱升的战略之所以很快被朱元璋采纳，是因为朱元璋早就有欲图大计、平定天下的远大抱负。那么，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根本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保卫根据地，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战略进攻的需要。
广积粮。朱元璋占据的江淮地区盛产粮食，按理说粮食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广积粮呢？元末的江淮自然灾害十分严重，而且次数较多，持续的年头又长，使这个粮仓变成了缺米之仓。许多劳动群众连自己都吃不上饭，哪里还能拿出粮食来支持起义军呢？面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制订了“且耕且战”制度。他任命元军降将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由其负责兴修水利，要求做到高地不怕旱，洼地不怕涝。接着下令各部队都要在驻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并且立下章程，规定以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要求各部队的生产除了供给自身的需要外，还要做到有存粮。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使朱元璋彻底改变了缺乏粮草的局面。他的部队丰衣足食，对战斗力的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且耕且战”实际上就是屯田制度，并非朱元璋独创，而是由来已久。但是这一制度被朱元璋运用得如此彻底，如此全面，如此持久，解决了如此庞大的军队的粮食所需，支持了如此持久的统一战争，可以说在朱元璋以前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缓称王。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独立反元的政治色彩，最大限度地降低元王朝对己方的关注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以及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保存自己，积蓄实力，求得稳步发展。为此，朱元璋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使用的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连斗争口号也不改变。朱元璋担任的职务，从江南行省平章到后来的吴国公，都是小明王敕封的。直到消灭陈友谅，北方红巾军也失败以后，他才称吴王，但发布文告，第一句话还写“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免得引人注目，遭受打击。元王朝苦于力量不足，只能对目标大、影响广的自立政权首先实施重点打击，光这类政权就有三四个，根本顾不上对付朱元璋这类附属于某一政权的势力。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种有利的客观形势，加强扩展地盘，壮大力量，成为统一战争的主宰者。缓称王不是不称王，关键在于选择有利时机。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的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集团十分有利：北面的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即使反目，也已不足为虑。元军主力在与宋军的决战中大伤元气，又陷入内战之中，无力南进。反元阵营中势力最为强大的大汉政权已经被朱元璋消灭。东面的张士诚已属惊弓之鸟，处于明显的劣势。四川的明五珍安于现状，没有远图，构不成大的威胁。依据这种客观形势，朱元璋凭借广阔的版图、强大的军队，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图而自立为王是非常适宜的。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个非常英明正确的宏观决策，它引导朱元璋集团从胜利走向胜利。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就在徐达统领北伐大军攻克山东的凯歌声中，朱元璋在应天登上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善于根据现状判断，果敢决策，是万事成败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