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驻华公使利用长期居住北京，接近清政府统治中枢的有利条件，积极活动，施加影响，以便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的操纵更加得心应手。那位曾因提出合作政策而得到英、法、俄等国公使支持的美国公使浦安臣就支持、怂恿清政府镇压民众斗争，维护其统治秩序，使清政府保证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规定，从而达到控制清政府的目的。不仅如此，他还曾表示如果需要，自己愿意充当中国的外交使节。所以，当清政府打算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去欧洲及美国访问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讠斤、文祥便邀请了退任的美国公使浦安臣参加这个外交使团。在奕讠斤等人看来，浦安臣处世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可见，这位美国公使还是很会玩弄外交手段的。
在接受邀请时，浦安臣慷慨陈词道：“当世界上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破天荒第一次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请求一个最年轻的国家（通过它的代表）在这一变革中起中间人的作用时，我认为这样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而实际上，他是为了美国的实际利益及文明，才接受这项邀请。就这样，在1868年2月25日浦安臣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大臣”的身份，率领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离开中国赴欧美等国访问。在这个使团中，还有英国人柏卓安、法国人德善。
这个外交使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德、俄、荷兰、葡萄牙等国，代表中国的清政府呈递国书，办理交涉，签订条约。7月28日，浦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浦安臣条约》），在这个完全是由西华德根据他自己在当时环境下认为正确而适当的看法草拟的条约上，浦安臣不顾自己未曾被赋予在国外谈判条约的特殊使命的现实，事先也未征得清政府的同意，就自作主张，擅自签字了。条约中明确规定：中美双方人士前往对方国家，或愿意常驻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鼓励中国苦力华工向美国出口。这完全是根据美国的利益炮制出来的。当时，美国正在积极开发西部，建筑横贯东西部的铁路，亟需大量的劳动力，而华工就是美国理想的劳动力大军。他们不仅勤苦耐劳，安分服从，而且工资低廉，远远低于任何白种工人。在该条约中，美国人的利益和需要得到充分体现、尊重，而清政府对华工出国所持的一贯反对的态度被丢到九霄云外。
本来，一国派外交代表进驻另一国首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惯例，但是，外国公使驻京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友好交往实现的，而是外国侵略者利用战争，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并单方面实行的。不平等条约给予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以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干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良机和维护、扩大侵华权益的长期可靠保证。
上帝使者的“福音”
当传教、信教自由等内容被硬塞进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之后，被查禁120多年的天主教正式弛禁。那些披着黑袍的上帝福音的传播者们便可以明正言顺地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圣人的故乡――中国四处横行。这不啻是西方传教士的一大福音，所以，兴奋异常的传教士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急忙写信向国内报告：“这封信带给你的消息，一定会使整个基督教国家所有的差会朋友们深感兴趣。这个辽阔古老的帝国，不管它的闭关政策，自负的傲慢，对一切外国的极度轻蔑，已经首次被迫打开了它迄今不能渗入的地区……就这样，中国几乎出入意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尽管如此，列强还不满足。法国侵略者在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本上还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内容，为进一步扩大对华宗教侵略制造依据。正是由于有了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那些到中国内地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们，私自潜入内地，秘密传播宗教的种种行为一下子就都合法了。而且，他们深入中国内地城乡，进行传播宗教的活动时，每人都带着一份驻华公使发的护照。法国公使发的护照上写着：
“大法国钦差驻扎中国总理本国事务全权大臣，为发起执照保护事。兹因遵大清国大皇帝，大法国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于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及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在天津、顺天两城内，设立和约章程第六第八前后等款。故本大臣将此执照，交付本国人天主教之教士某某收执为据。本大臣因深知某某教士，系我国名士，德才兼优。所以请烦大清国执政大臣及各省文武官员，边疆大吏，自此以后，传教士某公，在四川省来去传教居住，无论何处租买田地，建造天主堂屋宇，均听其便，丝毫不可留难，当以宾礼相待，并望随时照料。为此本大臣给发此照，凡属大清国辖内外各处，咸宜遵照勿违。右付传教士某某。”
因而从1860年开始，来华传教士较前有大幅度的增加。据不太完全的统计，在1844-1858年，约有52名传教士来华传教，其中在西南、华北各地传教的法国教士分别是11人、12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教的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共16人。他们不仅人员较少，活动区域也较狭小，而且都在秘密状态中从事传教活动，不能公开。可到1860年以后，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天主教传教组织急剧膨胀，到1870年约有250名欧洲神甫，15年之后，又上升到488名，至1900年高达886名。教徒人数迅速增加，由1840年以前的25万人，1860年增至40万人，1900年已近75万人。基督教的发展速度也同样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深入内地，要从零开始，但内地开放仅4年，就已有189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经过10年发展，到1874年有436名传教士，至1889年约有1300多名传教士在华传教。教徒人数猛增，1860年有教徒约2000人，至19世纪末便增加到8万人。因为传教士们准备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所以说截至19世纪末，在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外籍传教士3200多人，建立教区40多个，教会60多个，招收习教者80多万人。
来华的传教士们不仅人数增多，而且活动更加猖獗，范围不断扩大，教堂林立。仅山东一省在90年代中期就有大小教堂1300余所，教士150多人，教民8万多人。在曹州、东昌、济南等地区，平均每一个乡都有3！4所教堂。与山东相邻的直隶，共有各种教堂2290所。而江苏省也有大小教堂608所，其中松江府有243所，太仓直隶州也有116所。到湖南传教的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人数多达400余人，包括20个教派，而教区的划分，主教府、教堂的设置及其活动方式等也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较大的教堂一般是由外国传教士住堂主持，中国教士协助，较小的教堂也都由外国传教士巡回布道，因此教会势力不断扩大。仅以天主教为例，在20世纪初，共有大小教堂及联络站156处，华洋教士23人，教徒8376人。至1919年华洋教士增至56人，教徒多达30605人。而天主教在四川省发展极快，鉴于1860年以后教会势力急剧膨胀，罗马教皇将四川一省分为3个教区，由3位主教经理，有洋教士37人，华教士57人传教。到1892年共有天主教教堂161所，布道室1239处。到20世纪初，仅天主教洋教士就多达340余人，其中法国传教士230多人先后入川传教，教徒约10万多人。基督教是在1876年以后入川活动的。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863年到1909年，由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来四川传教的洋教士竟多达515人。
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加紧对华政治、经济侵略的需要，传教士们还组织了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宗教活动的团体。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的中华内地会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这个依恃不平等条约而组成的中华内地会，要求传教士在生活、起居、衣着等各个方面都尽量中国化，和中国人打成一片，面向全中国的所有内地城乡，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福音”。因此，中华内地会的传教士竞相到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新疆、西藏等地从事传教活动，深入内地行程3万公里。到19世纪末，该会在中国的传教士约有650名，在全中国布满了270个传教站，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最大差会。
这些到中国来传播“福音”的上帝使者们，并不都是那么醉心于上帝的教诲，完全沉浸在宗教世界里。或许恰恰由于宗教是人类灵性的异向表现，所以口念圣经的传教士们，在传达耶和华声音的同时，也尘缘未了，与凡世俗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在中国所获得的一切，并不仅仅是凭仁慈上帝的威力，而且还靠《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更有甚者，许多传教士不仅以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而且还要超越条约的规定，攫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用西方的宗教精神占领东方。一个传教士毫不掩饰地说：“我确信，全体传教士将会接受这样的心情，即不仅要追求我们的条约权利，而且，如果需要，还要追求条约以外的权利。基督教来自上帝，整个中华帝国都在上帝统治的范围之内，我们奉命要对全中国传教，就应当容许我们在整个中国传教。所以，如果不被容许，我们有权可以‘照会’中国容许。目前所签订的条约已经准许我们去，我们就可以去，而且可以正当地请求给予条约保护。如果条约过于限止我们，我们可以越过条约，而且必须要越过，如果上帝保佑给予开路并赐给我们力量去做的话。”这些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
其一，许多传教士为外国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搜集情报，甚至直接为侵华服务。他们为适应列强将对华传教作为侵略扩张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需要，也将宗教使命置于政治使命之后，不惜以上帝使者的身份，干起罪恶勾当，成为列强侵华的左膀右臂。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就公开承认并肯定传教士的特殊作用：“他们所作的努力，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若没有他们充当译员，公事就无法处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就简直无法履行我的责任。”
由于传教士们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城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能直接接触中国的官吏和乡民，较多地了解中国。而他们将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的有关中国各地政治、经济、人文、历史等方面的情报搜集到一起后，报告给各国领事、公使及其政府。对此，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也大加赞赏，以为“这些先锋队（即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连美国国务卿斯汀生也承认美国有关中国最普通的消息，都来自传教士。
当1860年英、法侵略者又进一步准备进犯北京时，俄国东正教第十四届驻北京传道团修士大司祭固礼急忙派人从北京给在天津的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送去情报：“务请大力说服英国人从速前来北京，中国现已极度虚弱。”不久又为伊格那提耶夫通风报信：清朝政府“正在通州集结重兵，皇帝的全部重炮队已从北京调往天津，并在京城内和京津之间的道路上部署了大量的步兵”。在英、法侵略者进犯北京时，东正教传教士还为他们提供北京地图和北塘至北京的交通图，深得褒奖。
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纷纷出场同清朝政府官员办理交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丁韪良、卫三畏等人帮助列卫廉起草中美《天津条约》，提出比英国人更严厉的要求来，使额尔金不能不为之吃惊。法国传教士艾美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擅自增加字句，伪造条约依据，想通过人力来助长在中国的教会势力。他除擅自增加条约字句外，还强令将“给还旧址”也写进不平等条约。俄国东正教大司祭固礼等人参与中俄《北京条约》谈判。可见，传教士们为了扩大侵华权益不遗余力。此外，还有一些传教士在出任外交公职后，更是变本加厉地为本国攫取在华侵略权益，就连在公使馆、领事馆中并不担任要职的传教士也常常以政府外交代表自居，“攘夺权利，无所不为”。
其二，许多传教士采取各种手段，勒索霸占土地房产。他们依恃中法《北京条约》有关将以前没收的教堂、田产、房屋等财产全部退给教会的规定，到处肆意讹诈，大量霸占土地房产，掀起一股又一股强夺、霸占土地房产的狂潮。传教士们擅自跑到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多个省的许多地区，随意指控，拼命勒索，以还堂为名非法强占房地产。在直隶，传教士们编造出所谓的72处旧址，要求给还。在江南，他们只提15个县府名称，连具体处所都不说，便强命勘址给还。在山东，传教士让教徒以暴力驱逐居住在旧址的民众，强占房屋地产，分文不给。
根据中法《北京条约》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传教士们积极活动，不择手段，极尽欺骗、强占、讹诈之能事。1864年美国传教士密尔斯看上山东蓬莱县东门黄寡妇的产业，以租赁或购买为由，企图强占。当遭到坚决拒绝后，竟然雇用多名泥土工人，拆毁该宅，另行修建。应该说，他们都很“善于治生，广置田宅，经营蕃息，风至云兴。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赁屋，概凭大道生财。”他们进行这类交易时所采取的手段，以买、当、献、换等最为常见。所谓买就是利用灾荒和农民生活困难，以极低的价格购进大片土地。当产的原因很多，或为教堂办学、设置教友活动场所；或为生活所迫，将土地房产当给教堂，不仅价格很低，而且条件极为苛刻。而献则是教堂设立名目，由中间人说合，无偿占有农民的土地房屋。为了使教民的土地房屋变成教堂的产业，传教士们还采取了先占用，然后再立献契约的方法。他们甚至引诱不法教徒捐献公产，包括庙产及亲属产业。至于说换，实质上就是占地。总之，传教士们在农村就以占领垦地的方式召佃开垦，在城市便购置房地产出租。
全国的许多城市特别是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都受到这股狂潮冲击。镇江是根据《天津条约》于1861年开放为通商口岸的，教会势力向这里大肆渗透，教会机构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每个教派又都抢购地产，建造漂亮的房屋。一时间，这里的传教士竟然比教徒还多，教会成为最大的房地产主，数以万计的镇江居民靠租用教会房产生活。在北京，教会势力也拥有大量的房地产，进行多种经营活动，仅在西单牌楼以南、宣武门内外，就有130家店铺是属于天主教的房产，由教堂名正言顺地收租获利。在中国其他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重庆等地，也都有属于教会的房地产。因此说，凡是教会势力频繁活动的地方，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有属于教会的房地产。据雷麦估计，1900年仅天主教在中国所拥有的房地产，价值为3700万法郎，约合540万美元。
为了扩大势力，牟取钱财，许多传教士还四处活动，强占土地，硬立田契。从1860年以后，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直隶、山东、陕西、河南、奉天、广东、黑龙江等省的许多地区都发生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霸占田产的事件。如法国天主堂在直隶献县、河间、深州、交河、邢台、武强、任邱、肃宁、安平等地掠得大量土地房产，共计为5975多亩土地，3329间半房屋。而四川西部各县的30万亩良田也被传教士掠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数量更多，生产、生活水平下降；多少人因此而破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传教士们对此全然不顾。他们将霸占来的土地除建筑教堂及附属机构外，也让教徒耕种，迫使教徒像佃农一样将收成的40%！80%交纳给教会，进行剥削。
应该说，在来华传教士中，不乏虔诚的宗教信徒，忠实于对上帝的信仰，以坚定的信念致力于传教事业，不辞辛劳。同时，也不否认在来华传教士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没有受充分教育的机会，又在本国找不到出路。他们来到中国，为的就是享乐和抓钱。因此，传教士们也从事着各种远离宗教的职业，以牟取暴利。他们开设印刷厂、订书局、实业学校、工厂、商店及诊疗所。他们充任医生、宗教书售卖人、报纸通讯员。他们开设旅馆、饭馆，招待过往客人，制造各种各样的家具，公开售卖。他们向商贾收税、鬻卖执照。在他们眼里，服务教会纯粹为面包问题，凡可以赚钱的事情，无一不可兼营并进，至于说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也在所不惜。
其三，许多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激起普遍的怨恨。贵州天主教主教胡缚理在很早便潜入内地传教，《北京条约》签订后立即摆出征服者的姿态，横行无忌。他耀武扬威地到巡抚衙门去呈送执照，宣称自己有条约保护，可以在内地任便传教，地方官不得干涉。1861年，为了庆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他又乘坐紫呢大轿，雇用一批吹鼓手，安排了盛大的仪仗队伍，一路吹吹打打，招摇过市。不仅如此，胡缚理还擅自由官驿递送照会，保举崇洋媚外的封建官员，无理要求撤换对教会并不俯首帖耳的地方官。他不知天高地厚地出示谕令要各属举办团练，以一省封疆大吏自居。
可见，传教士们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僭越权柄，对清朝政府官员的声望和权威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有时是由于不平等条约给予传教士特权地位及其权力所造成的，因为传教士一旦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就可以直接从清朝政府那里得到赔偿。而有时是由于传教士们滥用不平等条约给予他们的权力，越过条约的规定。天主教传教士们在1860年以后，往往为了教徒的利益而干预地方的法律程序，为争取中国人入教而无所不用其极，对清朝政府官员构成严重威胁。他们无视中国的主权，凌驾于各地地方官之上，与封疆大吏相抗衡。有的还自称是巡抚，公然要求各级地方官全都服从教堂的指令。一些传教士还私建武装，构筑堡垒，订立法律，设置牢狱，包揽词讼，庇护不法教徒。
传教士在各地大肆招收教徒，不分良莠，网罗地痞流氓。他们拉人入教的手段很多，或者是强迫中国人入教，如不依从，便加以诬陷，使其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然后达到目的；或者是用金钱、财物来收买；或者是在以各种小恩小惠拉拢的同时，还把治外法权延伸到教徒身上，使一些不法歹徒、流氓无赖托庇于教会，鱼肉乡里。当然，入教的中国人所处阶层及入教的目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有位传教士就曾得意洋洋地写道：“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教外人，怀着最可笑、最不相称的动机涌来我处：有的看到我们行慈善事业，因而要求进教，有的是为了可以不劳动而有穿、有住、有吃，或认为至少可以分享一些哀矜而要求进教，有的人犯了法，也要求进教，为的是希望在打官司时，得到救援与解脱。事实上也如此，尽管时局不靖，人们也不敢和教友打官司，因为只要神父一句话，往往就能解脱无辜的被告者。”
这说明，在传教士的庇护下，那些流氓无赖有了教徒名分后更加有恃无恐，作奸犯科，无所不为。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凌侮，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缴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不出资筹办地方善举，或不缴纳团保经费，或因公事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他们穿着西装，坐着轿子，到处招摇，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特别令人愤愤不平的是，有些教徒还乐于依仗教会的势力，同百姓打官司，而传教士也纵容、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传教士能够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做出偏袒教徒、颠倒是非的裁决。于是，凡教中犯案，传教士们根本不问是非曲直，一味庇护教徒。所以平民百姓总是受屈，教徒总是获胜。传教士们直接插手教徒的诉讼案件，极大地刺激了那些流氓无赖，为非作歹，无所顾忌。
传教士们除了慷慨激昂地攻击中国是人类文化惟一泉源的思想，攻击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以外，还鼓动中国教徒背弃中国传统礼俗，不敬祖宗，不拜天地，触及中国人的社会伦理道德观。不仅一些士人激烈反对，连绝大多数民众同样也讨厌这种说教。“他破坏了家庭；他干涉了祭祖仪节；他把那已经深入在他们生活中的佛教和道教的仪礼说成是邪教，而对于他们传统的先师孔子的训迪，并不称之为‘圣’；他要求他的教徒们，对于本乡村和家庭的祀典的维持，停止贡献；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外国的宗教’，而这个外国宗教，除了那些入教的信徒之外，没有人承认它在任何方面比那些在中国流行的各种宗教更见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