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规划以南京城里的皇城、宫城为设计蓝图，所以北京与南京的总体设计在很多方面一致，甚至宫殿和城门的命名都一样。但也有不同之处，北京外城呈凸字形，而南京外城则是不规则形。故宫在北京城正中，中轴线将北京城分为对称均匀的两部分，而南京皇城和宫城不在外城中央，尽管有中轴线的作用，但也不如北京城那样整齐、对称。北京城虽然与南京城的设计思想一致，但在城区规划、道路交通、城市规模及街道布局上，均优于南京城。并且同样是紫禁城，在具体宫殿的设计建筑、造型技巧上，北京故宫也同样优于南京的紫禁城。
故宫、北京城的整体布局不同于其他都城的整体布局。这种不同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和历史时期不同所造成的建筑手法的差异，像唐代的浪漫主义手法和北宋的挺秀风姿就不同于北京城的庄严格调。但在本质上，中国历代都城的设计思想是一致的，即突出它的政治功能，并使它兼具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交通中心的多种职能，在平面布局上，北京城突出了中轴线的格式，将故宫置于北京城的中央，突出了将皇城宫室作为主体的设计思想，城市的街道系统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南北纵横交错，街道布局合理而又有秩序，因中轴线和街道布局将城市划分为对称的东西南北区，皇室、行政区、商业区、居民聚居区各有居所，井井有条。
北京的建筑体现了等级森严的礼制观念。它按照《周礼？考工记》的都城设计原则，将天子所居的故宫置于城市中央，以故宫为平面“坐标系”设立其他建筑群。故宫左前方为太庙、右前方为社稷坛，太庙象征着宗法血缘，社稷代表国土。故宫外前方是朝，即政府行政区，朝在宫之前，君王南面，群臣北拜。市场和居民区分布在故宫四周，与故宫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得闯入宫殿禁地，又在位置上起到拥戴故宫的作用。北京城的平面布局，自南至北形成一个强烈的中轴序列，两边对称排列着其他建筑，并且太和殿的宝座恰好设在全城的中轴线上。这种浓烈的礼制气息，与当时宋明理学大兴，儒学规范更为深入地溶于民族灵魂不无关系。
然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建筑则与北京城不同。十五六世纪我国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时期，而在西方，则资本主义思潮兴起，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展开，它象征着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文艺复兴运动推崇人文主义思想，强调理性和对现实生活的追求，这些基本精神在建筑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被随后兴起的巴洛克建筑所取代。“巴洛克”原指未经雕琢的外形不规则的珍珠，后来以此指称这一时期建筑的特征。巴洛克的建筑追求一种空间意境，这种空间意境以曲折的形态和华丽的装饰，表现这一时期人们醉心于自我感受的特点。法国的巴洛克建筑体现出古典主义政治思潮，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法国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卢浮宫位于巴黎市中心，是路易十四的皇宫，南北宽200多米，东西长近千米，内部建筑和广场十分豪华、辉煌。巴黎在路易十四时得到了大的发展，以卢浮宫为中心的建筑群和香榭丽舍大道为骨干的主轴线的城市结构在此阶段基本形成，同时巴黎还兴建了胜利广场和路易十四广场作为城市的出入口。从建筑形态来说，卢浮宫的东立面形象最有代表性，法国建筑师完全按照古典主义原则和手法设计了这个立面，这种建筑手法符合当时的文化倾向。
凡尔赛宫也是当时的代表性建筑，它位于巴黎西南的凡尔赛城，建成于1756年，由路易十三的猎庄改建而成。王宫由宫殿、花园和放射性大道三部分组成。宫殿部分南北长900米，包括镜殿、战争厅、女皇厅等，路易十四厅位于中央。花园设有东西主轴，长3公里。自宫殿东面放射出去的大道有一条通向市区，另两条通向另外的离宫。它的放射形的道路象征它是法兰西的中心，而这种形式后来也被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皇城所仿效。凡尔赛宫的布局以巨大的几何形花园为背景，在中心位置设置王室的各种建筑，突出了君主的权力。
法国巴黎城市和王宫的布局运用巴洛克建筑手法，以形象的丰富性，反映出财富的含义，炫耀荣华富贵；应用变幻扭曲的形象，衬托出热闹非凡的场面；并在对称、均衡、节奏等造型下显示出庄严雄伟的气氛。巴洛克建筑为贵族服务，显示他们财富与愿望的满足，无论整体布局还是设计思想都与北京城不同。巴黎城建筑体现出的古典主义思想，完全不同于君主专制的封建主义思想，尽管当时法国也是王权统治，但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个性解放，理性主义冲击着封建主义，使巴黎城的整体规划和设计思想虽然尊崇王权但却突破了封建主义观念的束缚，体现出新兴资产阶级贵族的审美情趣。欧洲其他国家都城的建筑布局也基本如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建筑艺术上也充分表现出来了。
神圣威严天安门，变化方圆包地轴
西方古代的人生观：天是天，人是人。
中国古人则讲“天人合一”。“天之神奇”，“地载万物”，天神、地灵、人君，天地人和。西汉司马迁写《史记》就在于“究天人之际”。
西方人以“十”为完美；中国人视“九”及它的倍数八十一为“极数”。
盘古为“天地万物之祖”，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地”者，“宇宙”也；“宇宙”者，建筑也。天神、地灵、人君，天地人和，中庸一统的思想文化，无不反映在神授皇权的天子皇宫及其四周各种建筑物上。
天安门高大雄伟、庄严肃穆、威严天下。
紫微宫垣，天子常居，高墙厚壁，不可逾越，层层殿门，森严禁地。“变化方圆包地轴，君王元裕统天下”。任何诏令、恩威只能来自重重宫殿里的神圣天子君主。
一般以为，建筑就是房子。但建筑和房子却不是相同的概念。建筑不仅仅是一个供人们进行生活活动的场所，也不仅仅是一个由人所创造的物质对象，而且还赋予了它思想文化的内容。建筑不仅本身是一个文化对象，而且它还比较全面地关系着人类文化的其他领域，并映射着这些领域。北京天安门作为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是一种限定空间，又沟通皇宫内外的物质对象，它以高台高楼、歇山重檐、十兽压胜、黄色琉璃瓦、五个门洞、五座金桥、两对石狮、长长御道、森严空旷的一种建筑形态，用文化艺术语言表达了封建社会神授皇权的至高无上。天安门后的紫禁城各种建筑及周围天、地、日、月、太庙、社稷各坛等，无不体现着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大一统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并发挥各自的政治功能。
天地人和
天安门把天子皇权功能表达得十分完整、清楚，“受命于天，安定天下”，天安门广场两边千步廊外的各部院、将军统帅、寺监大臣都得到广场门前来听候诏令，去执行皇帝统驭天下的重大任务，明、清两代皇帝每年正月十五、冬至两次去天坛汇报，求得上天的保佑。天坛四周古柏森森，烘托出祭天所需要的神秘、肃穆气氛，以显示封建统治皇帝的天命神权，以此来欺骗人民，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
西方古代的人生观是“天”“人”各一的，天是天，人是人，天是人认识的对象，人有时不得不匍匐在天的脚下，天人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于是，便有浓烈的悲剧观念、崇拜观念，有日神与酒神精神；作为历史性的反拨，有人对于“格物致知”的古代自然科学的昌明，有以后18世纪“浮士德式”对人生的苦苦追求，有近代尼采式的“唯意志”，这都是天人分立观在哲学上的表现。
中国古代特殊的哲学观、人生观则是“天人合一”。在《周易》中企图对包含自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做出一种总体性的概括和说明，建立一个世界模式。古代先哲习惯于将“天”“人”放在一起加以思考，认为宇宙之根本原理，亦即人生的根本准则；宇宙自然之理，是人生社会之理在天上的返照；人生社会之理又是宇宙自然之理在地上的俗化。早在商周时期，就把天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最高统治者――周王则为受天之命而王天下的“天子”。但是，夏、商、周交替，都相继变革了天命，于是，便出现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观念，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既要顺从天命，又要适应人心，才能维持“天命”。西汉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天、人的关系理论，提出“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故“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以类合之，天人一矣”。这种古代“天人合一”的人生哲学，一直沿袭到清代都没有什么改变。明代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便是一部天人合一的传世小说，人间有皇帝，天有玉皇大帝；管理人间各种事务的大臣官员，自然形象，宗教人物，都在天上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职位。天有宫阙，人间有紫禁城皇宫，并且天子皇宫又是按杂糅的儒学礼制修造的，视为人间天堂，京城、皇宫形成一个“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的整体。
神坛与皇权
古代的人们对自然界的力量无法抗拒，也不能认识和做出科学的解释，只能求助于天地、祖先、诸神的保佑。这天地、祖先、诸神合一的文化心理，可以说深入到民族的灵魂骨髓。谈宇宙，往往从人的心理角度加以附会，“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说人生，又要到天、自然那里去寻找根源，“人之身，首而贞，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呼吸，象风气；胸中达和，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四方，地形之象也”。真可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所以，除了天地、祖先崇拜外，还对日、月、雷雨、山川、农作物等进行崇拜，而且这些崇拜的主祭权一直掌握在天子人君手中，作为天授神权的象征。
位于正阳门东南、永定门内侧的天坛，是明、清皇帝祭天的地方。祭天典礼在我国由来已久。因为皇帝自命为天子，受命于天，所以每年必须定出时间向天汇报及祈求“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祭天典礼被列为大祀之首，天坛宫坛基，朝南成圆形，以象征天。由丹陛桥往北是祈年殿，往南是皇穹宇和圜丘；南面建筑物的围墙是方的，北面的是半圆形的，象征“天圆地方”。皇穹宇是存放“昊天上帝”牌位的地方。每逢祭天，牌位移到圜丘坛，祭祀时以日、月、星辰、云、雨、风、雷诸神从祭，皇帝的祖宗配祭。有时遇上大旱，圜丘坛还举行求雨的祭祀。
位于安定门外偏东的地坛，又名方泽坛，是明、清皇帝每年夏至祭地的地方。由汉白玉筑的两层方坛，每层高2米即6尺，正如九代表天，六是代表地的数目。
位于天安门西的社稷坛是明、清皇帝祭祀社神和稷神的地方。坛是白玉砌成的三层方台，象征“地方”之说。坛上铺五种颜色的泥土：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含义，并象征金、木、水、火、土是万物之本。祈社神和稷神，原是古代祭神仪式之一，只为祈祷丰年，后来的封建帝王自许为“受命于天”，就把“社稷”说成是国家的象征了，每年春秋仲月上戌日清晨，必须祭祀。
位于天安门东的太庙是供奉明清皇帝祖先牌位的地方。每逢登基、大婚、凯旋、献俘等大典，皇帝都要出午门到这里祭祀祖先。有特功的大臣可以配享太庙，这是封建人臣官员的最高荣耀。雍正帝临终前遗嘱鄂尔泰、张廷玉两臣死后可以配享太庙，然而后来乾隆帝却取消了张廷玉的这一特权。紫禁城内乾清门广场东侧景运门之东，还有一处按清制修建的奉先殿，殿内安奉已故皇帝皇后的牌位。凡遇先帝、先后圣诞、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岁除等日，立春、端阳、重阳等节，于奉先殿后殿行礼；每月初一、十五，每年元旦、冬至、万寿节，以及每逢大的庆典之前，都要在前殿举行大祭。凡皇帝秋狩亲射的鹿獐等猎物，必由驿传迅送京城皇宫，首先奉献于奉先殿，告慰先帝先后。
朝阳门外东北方的日坛，原名朝日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太阳神的地方。
阜城门外的月坛，原名夕月坛，是明清皇帝祭祀月神的地方。
前门外天桥西南，与天坛相对的先农坛，又名山川坛，是皇帝祭祀农神的地方。清代定制，每逢仲春亥日，皇帝要来这里亲自扶犁耕地，做做样子，就算是皇帝亲耕了。然后，坐在观耕台上观“庶人终亩”。这就是自西周以来以农为本思想的“耕%田”仪式，相当隆重。
先农坛内墙外东南面的天神坛，又名神坛，是皇帝祭祀风云雷雨的地方。
天神坛西面的地坛是皇帝祀山岳海渎的地方。坛南面有五个青白石龛，其中三个刻山势，以祀五岳、五镇、五山；两个刻水纹，分祀四海四渎。龛下四周凿池，举行祭礼时才放水。坛东面两个石龛，上刻山川，用以祀京畿的名山大川；西面两个石龛，也刻有山川，则是祭天下名山大川的。
封建帝王，贵为天子，虽则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有时却也感到信心不足，力量不够。他们将朝代的倾覆、意外的灾变，归之于天的不悦，地的不灵，祖先的不悯与惩罚，从传统的“天人合一”、地灵人杰、天地人和观念中，认为天、地、自然、祖先都是有意志的，不可得罪。于是他们以隆重的仪式对天地、自然、祖先顶礼膜拜，一方面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彰示天下，便于巩固统治地位。
四门的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