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朱元璋为首的抗元集团在推翻元朝统治后，定都南京（称应天府）。南京地区偎山环江、地富民安，定都于此，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和经济保障。南京为六大古都之一，元末又是抗元斗争的中心，定都也有政治保障。但是当时以元顺帝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残余还在北方活动，并经常南下骚扰明朝边民，北方边疆未靖，而南京又偏于东南，两宋的前车之鉴常令洪武帝不安，因此朱元璋在位时便时有迁都之意。只是在洛阳、西安、北京三城市的取舍上举棋不定。永乐帝夺取皇位后，基于北京、南京二城市的对比，民族矛盾和政治、军事原因，决定迁都北京。
迁都的原因很多。汉人的大一统思想是迁都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人一直是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民族，少数民族居于被统治的地位。在汉人的理想中，国都居中由汉人统治，四周“邦畿千里”由汉人地方政权辅翼，再以外便是周边异族，他们要听从汉人政权的命令，服从汉人的统治，定期缴纳贡赋和朝觐，向汉人政府表明臣服之心。如若不然便是抗礼，轻者使人携书信往谴责之，重者便要兵戎相见。夏、商、周以来各朝代，都以此种政策统治少数民族，并将周边少数民族的臣服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与少数民族争夺统治区域、统治权的斗争是各朝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汉人以老大自居，蔑视各少数民族，称他们为蛮、夷、狄、戎，汉人居住在中原、东南等富庶地区，将少数民族赶到僻地边塞。大汉族主义存在于每个朝代，中国的传统礼仪、政治思想也赋予它理论基础和依据。甚至于每个汉人都看重自己的民族而轻视其他民族。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汉人自身意志为转移，它给新兴的少数民族创造不少机遇，使少数民族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少数民族一经壮大便锐不可当。它生机勃勃，充满战斗力，它不因循旧制，无礼法束约。当它所面对的汉政府处于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时候，它进攻的势头就要受挫，有时可以与汉政府频繁争斗，像汉朝时的匈奴；有时可能重创之下一蹶不振。汉族在与少数民族的斗争中虽说常常取胜，保卫了自己领土和国君地位，但在五代以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蓬勃振兴，而两宋政权却软弱腐败，既没有政治策略，也没有军事势力及坚强信心与它们斗争，一再委曲求全，反向缴纳“岁币”也没有遏制住各族的进攻步伐；最后拱手将整个中国让与蒙古统治者。辽朝、金朝、元朝都将都城定于北京，北京雄踞南北交通门户，南临广大汉族区域，西北、东北屏护着蒙古族和女真族的根据地。在元朝的民族政策高压下，多少汉人愤愤难耐，多少文人激扬文字，多少政治家经略筹划，都是为了赶走蒙古人，夺回北京，雪汉人之耻，报遭蹂躏之仇。
北京关系到明朝大一统的命运，负有汉人大一统思想之重任，明成祖慨然迁都北京之壮举，抒两宋300年来汉人遭压制之激愤，壮汉人之声威，挫蒙古、女真人之锐气，实为大快汉人之心事。汉人的尊严、大一统的思想，由明朝迁都、遏制蒙古族的发展及全国统治的加强重又得以实现。
北京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是迁都的信心保证。北京地理条件优越前面已介绍，它处在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和东北松辽平原之间各条通道的枢纽，三关一口护卫住北京的西北、东北门户，将外族御于国门之外。通往中原的道路和运河水路交通将中原、南方和东北、西北联系起来。在明代，北京作为交通中心和军事重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燕山上的三关一口关系到明代的国运，明代最终的覆亡正是来自山海关的满族敌手。明代能与西北蒙古族、东北满族等少数民族敌对力量相峙、周旋，除用了全国的国力外，北京的交通集中点和险要地势也帮了明朝的大忙。“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孙承泽《天府广记》）的地理位置宜于定都。交通便利和关口险阻增强了永乐帝迁都的信心。
北京地区建都历史悠久，具有迁都的政治基础。都城需要具备许多不同的因素，地理因素诚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只有当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条件相结合时，才能促成明朝迁都北京。燕国都蓟城肇北京建都之端，其后政治中心自西北、中原向东南地区转移，北京以军事重镇孤立于北方。只是在经过辽时南京、金时中都直至元大都，北京才逐渐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共有五个都城，南京析津府设在北京，五京之中，以南京规模最大。辽时南京沿用唐代幽州城址，将城墙重新修筑，在城内西南部分修建了一个小宫城，城内宫殿也多半沿用前朝建筑。辽南京尽管在建筑方面并无突出特色，但在当时整个北方仍然不失为一个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大城市。它的城门、宫殿及街巷、坊市井然有序，城北商业贸易繁荣，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全城人口达30万，其中包括各种民族，除了汉、契丹、奚、渤海等族以外，还有不少的女真族和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所有这些民族互相融合，共同进步，对辽南京的繁荣和发展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金人攻占辽南京后，改为中都。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屡败宋军。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一线为宋、金边界，这样金朝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淮水流域，在华北平原上的统治也就转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金朝统治者将都城迁到燕京，并开始声势浩大的扩建都城工程。中都城没有简单沿用旧日城市，而是参照北宋京都汴梁城的规模，按照一个都城的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扩建。新建的中都，城凡三重，大城中部的前方为皇城，皇城内又有宫城。宫城南门叫应天门，从应天门向南出皇城南面的宣阳门，直达大城南面的丰宜门，贯通五门的是相当于全城中轴线的一条御道，御道上对称安排了一系列规模宏伟的建筑物。中都城内皇宫富丽堂皇，殿堂巍峨。中都东北部改造成为离宫，北部为繁华的商业区。金朝政府在这里设有官吏，征收赋税，管理市场。全城划为若干坊，居民计达22.5万人。人口的民族成分也很复杂，除辽时南京的民族外，还有不少来自西域的回鹘商人定居在这里。金朝政府为将大批粮食运行到中都，满足城市人民的消费，重新疏通了运河，着手治理永定河水的泛滥。金中都既是在北京原始聚落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一座大城市，又是向全国政治中心过渡的关键，同时在城市建筑史上还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蒙古族占领北京时，中都遭到很大破坏，但元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决定在这里建都，称其为大都。元大都在金中都的东北郊外选择新址，重建都城。大都城的平面布局基本上遵循《周礼？考工记》的设计思想，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大都城平面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北面城墙上有两个城门，其余东、西、南三面均启三门。城内主要建筑物的布局，基本上是合乎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设计要求（祖为太庙，社为社稷坛）。当时把琼华岛及其周围的湖泊――太液池作为大都城设计的中心，皇城内的三组宫殿，分列太液池两岸。环绕三组宫殿的四面，加筑了一道城墙（当时叫萧墙）。环绕皇城外面的是大城。在大城的平面设计上，有一条明显的南北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实际上也就是贯穿太液池东岸整个宫城的中心线，从而十分鲜明地突出了宫城的位置。大都城内萧墙以外的居民区，沿着一定的纵横街道划分为50坊。城门内有纵横交错的干道，形成棋盘式格局。城西有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贸易兴旺。元大都城的宫殿十分富丽堂皇，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时期到达中国，他用生动朴实的笔触描述了大都城的壮观和繁华。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行政中心，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许多外国的使节、商人、传教士、科学家、艺术家荟萃于此，这里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传来的天文仪器和历法，有阿拉伯人主持的回回药物院和传来的《回回药方》。国际交流的加强促进了大都的繁荣。国内各少数民族间、汉族与蒙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围绕着大都城展开。蒙古族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加速封建化进程，大都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
辽、金、元三朝几百年对于北京的经营，不仅使北京在城市规模、布局，宫殿建置、规划、水利兴修、疏浚，道路拓宽、完整等方面具有首都的功能，而且在行政、经济、文化交流上符合首都的要求。定都于此，依靠建都久、政治基础雄厚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首都的政治职能。
北京地区的经济潜力和大运河的开通，是迁都的经济基础。北京地区山地与平原相连，土地肥沃、气候适中，周围还有五大水系可以灌溉农田。但由于这一地区自古便是军事重镇，人口稀少；加之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杂处，所以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这里的地面河流经常泛滥，不但威胁城市安全，还冲毁大量良田。由于这里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过于集中，往往造成旱涝灾害，给北京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唐、五代以前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随着辽、金、元三朝在这里的经营，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加强，城市人口增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元大都的手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元朝政府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以满足蒙汉贵族地主的消费享乐。元政府设立了许多机关管理手工业，如大都人匠总管府、诸色人匠总管府、诸司百人匠总管府等。官营手工业经营的范围很广，从军队需要的武器、士兵穿的衣帽到达官贵族的玩物，无所不造。官营手工业规模很大，分工也很细。元朝在官营手工业中实行匠户制度，手工业生产者失去了人身自由，身份如同工奴一样。元朝大都的手工业生产在高压政策下发展很快，成为全国手工业中心。金、元时期北京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世界各地的商队、使团络绎不绝，欧洲、中亚及南洋商人都在大都居留经商，往来贸易。大都市场物品丰富，全国的财物输入川流不息。以大都为中心，东、南、西、北形成一个个经济交流中心。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元政府在大都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推广生产经验。金、元时期十分注重对北京地区河流的整治，重新疏通了运河，整治永定河的泛滥，使水路漕运更为发达。
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发展，使北京作为首都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加之北京是南北交通中心，也是中原农业经济和北方草原经济的接合部，经常直接承担南北贸易和物资交流的重任。这就使得北京虽然不如南方经济发达，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由交通中心跃为经济贸易中心，北京地区的经济潜力发挥出来了，迁都北京具有了经济保证。
明初民族矛盾是迁都北京的急迫原因。北京成为辽、金、元首都是各民族大融合发展的结果。自三国时期起，我国北方便进入了民族融合时期。北京地处汉族与少数民族交界处，民族融合的结果就更明显。在汉族强大时，民族融合以汉族统治，同化少数民族为主；在少数民族强大时，少数民族建都北京，与汉族相抗衡、继而统治汉族便是象征。汉族在经历了蒙古族的高压统治后夺回政权，将蒙古王朝赶出北京，建立明朝。但蒙古族并未灭亡，他们仍然很强大，不甘心失去昔日的势力，在元顺帝的指挥下，经常南下骚扰。明初边境未靖，政权便不稳。为打败蒙古残余势力，维护边境的稳定和统一，朱元璋曾先后派徐达等率兵征战，虽然取得了胜利，设立了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但尚未彻底解决问题。蒙古族利用它们的游牧优势和熟悉地理环境的特点，与明朝军队展开游击战，机动战。明军无奈，只得固守北平城和周围卫所，选择时机出战。明廷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以北京为中心的长城一线，政治中心在应天，而军事中心在北京，中央的军事方略有时不符合当时的军事形势，贻误战机之事也就不可避免。洪武帝当政的几十年中，疲于应付北方的战事，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永乐帝继位后，蒙古族的鞑靼、瓦剌和兀良哈部，经常攻击明朝边地。永乐帝七次亲征蒙古，并于最后一次出征回师途中病死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永乐帝在明初受封燕王，住在北京，对于当时和后来来自北方的威胁十分清楚，一次次亲征的经历使他意识到迁都北京，全力抵御外患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非如此便不能保证江山稳定，迁就退缩只能养痈遗患，为害无穷，重蹈两宋悲剧的覆辙。民族矛盾的严峻促使永乐帝迁都北京。
民族融合使北京成为都城，民族矛盾冲突又围绕着北京展开，使得北京再一次成为民族关系的焦点。民族关系是永乐帝迁都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一直未断。汉族政府为征服少数民族，往往将都城设置到民族冲突的前哨，随时采取武力出击或政治和解的对策，调整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达到减少威胁和征服少数民族、巩固汉族统治的目的。汉对于匈奴、唐对于突厥就是采取设都城于西安的策略，凭借关中天险，与匈奴、突厥作战。都城在这里成为国家安全的屏障。永乐帝迁都北京，就是要利用北京直接面对蒙古族，距离近，可随时出击的便利条件，来征服蒙古族。北京地区的交通条件和地理优势加强了永乐帝迁都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