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竞争与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在政府主导下的竞争与合作，但这种合作真正有突破性的发展，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的载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80～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率先开放，造就了我国最发达的城市群，随后环渤海地区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又为沿海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活力。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东部城市群向深层次发展和内地城市群大规模兴起的新阶段。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城市群的发展中也存在如内地城市群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内地城市群中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在下降、内地和沿海城市群的产业聚集度差距较大、内部无序竞争、城市群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等问题。我国未来区域合作和城市群的发展方向，首先应强化内地大城市圈的实力，这是东西合作的关键，沿海地区应更加注重产业发展的效益，内地城市群应以科技创新为保证，充分发挥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为减少城市间的无序竞争，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都应以产业为主体，构建城市群间的有机联系。为使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和城市群健康发展，应采取如下措施：树立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强化政府的引导，有序推进城市群建设；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发展壮大核心城市；建立城市群内部城市间沟通协调机制；应注意城市群的环境建设。
我国幅员广大，由于资源禀赋和区位的不同，造成了沿海和内地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如何充分发挥沿海和内地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并取得最大的效益，一直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一种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在全国一盘棋的安排下，内地城市，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一阶段，无论是沿海城市还是内地城市的发展，往往都是作为中央政府经济发展中的棋子加以布局，城市间、区域间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合作和相互带动，也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方主体地位的不断提升，各级政府和企业为发展经济，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合作中，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显现，城市间、区域间以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合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演变历程
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开始兴起阶段（1979～1984年）
受改革开放的影响，各级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身份得到了制度的承认，地方政府具有了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1979年国务院提出“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坚持自愿、组织联合”的原则，并于1980年作出《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余缺物资调剂和技术、资金协作为主的区域合作开始兴起。1981年华北地区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经济技术协作会议并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由京、津、冀、晋、内蒙古组成）。之后，上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等相继成立，区域经济合作范围开始扩大。
2.全面铺开阶段（1984～1986年）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区域合作给各合作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区域经济合作全面铺开。1984年9月，原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和国家物资局联合召开了“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和对口支援会议”。同年秋，《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对外要开放，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相互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比较不发达地区，沿海、内地和边疆，城市和农村，以及各行业各企业之间，都要打破封锁，打开门户，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促进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合理流动，发展各种经济技术合作，联合举办各种经济事业，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加速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各级政府推动下，地区、城市与企业之间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内容的合作大量涌现，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到100多个。在此阶段前，我国有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基本上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1985年后，中西部地区也开始建立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986年，全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与网络发展到160多个，在现有的经济区（包括经济协作区、经济技术协作区、经济网络等）中绝大部分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
3.深入发展阶段（1986～1992年）
1986年，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横向经济联合的原则和目标、维护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的自主权、基建计划管理和统计方法、促进物资的横向流通、加强生产与科技的结合、发展资金的横向融通、调整征税办法和保障经济联合组织的合法权益等问题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1991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又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区域合作，以省、区、市为基础，以跨省、区、市的横向联合为补充，发展各具特色、分工合理的经济协作区，提倡经济上发达的沿海省、市与内地较不发达的省、区开展经济联合，巩固、完善和发展区域合作组织和各种经济网络。”在这一阶段，不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机构设置、合作手段与内容等不断得到完善，而且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发展较快。
4.迈向规范化阶段（1992～1998年）
尽管当时的区域合作发展较快，但还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区域冲突，如重复布局、原料大战和市场封锁等问题。为此，国务院曾于1990年底发出《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自觉制止和纠正地区封锁的错误做法”。这一通知对缓解当时较为激烈的地区冲突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未能消除地区冲突的根源。1993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合作有了规范的体制保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以企业为主体、地方政府专业职能部门为指导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5.取得突破阶段（1998年至今）
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合作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广泛推崇，但毕竟区域间的合作，应以地方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不平等的合作，很难持久下去。始于1998年的西部大开发，以及进入新世纪后的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为落后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的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加速了沿海城市群的兴起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尚未有明显的城市群存在，只是东部的上海、北京、天津，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周边其他城市。1978年，上海的GDP就占全国GDP的8.00%，在全国省级单位中为第1位，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百分比更高达11.79%，北京、天津的GDP占全国GDP的百分比也达到3.16%和2.42%，而此时整个广东的GDP在全国所占的百分比仅为5.38%。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认识到，沿海地区具有发展经济的区位、交通、科技、产业、人文等方面的优势，为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应采取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不均衡发展战略。中央首先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并于1980年先后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并在1984年进一步开放沿海大连、天津、上海、湛江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增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59个市县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进一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闽江三角地带，随后又增加了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和乡镇工业顺应改革大潮，同时利用毗邻上海的技术优势，很快实现了全面启动，创造了“苏南模式”等经济奇迹；伴随着苏南模式，长江沿岸城市苏州、无锡、常州以及浙江的绍兴等城市开始加速发展，使长江三角洲初步具备了城市群的雏形。珠江三角洲依靠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位置，发挥其信息优势和侨乡众多的人文优势，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的直接进入，尤其是吸引了港澳台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使“三资”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城乡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广州、深圳、珠海为龙头，包括顺德、东莞、惠州、中山、佛山等城市的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制作、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的珠三角城市群已开始初步显现。
2.20世纪90年代，东南沿海城市群开始走向成熟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加大力度，经济发展还要保持适当速度。他明确提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建立浦东开发区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出的又一重大部署，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中共十四大做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沿岸城市、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飞跃”的重大决策。
为使上海的经济发展有更大的空间，同时带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升级，1992年，上海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都市圈发展的构想，实行强强联合，由上海、浙江和江苏组成长三角都市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在内的长三角经济圈，至2002年，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已被公认为世界六大城市带之一。
20世纪90年代，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指引下，珠江三角洲也掀起了第二次创业大潮。专业镇和产业集群的出现是珠江三角洲城市最具特色的经济现象。在外资和港澳台资的推动下，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并逐步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城市群体系：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惠州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信制造业基地；珠江西岸的珠海、中山、顺德、江门则形成了以家庭耐用与非耐用消费品、五金制品为主的产业带；中部的广州、佛山（包括南海）则是电气机械、钢铁、纺织、建材产业带。
3.21世纪东部城市群的提升以及内地城市群的崛起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区域和谐发展理念的提出，我国城市群的发展进入了东部质量提升和内地城市群大发展的新阶段。
（1）东部城市群的产业升级和重心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我国东部城市群，原有的重心区域发生了显著的转移。从1995年到2004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重心上海和大广州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都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的江苏部分和浙江部分，珠江三角洲的大深圳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则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区域产业重心的转移，主要是由于城市群内区域产业竞争所致。根据有关研究：1990年，在列入比较的制造业25个产业中，上海对浙江具有产业竞争优势的有20个产业，还有3个产业的竞争力和浙江不相上下（竞争力系数差距在±0.5以内）；而浙江只有在饮料和塑料制品两个产业上对上海具有竞争优势。但到2003年，浙江对上海的优势产业已经达到10个，竞争力不相上下的有3个。进一步分析发现，1990年浙江和上海的比较，浙江具有优势或两者不相上下，而到2003年浙江的优势有了明显扩大的产业有3个；1990年浙江的产业竞争力低于上海，而2003年高于上海的产业有7个；1990年浙江的产业竞争力明显低于上海，而2003年两地的产业竞争力差距已经明显缩小乃至达到不相上下的产业有5个；1990～2003年间，在比较产业中，上海的产业竞争力系数的增长速度超过浙江的只有1个；双方产业竞争力增长速度（用产业竞争力系数增长显示）基本持平的有5个；上海的产业竞争力有所削弱，但浙江的产业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高的产业，甚至也在弱化的有3个。一般认为，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非农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重化工业。本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上述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产业转移来维持的。这些产业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在长江三角洲内部的制造中心，已经从上海转移到了，或者正在转移到上海周边的浙江、江苏地区。但这种产业转移，并非完全是上海有关部门和企业的自觉行为，事实上，这是一个互动行为的结果：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江浙地区）之间在微观层面上广泛进行的技术经济合作（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之间），使得上海丧失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优势。
但上海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上海总体竞争力的下降，2007年，上海实现生产总值12001.16亿元，占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的25.7%，而第2位的苏州仅为5700亿元。上海经济总体竞争力的提高，得益于上海第三产业的坚实地位。目前，上海已逐步放弃了在低端制造业方面和周边地区的争夺，而以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突破口，上海未来的定位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这四个中心再加上科研院所、高端制造业的技术优势，使上海成为长三角制造业高地上最突出的现代服务业平台。2007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1.9%，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为2001年以来最高；江苏8城市三产比重为38.2%，提高1.1个百分点；浙江7城市三产比重为40%，提高0.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上海第三产业的竞争力。
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也进入了扩大开放合作的新阶段。2003年6月29日和10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CEPA；2004年6月3日，“9 +2”政府行政首长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定》。至此，港澳地区同内地的经济合作从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整体发展中凸显了出来，并逐渐形成了以粤港澳地区为龙头，带动辐射中国西南各省区市，促进和实现区内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合理共享，拓展经济发展新领域、新途径和新空间，营造互补互利、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新局面。
进入21世纪后，珠三角、长三角已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而环渤海城市群发展仍较缓慢。为带动我国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国家又在2006年开始实施天津滨海新区战略，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深圳，90年代浦东之后带动中国沿海经济发展的第三只引擎。
专栏27—1
天津滨海新区：新时期中国区域发展的新亮点
天津滨海新区是改革创新的产物，改革创新成为新区发展的不竭动力。2006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在改革创新的道路上加速前行，大胆先行先试，综合配套改革进展顺利，在涉外经济体制、金融、土地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
涉外经济体制方面，积极开展国际贸易、航运物流等改革，探索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制度创新。国内面积最大的东疆保税港实现首期4平方公里封关运作，东疆保税港区作为中国发展保税港口物流加工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一，将建成符合国际通行惯例的自由贸易港区。金融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和保监会批复的全国保险改革试验区开始启动。全国第一只大型产业投资基金——总量为200亿元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顺利运营，并进行了多项投资。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摩托罗拉财务公司、渣打银行服务外包中心、滨海农村银行等一批国内外金融总部机构落户新区。土地管理方面，创新集体土地征收和农用地转用方式，开展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大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及土地收益分配的改革。科技创新方面，积极发挥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种子”作用，建立了滨海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大力推进人才体制改革。
坚持自主创新，是滨海新区产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滨海新区按照“园区布局分工明确、科技项目集中建设、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发展思路，把京津冀地区的科教优势与新区产业基础结合起来，把新区对外开放的优势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把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对科技资源的基础性配置结合起来，促进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使滨海新区成为先进技术的承接和扩散地，成为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聚集地，成为高新技术的原创和产业化基地，成为科技人才的创新高地。
目前，滨海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98家，国家及省部级工程中心31家，245个科技项目被列入国家级、省部级重点推进项目，形成了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石油和海洋化工、石油钢管和优质钢材、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群。
2007年，滨海新区全年完成生产总值2364.08亿元，比上年增长20.5%。其中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1694.84亿元，增长17.9%；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662.09亿元，增长28.6%。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GDP比重达到47.1%，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9.3%，是全市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天津滨海新区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资料来源：《天津滨海新区：新时期中国区域发展的新亮点》，搜狐新闻，2008年3月9日。
（2）内地城市群的崛起。内地的中心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般都已形成了比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在注重沿海经济发展的时期，这一优势曾被忽视，在21世纪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合作中，内地的中心城市正作为内地区域增长的主导力量，迅速崛起，以内地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群正在蓬勃兴起。当前，内地城市群的建设，既有国家主导的成渝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皖江城市群，也有由地方主导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正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极。
2007年，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先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即“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改革开放30年来，三个新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相继在中、西部完成布局，表明了政府强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心。全国各城市群包括的城市。
三、区域经济合作和城市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区域内城市带动下的发展，区域间或区域内产生的经济合作，实质上是区域内或区域间城市之间的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速推进，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尽管格局已经形成，但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1.区域经济合作中内地城市群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2006年，东部制造业和采矿业产值之比为33.41：1，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14倍，而同期中部、西部和东北的比值仅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0.50倍、0.41倍和0.42倍。实际上我国的中西部和东北具有强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如中部以武汉为中心的大武汉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以合肥为中心的皖江城市群，西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以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东北的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以长春和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哈大长城市群等不但具有强大的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还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这些地区的研发和制造优势未能充分发挥，是导致中西部和东北制造业在同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竞争中不断丧失市场份额，从而造成采掘工业比重过大的重要原因。
2.内地城市群中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在下降
从1995年到2005年，沿海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都在上升，如珠江三角洲的深圳、东莞，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杭州，山东半岛城市群中的济南、青岛，以及京津冀都市圈中的北京。而中西部的城市群中，中心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都在下降，如皖江城市群的合肥，中原城市群的洛阳，大武汉城市群的武汉，长株潭城市群的长沙、株洲，关中平原城市群的西安，以及成都、重庆等城市，都存在类似现象，这说明，内地城市群中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在下降。
3.内地和沿海城市群的产业聚集度差距较大
由于产业向沿海的集中，特别是制造业向沿海的高度集中，沿海城市群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进一步提升，而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在下降。1995年，东部城市群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为50.17%，而到2005年，这一百分比上升到58.87%；而同期中部、西部和东北城市群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却在下降。沿海与内地城市群的发展，不仅是总量上的差距，质量也存在差距，1995年沿海城市群单位面积的工业产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到2005年，上升到3.22倍；而同期中部、西部城市群的单位面积工业产出，虽然绝对数量也在上升，但上升的速度较慢，2005年仅相当于全国城市群平均水平的0.64倍和0.17倍，较1995年有所下降，特别是西部下降较大。
4.城市群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
城市群的发展，必然要求加快大运量快速通道及港口、机场等人流、物流设施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城市发展基本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领域的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例如，珠三角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建设了5个机场，最近的相距仅几十公里，最远的也仅有100多公里；长三角港口建设也缺乏统筹考虑，环渤海地区的机场、港口资源利用也不协调。基础设施领域的重复建设不仅会带来资源浪费，而且也影响到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发育和完善。
5.内部无序竞争
受我国目前的城市管理体制所限，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在招商引资、外贸出口和产业发展上还存在无序竞争，如在招商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在产业发展上盲目重复建设，导致城市群内部城市间过度或恶性竞争等，这些现象的产生，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群的健康发展。
四、未来我国区域合作和城市群的发展方向
借鉴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区域合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今后我国的区域合作，应是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合作，具体的发展方向为：
1.内地大城市圈的强化，是提升东西合作的关键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快，未来区域间的竞争，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大城市圈的形成和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主导区域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因此，提升区域内城市群的竞争力，是推动我国区域间经济竞争、合作的基础。
当前，内地城市群规模小，竞争力不强，要想使内地城市群有大的发展，必须要摒弃那种以发展资源产业和资源深加工产业的发展思路，充分挖掘自身的科技潜力和产业基础，实现内地城市群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内地的许多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有着发展装备制造业的雄厚基础，如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机床、大型电气设备、军用飞机和发动机的制造业；中原城市群的光电、有色金属深加工产业；大武汉城市群以通信设备和激光产品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以轿车制造为重点的现代制造业、造船产业；皖江城市群中芜湖的家用电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铜陵的有色金属深加工业，安庆的石化产业以及马鞍山的钢铁产业；关中城市群的机电、飞机制造业；成渝城市群的汽车、电子、重型机械制造业等，都在全国的工业体系中占有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新的区域合作中，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提升中西部城市群中心城市的竞争力，是新时期区域合作走向成功的前提，只有中心城市的竞争力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才能有效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高端部分，实现中西部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2.沿海城市群以效益为中心的产业升级
目前，沿海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龙头，据统计，2005年，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的72.57%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所在的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但这四省该行业的产值利润率仅分别为3.24%、3.49%、1.58%和2.39%，如此低的利润率，企业既不可能为地方税收做出较大贡献，也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企业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而核心技术则永远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又比如，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的全国平均产值利润率为5.89%，而沿海的广东、福建、江苏仅为5.19%、4.77%、5.17%。因此，以效益为中心的产业升级，将产业的规模扩大同效益的提升相结合，提升沿海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将是沿海城市群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3.以产业为主体，构建有机联系的城市群体系
任何一个城市群，由于区位、劳动力、资源等条件的相似，在产业的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在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或城市内部，产生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众多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不可避免地产生价格战，从而影响了城市群的健康发展。因此，以产业为核心，将城市群中的城市，作为产业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构建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城市群体系，将是我国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当前，我国沿海的城市群，已出现具有上述特点的城市群体系，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苏南地区，重点发展了以集成电路制造及相关的整机生产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浙北地区，则重点发展了机电一体化、通信、软件等产业。又如珠江三角洲，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地域分工体系：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惠州，被称为“广东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珠江西岸的珠海、中山、顺德、江门则形成了以家庭耐用与非耐用消费品、五金制品为主的产业带，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业基地，并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中部的广州、佛山城区和南海、肇庆是电气机械、钢铁、造船、纺织、建材产业带；近几年来广州市在汽车、软件和石化产业方面发展也十分迅速。
五、促进区域合作和城市群发展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为使我国的区域合作和城市群发展不断走向成熟，应采取以下措施：
1.树立科学发展观
在现行的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对地区发展进行评价主要是GDP增长速度、投资规模和税收情况等，偏重反映经济数量和增长速度的指标。在这种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易忽视本地经济资源的特点，非理性投资于资本集中型，高利税的产业。由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以经济增长为重心的政绩考核机制，要素布局分散化、产业结构趋同化的倾向愈演愈烈，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树立科学发展观，以避免为局部利益而忽视宏观利益的现象产生，推动区域合作的新发展。
2.强化政府的引导，有序推进城市群建设
城市群的发展，应是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心城市和次级城市的作用应有所区别，在城市群不同层次的城市发展中，对中心城市，应注重增强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这一带动能力，既包括城市的生产能力，也应包括城市的服务能力；而对于围绕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则应发挥其比较优势和产业特色，引导小城镇向专业化、集约化发展，做到合理布局，节约资源，从而有序推动城市群的建设。
当前我国的城市群的发展水平不高，城市群内部尚未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强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横向联系，打破城市群内各自分割的局面，有效地配置经济要素，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结构，从而使城市群健康发展。
3.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发展壮大核心城市
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城市群可以具有若干个中心城市，如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杭州、南京等，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而规模较小的城市群，也至少要拥有一个核心城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城市群的特色和竞争力。目前，我国除东部沿海的城市群具有较高水平的竞争力外，中西部的城市群虽然具有了初步的雏形，但其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相对于东部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而言，发展较慢，严重影响了其作为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因此，以科技创新为本，着力建设创新型城市，提高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培育中西部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使之成为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领头羊”，是未来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关键环节。
4.建立城市群内部城市间沟通协调机制
为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和城市间的相互竞争，我国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应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制定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清理不利于城市间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路线，搞好城市间互联互通、共建共享重点项目的协作和衔接，构建发达的通达交通体系，完成城市间协作发展格局，对于我国城市群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5.城市群的发展应注意环境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可避免地诱发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都面临着“三废”排放的增长，同治理速度不协调的问题。同时，经济的发展，对耕地的占用问题同样也十分突出，许多城市面临着发展空间受到制约的严重问题。加快污染物的防治和治理，加快环保设施的建设，严控对土地的占有，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单位产出，是促使我国城市群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