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地区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增长较快的有两类地区，一类是东南沿海新兴工业省区，另一类是少数中西部资源省区；增长相对慢的一类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不发达省区，另一类是进入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中央直辖市。30年来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同时，工业的地域分布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即向东部沿海、向大都市圈、向少数省份和向各类园区集中。但若考虑人口因素，工业分布则呈现相对均衡化的趋势。这种工业总量的集中化和人均产出的相对均衡化，正是宏观政策和区域政策所长期追求的结果。地区工业发展和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地区存在普遍工业化误区，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沿海大都市制造业过度集聚，服务业严重不足；重化工不合理布局，导致大跨度调度资源；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企业迁移趋于频繁。促进地区工业科学发展需要采取的对策建议是：沿海大城市要主动把一般制造业转移出去，推动产业加快升级；要按照主体功能区要求，完善分类指导的工业政策；加强区域合作，尽快推动形成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地区工业发展与其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有较大的相关性。从地域空间上看，工业的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个不同地区的工业所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工业的空间结构或分布状况所发生的变化。本章重点分析近30年来中国地区工业增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工业的集中化趋势与区域协调发展，地区工业发展和布局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地区工业科学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的区域推进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道路的一个形象比喻，一项改革措施先从局部试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开来，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表现在地域空间上，就是改革开放具有区域性推进的显著特征，具体反映在“面、线、点”上。
从“面”上看，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由东至西，由南至北逐步推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广东、福建率先在财税体制、劳动工资分配体制、外汇留成体制等方面改革，相继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90年代初以来，改革开放的重点区域开始由南部向北部转移，首先是以上海浦东新区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而是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的环渤海区域，相继成为全国开发开放的热点地区；2005年和2006年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分别被确定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相继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其政策措施都体现了“以改革为动力、以开放促开发”的核心理念。2007年，国家先后批准西部地区的重庆和成都两市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准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从“线”上看，改革开放政策基本上按照沿海、沿江、沿边推进。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利用沿海出海口的区位优势，开展“两头在外”（原材料来自海外，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大进大出”，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从90年代初开始，以浦东新区为龙头带动长三角进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战略，沿长江流域重点发展除了上海，还有南京、武汉、重庆，以及芜湖、九江、岳阳、宜昌等城市。与此同时，国家对陆地边境地区加大开放力度，除了增加国家一类和二类口岸之外，相继在东北、西北和西南边境地区批准设立了若干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期通过开展与邻国的边境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带动陆地边境区域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从“点”上看，国家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从沿海港口城市到副省级城市、部分中西部省会城市顺次重点推进。最早开放的是沿海14个港口城市；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将大连、宁波、青岛、深圳、厦门等城市升格为副省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为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将部分中西部省会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这些逐步区域推进的改革开放措施，对中国地区工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地区工业发展及其与改革开放的相关性
我们主要从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化程度来考察30年来的变化特点，进而考察这些变化与改革开放（体现在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相关性。
1.地区工业增长速度
首先采用工业增加值指标对1978～2006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的增长状况（总增长和年均增长）进行计算和排序。结果显示，2006年全国各省区加总的工业增加值为102574亿元，是1978年的63.4倍，年平均增长为15.9%；有13个省区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增速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和河南；其余18个省区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增速排在最后5位的依次是重庆、上海、甘肃、北京和辽宁。工业增速最快的广东省与增速最慢的重庆市年均增长相差近10个百分点。
2.地区工业化程度
工业化率是工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反映一定地理单元的工业化程度。1978～2006年全国31个省区的工业化率及其变化。目前全国工业化率平均为44.39%，处于全国水平之上的有12个省区，依次为天津、山东、山西、江苏、黑龙江、河南、浙江、广东、河北、陕西、辽宁和上海，其中前4位的工业化率都在50%以上，这些省区的工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工业化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的省区有19个，其中工业化率最低的三个省区分别为西藏（7.46%）、海南（20.66%）和北京（23.15%），这些省区的工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小，西藏和海南的经济贡献主要来自第一产业，而北京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三产业。
从1978年以来的变化来看，工业化率上升的省区达19个，表明约2/3的省区在改革开放30年里工业化的程度提高了，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江西、河南、浙江三省，均上升了10个以上百分点。工业化率下降的省区有11个，降幅较大的有三种类型。一类是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的中央直辖市，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如北京、上海和天津降幅分别达41.37、31.00和13.21个百分点；另一类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降幅分别为22.58、10.39和8.27个百分点；第三类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如甘肃降幅为15.41个百分点。
在考察地区工业化率时应当注意，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率的变动与经济发展阶段一般呈现出倒“U”型相关性。即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化率很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率也不断升高；当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率逐步回落并趋于稳定。北京工业化率低并不是经济发展滞后的表现，而是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特征，其余几个直辖市的工业化率变化呈现大体相同趋势。由图可见，近30年来北京、上海、天津的工业化率总体上在下降，但最近几年又有所回升，特别是天津上升快，这与其“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的定位得以确立和国家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
3.地区工业发展与改革开放的相关性
一般地，影响地区工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自然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等；一类是人文因素，包括资本、技术、管理体制和政策等。对于中国近30年来地区工业的发展而言，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影响显然是最重要的。因而，这里重点分析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与地区工业发展的相关性。
（1）市场化程度。测度经济市场化程度有很多指标和方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企业在地区工业中的比重大小；再一个是从投资来源看，来自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大小。采用2005年省区人均工业增加值，分别计算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个数所占比重、非国有经济投资所占比重的相关性（截面回归）。
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重与其工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负相关性。国有企业数量少的地区往往人均工业产出较多，如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分别仅占到全省工业企业总数的2%和3%，而两省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则居全国前列，分别排在全国的第3位和第4位。反之，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通常人均工业产出则较低。
同样，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来自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比重大，其人均工业产出也比较大。沿海几个工业大省的非国有投资比重很高，如2005年山东为75%、浙江为74%、广东为71%、江苏为69%，上海和北京也都在70%以上。而人均工业产出很少的西藏、甘肃、贵州，非国有投资比重也最低，分别为16%、39%和42%。
（2）对外开放程度。利用外资和进出口贸易是衡量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主要指标。采用人均工业增加值分别计算与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均进出口总额的相关性；然后，分别考察地区人均工业增加值与外资、进出口的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及其变化。
地区工业发展与利用外资呈现较高的正相关性。人均工业增加值高的省区基本上都是人均实际FDI较多的省区，拟合度较高，如上海、天津、北京三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广东（三省人均实际FDI大致相同，约为120美元，三省人均工业增加值都在1.2万元左右）。而人均工业增加值在5000元左右的中西部省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一般不超过50美元。
与外资相似，显示了地区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也呈现较高相关性。人均外贸额超过2000美元的有6个省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和浙江），其人均工业增加值也正好排在全国前6位。除了居全国第7位的辽宁之外，其余24个省区的人均外贸额低于500美元，其人均工业增加值大多在7000元以下。
通过时间序列观察，地区人均工业增加值与FDI及外贸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波动较大，90年代中期以来均呈现平稳上升态势。从2003年以来，地区人均工业增加值与FDI的Pearson相关系数已在0.9以上，与外贸的Pearson相关系数也接近0.9.这表明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贸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在不断增大。
根据上述分析，近30年来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尤其是近10年，利用外资和扩大进出口贸易对地区工业发展，产生了日益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工业集中化趋势与区域协调发展
1.工业总量的集中化趋势
改革开放前30年，为矫正旧中国遗留的70%工业和交通偏集于沿海一隅的格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了工业均衡布局的政策，大工业向内陆纵深推进，并以此奠定了内地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工业的地域分布又出现了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这就是集中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1）向东部沿海集中。从四大区域板块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份额看，工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程度高且势头强劲。改革初期的1978年，东部沿海的工业份额为48.86%，到2006年提高至59.04%，升幅达10.18个百分点；尤其是在近些年国家相继加大了对中西部和东北政策支持的背景下，东部工业的集聚速度还在加快，1996～2006年工业份额提高了6.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工业份额在波动起伏中略有提高，由1978年的16.75%升至2006年的17.68%，上升0.93个百分点。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工业份额则呈下降态势，其中东北老工业基地下降幅度最大，同期由18.32%降至8.66%，降幅为9.6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16.07%降至14.62%，下降1.45个百分点。
（2）向大都市圈集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是中国最大的工业集聚区，1978～2006年三大都市圈工业占全国份额由40.6%提高至45%。其中长三角工业份额最多，近30年也比较稳定，约在23%上下波动；珠三角工业份额上升幅度最大，由1978年的4.7%升至2006年的12.4%，提高了7.7个百分点，但目前大量加工贸易制造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也面临着产业升级或迁移的压力；京津冀工业份额则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12.9%降至2006年9.2%，减少了3.7个百分点，但近几年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和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的大规模建设，工业增长后劲强劲。
（3）向少数省份集中。工业增加值最大的前5个省区占全国的份额（CR5），由1978年的42.6%提高到47.6%，尤其1996～2006年连续提升约7个百分点；但最大的前8个省区的工业集中度（CR8）基本没有变化。1978年，工业居全国前5位的省区依次为上海、辽宁、江苏、山东和黑龙江，而到2006年则变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河南。
（4）向各类园区集中。从较小的地域单元看，过去城市工业布局散乱，而农村工业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随着各级各类开发区的建立及其配套设施的完善，大量工业企业开始调整布局，到这些开发区或园区落户，专业化分工日趋显著，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凸显。
此外，重化工业向沿海港区集中的现象也很突出，特别是钢铁、石油化工、能源等大型企业，为降低运输成本和获取海外资源的便利，而选择依托大港口建厂。
2.考虑人口因素的工业分布相对均衡化
一般认为，地区间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工业向少数地区集中，将引发地区差距的扩大，所以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然而有趣的是，当我们加入人口因素来考察工业的地区分布变化，却得到了与前述几乎完全不同的图景。
（1）采用考虑人口因素的工业集中指数（C）。集中指数是衡量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程度的尺度，通常以人口的地域分布作为对比的基础。其计算公式为：C=100——（H/P×100）。这里P为总人口，H为工业产值之半数所在省区的人口数。C值越高，表明工业的空间集中程度越大；反之，则说明工业的地理分布越均匀。
中国工业1952～2005年间10个年份的集中指数。由图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主要集中在少数地区，集中指数较高，到改革开放之前，工业布局已基本展开，集中指数有明显下降。1980年以来，工业集中指数在波动中降低，由77.3降为2005年的73.2，表明这一时期，以省区为地理单元的、考虑人口权重的工业分布，总体上趋向均衡化。
（2）采用人均工业增加值测算地区差异的变动，分别计算出平均差、标准差、平均差系数、标准差系数（变异系数）和极差系数。
从平均差系数和变异系数看，中国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地区差距总体上趋于缩小。1978～2005年，平均差系数（平均差与均值之比）由0.8440下降为0.5731，缩小了0.2709；变异系数由1.4845减少为0.7591，缩小了0.7254，期末比期初的数值缩小了近一倍，而且期间没有较多波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平稳。从极差系数（极差值与均值之比）看，数值Ⅰ和数值Ⅱ呈现不同的趋势。1978～2005年，没有剔除直辖市的极差系数Ⅰ一直在扩大，由27.69扩大到337.23，而剔除了直辖市的极差系数Ⅱ反而有所缩小，由3.06缩小为2.28.这些与工业集中指数揭示的趋势基本相吻合。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工业总量的空间分布集中化，而考虑人口因素的工业分布均衡化，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合理的解释应当主要是人口流动的作用。由于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就业人口必然会向这些地方流动。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已经达到1.5亿人，跨省流动劳动力90%来自中西部，82%流向东部地区，而且约有2/3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这样，在不增加或很少增加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工业产出总量的条件下，如果常住人口（在一个地方连续居住半年以上）减少，使得分母变小，同样可以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均工业产出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减分母论”，与“增分子论”路径不同，结果趋同。另外，工业集聚的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常住人口的增加，人均工业产出比按户籍人口计算大大降低，或增长幅度相对减缓，从而也就可能出现东西部地区差距缩小的趋势。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工业的空间集聚是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效应的要求，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各国的经验看，工业在少数地区集聚，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通过促进人口要素流动，以减少地区间人均产出水平的差距。这种工业总量的集中化和人均产出的相对均衡化，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已经得到初步显现；而这种人口和工业的空间变动趋势，也正是宏观政策和区域政策所长期追求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业越集中越好，过度集聚则会产生“拥挤效应”，导致规模效益下降；人口流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并不能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
四、地区工业发展和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各地区存在普遍工业化误区，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
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地方分权，增强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并形成了一种各地区大致相仿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各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发展工业作为地区主导战略，如提出“工业立省（市县区）”、“工业兴省（市县区）”、“工业强省（市县区）”；在此战略下纷纷设立开发区或园区（清理后有的称“工业集中区”），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扩大招商引资，以此作为地区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这种发展模式的经验依据是“无工不富”（另外还有“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工业可以快速增加地区生产总值（GDP），并带来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增长。同时，有不少地方领导将国家实现工业化理解为各地区都要发展工业。这些认识导致很多地区往往不顾自身的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竞相发展那些对GDP和地方财政贡献大的工业项目，出现严重的无序开发现象。
区域无序开发突出表现为在能源短缺地区发展高耗能产业，在水资源严重匮乏地区发展高耗水产业，在环境容量已经不足的地区继续发展高污染产业。华北是我国水资源最短缺的地区之一，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但近年来仍有一些地区大规模建设高耗水的钢铁、氧化铝、水泥、铁合金等重工业项目，造成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大范围地下漏斗，甚至部分区域的地面沉降。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供应十分紧张，但仍有一些地区在招商引资中不惜代价引入高耗能项目。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共同特点是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就很难修复，国家“十一五”规划确定的部分限制开发区域大都属于这个范围，但仍有一些地区过度开采资源，大上工业项目，致使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这些区域的无序开发，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2.沿海大都市制造业过度集聚，服务业严重不足
到目前为止，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集中总体上是适度的，但在少数大城市到了必须抓紧调整的时候，否则将拖曳产业升级的进程。改革开放30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圈的崛起，主要是通过制造业集聚而实现的，外商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利用境外母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建立的声誉延续原有的业务，这使得中国本土的制造业形成了对外商的严重依赖，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大大低于制造业。而沿海大城市承担着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任。现在我国大城市除了北京的服务业比重达到70%以外，绝大多数服务业比重严重偏低，2006年最大的城市上海的服务业比重仅为51%，不仅不能满足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要求，也远远不能适应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需要。因此，沿海大城市不能长期固守工业主导的理念，要主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出去，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
3.重化工不合理布局，导致大跨度调度资源
突出表现在一些加工失重大的重化工项目远离原料产地布局，造成运费增加，运力紧张。比如，很多火力发电厂不是布局在煤炭产地，实行煤电联营，发展坑口电站，而是建在电力负荷中心，使得铁路、港口大量运力集中于运煤，出现严重的不经济现象。即使在提出“西电东送”方针之后，东部地区的火电装机容量仍有很大增长。同时，在一些能源短缺的东南沿海地区新上了许多能耗高的产业，这些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能源紧缺，为解决这些地区能源供应，又不得不建设远距离能源调配工程，资源大跨度区际调动的压力越来越大。此外，相当一部分钢铁企业由于依赖铁矿资源进口，需要调整布局，向沿海港区迁移；西南地区长期缺乏石化工业布局，也需要改变这种非均衡的格局。
4.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企业迁移趋于频繁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从2004年开始，在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和新近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促使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持续升值，提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从2006年开始的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7年实施的加工贸易管制政策和即将实施的“两税合并”政策等，这些都影响到集聚在沿海地区的各类产业集群的生产、经营环境。
这种影响的结果业已不断显现。例如，遍布浙江的“块状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移动痕迹，纷纷向邻近地区转移或者投资，这种传统产业的资本“抱团”流动，启动了“块状经济”的跨省复制。再如，珠三角地区部分制造业呈现不景气，号称“世界鞋都”的东莞则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或外迁。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广东已经有约25%的制鞋企业到越南、印度、缅甸设厂，50%到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省份设厂，另有25%还在观望；另据报道，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决定于2009年前将其设在中国的两家工厂合并为一座，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越南。沿海地区一部分产业在国内迁移，可以为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发展机遇，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将迁移到国外低成本国家，这可能对国内迁出地区的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大量失业增加，应予重视并及早应对。
五、促进地区工业科学发展的近期对策建议
1.沿海大城市要主动把一般制造业转移出去，推动产业加快升级
国际经验显示，一般制造业从大城市中退出是一个必然趋势。大都市区是后工业化的产物，高端服务业密集，体现一国现代化水平。当今世界性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多在80%以上，纽约、伦敦和东京在经历了艰难的产业结构转换之后，最终都从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转换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据最新资料，近年来，跨国投资的重点已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2006年制造业的跨国投资不到全部投资的30%，而服务业占全部跨国投资的61%以上；在对跨国公司的调查中，超过60%的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未来几年研发基地等最佳投资地。
由于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所要求的知识和信息，只有大城市具备发展的条件。要充分发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大城市的科技人才等优势，抓住当前跨国投资的有利机遇，把技术含量低的一般制造业尽快向周边中小城市或内地转移，重点发展金融、贸易、物流、研发、设计、创意、品牌、营销、法律、会计等现代服务业和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形成新的高端服务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集群。这既是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需要，也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机会，更重要的还是中国制造业获得更好发展，并由“制造中心”转向“创造中心”的重要保障。
2.按照主体功能区要求，完善分类指导的工业政策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这就是科学合理、有序适度的国土开发思路，只有按照这种思路才能避免各地盲目无序开发，消除各地追求工业均等化的努力。
各地区必须根据主体功能区划，确定区域产业定位。对于那些属于重点开发的地区，可以优先考虑工业布局，要依托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增强承接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超载人口的能力；对于那些属于优化开发的地区，则要着力于提升工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要通过向重点开发区域转移产业，减轻人口、资源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而对于限制开发的地区必须要慎重布局工业；对于禁止开发的地区则一定不能建设工业项目。通常，承担重要生态涵养功能的地区（如饮用水源地区、国家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区）必须限制或禁止发展工业，这类区域要通过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生态屏障和自然文化保护区域。
此外，在完善工业布局的政策方面还要注意两类地区的发展。一类是沿海港区，要根据港口发展条件，鼓励适合“大进大出”的重化工业在港区建设。目前我国沿海港口为争夺腹地货源，竞争激烈，要通过钢铁、石化、能源等重化工业的布局调整，推动港区产业化。另一类是传统农业区，应允许农牧区适度发展基于农产品原料的加工业。
3.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形成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由于体制的障碍，我国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仍然不是很顺畅，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也缺乏有效机制和法制保障，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地指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因此，要以市场为导向，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和市场分割，引导和支持各类生产要素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流动。特别是鼓励东部地区设立各类区域合作专项资金，建立和完善各类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和行业性组织，引导东部地区一般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积极参与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优势产业发展和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建设。
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还需要有效的政策引导。例如，可以由东西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或商会，共同协商，合作共建中西部产业园区，把东部园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和招商等优势，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和优惠政策等优势结合起来，引导东部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与相互配套的企业，整体迁移到中西部的产业园区。再如，可以借鉴国外对迁到落后地区的企业给予投资补贴的做法，由中央财政建立专项资金，对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企业提供适当补贴，以有效降低其迁移成本。另外，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中西部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使当地劳动力素质适应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要求。
专栏25—1
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发挥优势、落实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认真落实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科技教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抓紧制定后续政策，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
东北地区：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重点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搞好重要行业、企业的重组改造，推动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和采煤沉陷区治理。加快棚户区改造。
中部地区：重点是继续加强粮食主产区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建设，加强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东部地区：重点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上走在前面。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开发开放。
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鼓励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对口援助，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积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做好库区发展和库区移民工作。
资料来源：摘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年3月17日。
专栏25—2
投资“北上西进”、产业转移和区域合作势头强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随着经济的扩张和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近些年投资的空间流向呈现“北上西进”趋势，最近这种势头尤其明显。据最新统计，2006年与2005年相比，东部地区所占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由50.04%降为48.34%，下降1.70个百分点；而同期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由21.73%上升为22.49%，提高0.7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份额由18.85%上升为19.27%，提高0.4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由9.38%上升为9.89%，提高了0.51个百分点。在东部沿海地区，珠三角（粤）和长三角（沪苏浙）两大经济圈的投资份额分别下降了0.90和0.89个百分点，而京津冀经济圈的投资份额则上升了0.22个百分点。
新的一年，投资“北上”的主要热点地区集中在环渤海地区，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和唐山曹妃甸工业区。随着国家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措施逐步到位，以及首钢搬迁新基地的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环渤海地区的钢铁、石化、煤电、装备制造，以及港口和现代物流业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滨海新区以金融创新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试点，都将促使这一区域成为我国新的投资热土，预计未来五年仅滨海新区的投资总额将达到1万亿元。
投资“西进”虽然进展较慢，总量较小，但是今后可能伴随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而呈加快之势，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政策导向，如对土地利用的严格控制，对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严格监管；同时沿海很多地区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地荒”（土地短缺）、“民工荒”（劳动成本上升）、“技工荒”（技术工人不足）等难题。从目前判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类型，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载能及资源型产业，以及一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当然，东部这些产业能否顺利转移还取决于中西部地区投资软硬环境的改善，不能让交易成本吞噬了工资成本低廉所得的红利。
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将有更大的推进，特别是东西部之间除了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资源开发、产业技术和人才合作之外，一种新型的东西部开发区合作模式可能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它不仅可以发挥东部开发区在资金、管理、招商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东部开发区土地紧缺和西部开发区招商难等问题，真正实现互补、互利、共赢。通过健全全国统一市场，完善区域互动机制，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深化分工合作，我国长期行政分割的地区经济格局有望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从而促进经济资源的整合，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资料来源：根据陈耀《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态势》，《中国发展观察》2007（1）内容改编，对部分数据进行了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