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创造的，一九七八年，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一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冒着莫大风险，将土地承包下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是在创造历史，更没想到这些农民同志实际上已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破了题。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体落实的。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签五年。赵安邦作为文山古龙县刘集公社党委书记，参预了大包干的实施过程，深切体会到了一代农民心灵的颤动。钱惠人的父亲三老爹签过合同后，蹲在自家承包的八亩六分地里，一夜没回家，回家后就对钱惠人说：“党的政策好哇，到底把地包给咱了，庄稼人看见亮了！”
钱惠人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民兵训练和治安，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可家里包了八亩六分地后，立马变了个样，公社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亲三老爹泡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气得赵安邦几次在党委会上批小农思想。在赵安邦看来，钱惠人骨子里就是个只注意眼前利益的农民，和那些农民们一样，都把这五年承包期当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致富机遇，似乎这种机遇是天上掉馅饼，一旦抓不住，馅饼就没了。这种心态也不奇怪，当时毕竟还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数。但钱惠人毕竟不是一般农民，到底在自家的八亩六分地上发现了真理，他第一个提出：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是一九八五年发生的事。这年五月，赵安邦由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升任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提名推荐，出任了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钱惠人继任刘集乡党委书记。也正是那一年，土地的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承包即将开始。
就在这节骨眼上，钱惠人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跑到县城招待所，向主管副县长赵安邦做了个汇报，先大谈了一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发生了巨大威力，乡里的农业形势如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继而，试探着提出，“赵县长，这……这地还继续包下去吗？咱……咱们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干脆把地分给农民算了！”
赵安邦大吃一惊，“把土地分给农民？钱胖子，你该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和分给农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连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钱惠人不服气，“怎么就不能想呢？中央说了，现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赵安邦根本听不进去，手直摆，“这和解放思想无关，地委、县委都不会考虑的！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算了，和别人这么四处胡说，小心县委撸了你的乌纱帽！”
如果钱惠人就此被吓回去，如果没有一个多月后县委关于承包年限的争执，没有白天明大胆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许就没有那场分地风波了，新来的省委书记刘焕章也不会注意到他。可那天钱惠人没被吓回去，仍坚持要试着搞“二次土改”。
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赵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既然实践证明地在农民手上年年大丰收，为啥就不能分呢？咱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现在只把地包给农民，农民都不放心，担心政策会变！随着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刘集乡去年和今年虽然都丰收，产量可不如头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爱惜，连我爹都不用农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绝，从去年开始就用盐水浇地了。这么下去不得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结了，变成盐碱地了，咱们又是个农业大国，总得有个长远的打算是不是？”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因此，他便把这情况如实和钱惠人说了：“……惠人，你想想，省里连延长承包期都不同意，怎么能允许分地呢？你不想让我干这副县长了？”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赵安邦火了，“钱胖子，你别说我，说你：你狗东西是不是想当地主了？”
钱惠人的回答不无精彩，“想当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们，是刘集乡的那些农民，他们个个都想当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们一个个去问吧！”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这个记忆应该不会错。那时他只是农业副县长，还不是县委常委，如果开的是县委常委会，他就没有出席的资格了。还有两个细节他也记得很清楚：其一，调任地委副书记没多久的白天明专程赶到县里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大家还一人出了五块钱，集体请白天明吃了顿饭。其二，主持会议的不是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壮夫，刘壮夫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主持会议的是县长于华北。于华北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下来没多久，同志们私下里都再传，说于华北只是下来镀镀金，以后还要回地委当组织部长的。
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风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搞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话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减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搞，怎么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
十一
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委书记，他呢，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事过多年之后，钱惠人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元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个集中法可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地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就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更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贷款，我看完全能启动！”
钱惠人乐了，“赵县长，这么说，试点方案天明书记、地委县委批准了？”
赵安邦怔了一下，数落道：“胖子，你猪脑子啊？问这话！也不想想这是什么事？这是违反政策的，只能悄悄试！你怕丢乌纱帽可以不试，要不怕就闯一下，你狗东西主持搞，我负领导责任，天明书记和地委县委都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钱惠人这才知道，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虽然暗中支持分地试点，却不能公开出面，也就是说，真搞出问题，责任在他，最多赔上个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
要命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面前，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赵安邦严峻的面容，他不是没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然而，作为一个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一个深知农村现状的基层党委书记，这个险他还是决定冒了。天理良心，做出这个决定时，他真没想到日后会成为白天明、赵安邦的什么亲信骨干，会在仕途上得到这两位领导的什么重用，后来那些风言风语均属无稽。
然而，事实证明，在中国有些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有些关是不能胡乱闯的。
刘集乡的卖地方案试行了不到两个月，全乡十几万亩地只卖了一小半，风声便传到了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于华北的耳朵里。于华北极为震惊，一边亲自出面，跑到刘集乡紧急叫停，一边向文山地委书记陈同和汇报，把赵安邦和白天明都给卖了。
陈同和书记开始还不相信，以为于华北谎报军情，要管农业的赵安邦来汇报。
赵安邦去了，汇报说：“陈书记，刘集乡这只是个试点，不行就停下来……”
陈同和火透了，当场拍了桌子，“这种事能试吗？这不但违反目前的土地政策，还是犯法，违犯了宪法！宪法上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刘集乡的那个姓钱的乡党委书记不知道吗？你这个副县长还跟着掺和？是谁在后面支持你们？据说我们地委也有个别领导卷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赵安邦当时就保了白天明，“陈书记，这我可得汇报清楚：卖地试点，和县委、地委任何一个领导都没关系，是刘集乡的同志最先提出来，我同意搞的！”
陈同和根本不相信，当天就发文停了赵安邦的职，并亲自带着调查组下来了。
赵安邦在劫难逃，他钱惠人也大难临头了，地委调查组下来的第三天，陈同和书记出面和他谈了话，还带着两个年轻人做记录。陈同和冲着赵安邦拍桌子，却没冲他拍桌子，态度挺和气，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断地给他递烟，是云烟。那时的云烟叫得挺响。还有个细节，钱惠人也记得很清楚，就是陈同和书记老上厕所，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他老人家最少上了七八趟厕所。后来才知道，陈同和书记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前列腺有毛病，毛病还不小，退休后终于因为前列腺癌去世。钱惠人那时已在宁川做了副市长，听说这一消息后，还托人给陈同和送了个花圈。
地委书记对他态度很好，并不说明就会对这事网开一面，一九八六年不是一九九六年，一九八六年的干部作风，尤其是老干部们的作风是令人敬佩的。地方保护主义没那么盛行，像陈同和这种观念正统的领导还没学会对上应付、对下死保的那一套。分地事件一出，陈同和就以地委的名义及时向省委做了汇报，自己还主动做了检讨，承担了领导责任。接下来，陈同和和文山地委按省委的指示精神查明事实真相，抓住白天明和赵安邦这两个领导不放也在情理之中，绝不存在别的意思。
因此，陈同和在谈话一开始就说：“钱惠人同志啊，我和文山地委决不相信刘集乡分地只是你们乡党委研究决定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讲纪律，要对组织忠诚老实，今天我是代表地委和你谈话，希望你实事求是！请你说清楚，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同志和副县长赵安邦同志在这件事上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
钱惠人心里一片灰暗，觉得反正自己完了，没必要把白天明和赵安邦再搭进去，再说，赵安邦也打过招呼，不能牵涉县委、地委，于是，便说：“陈书记，这事和白书记、赵县长可真没关系，就是我自作主张嘛！第一轮土地承包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是向白书记、赵县长汇报过，但分地的事我提都没敢提，真的！”
陈同和拉下了脸，“你在赵安邦面前也没提过吗？不但提了，还得到了赵安邦的支持，连那个分地试行方案都是赵安邦搞出来的，赵安邦同志自己都承认了！”
钱惠人知道，赵安邦已被停了职，所以，听了这话并不意外，明知保不下赵安邦，却还硬挺着，“陈书记，你这么一说，我倒记起来了：分地的事我好像和赵县长提过一次，当时就挨了赵县长的批评，赵县长说我喝多了，让我想都不要想！哦，对了，对了，我全想起来了：赵县长还骂我小农意识，说我想当地主……”
这场谈话把陈同和气得够呛，据调查组的同志后来告诉钱惠人，陈同和对他有个评价，说他睁着眼睛说瞎话，政治品质恶劣，要开除他的党籍。钱惠人当时也觉得党籍可能保不住了，甚至连公职都保不住，就更不怕了，在嗣后和调查组成员的一次次谈话中，竟然坚持错误立场，继续大谈把承包地分给农民的种种好处。赵安邦得知这一情况后，既感动，又着急，让新婚的老婆刘艳带了句话过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一听就明白了，这才开始转弯子，写起了“深刻检查”。
没想到，搞到后来，党籍还是保住了，省委书记刘焕章亲自做了批示，对他“留党察看，以观后效”。公职也保住了，虽说刘集乡的党委书记不让当了，粥还是给喝的，当年九月，便到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做了喝茶看报的副主任。两位领导也调离了，白天明带着个严重警告处分，离开文山，到宁川做了地委副书记。那时的宁川和文山不好比，文山是北部重镇，宁川是南部不起眼的小市，干部使用上一直比文山低半格。赵安邦则给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安排到文山最穷的白山子县做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当时白山子的工业只有一个编织厂、三家小饭店和十几个乡村合作社。白山子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后来的事，也是在赵安邦手上起来的。
对钱惠人来说，分地风波的最大打击，还不是组织处理，组织上已经够宽大的了，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啊，虽说不用你了，总还给你碗粥喝。最大的打击来自生活方面：谈了好几年，已要谈婚论嫁的未婚妻孙萍萍离他而去了。这倒不怪孙萍萍，得怪孙萍萍在县里当组织部长的爹。人家部长同志高瞻远瞩，有政治眼光啊，和自己的女儿说了，小钱这辈子算是死定了，仕途上根本没希望了，对犯这种政治错误的人，组织上永远不会重用了，当然，这位部长同志后来悔清了肠子……
到计划生育办公室喝茶看报，和于华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场风波让于华北成了最大的赢家，人家于县长政治上坚定啊，成了地委陈同和书记欣赏的干部，后来就一步步上去了，从于县长变成了于副市长，又变成了于市长。未来的于市长对他挺关心，在县委大院见了面，有时会拍拍他的肩头说：“小钱哪，不要发牢骚，不要埋怨组织，还得好好干啊，你还是有希望的！”他脸上笑着，嘴上应着，心里却骂，“日你妈，有你这样的组织，老子还有啥希望？不是你向上打小报告，白书记、赵县长能被处理吗？我一个没结婚的大龄青年能来到这里发避孕药具吗！”
那当儿，钱惠人就看清楚了：所谓组织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他的组织就是白天明、赵安邦，只有跟着这两位领导干，他才会有出路。于是，次年三月，通过赵安邦的协调，他调到了白山子县的工业办公室，又追随赵安邦振兴乡镇企业去了……
